2.幕末教育中的「近代」因素

  在幕府末期，日本教育具有封建性主體特徵的同時，也孕育了如下幾方面的「近代」因素。

  第一，開始了中央統一教育行政的發端。幕府末期，幕府或各藩大多將文教改革作為整個幕政或藩政改革的一部分，也專門進行過一次學制改革，史稱「文久學制改革」。此次改革的策劃者是當時的幕府老中久世廣周和安藤信正。1862（文久2）年11月，幕府新設學問所奉行，任命田中藩主本多正訥和高鍋藩主秋月種殷之弟秋月種樹為負責人，作為幕府文教行政的最高責任人，從而打破了世襲的林家大學頭為幕府教育最高責任者的傳統。1863（文久3）年，幕府計劃在全國設數十所小學，為此首先任命了19名教育官員，其中包括學問所奉行、大學頭及數十名幕府直轄學校的教師。[32]雖然此次改革於1864年中止而未付諸實施，但它顯示了中央政府實行統一教育行政的開端。

  第二，出現了超越世襲身份制的傾向。幕府末期，町人階層的崛起以及武士階級的日益貧困，使原有的四民等級制度開始有所鬆動。教育領域也出現了超越身份制的傾向，有的藩校開始允許一般庶民進入藩校就讀，據統計，在幕末調查的234所藩校中，有120所允許平民入學。[33]

  此外，教育領域也出現了拋開世襲身份等級制度、實施能力主義的教學評價方式。例如，緒方洪庵在大阪開設的蘭學塾（始設於1838年），便每月給學生判定一個成績，根據成績排座次，連續三個月都坐在主席位置的便可晉升一級；學生在塾內的住宿起居也根據座席次序而定。上述招生對象的非階層化、教學方式的非身份化，都突破了封建教育嚴格的階級制度，體現出一種教育機會均等、能力本位的近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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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科學性的教育內容有所增加。幕府末期，統治階級的教育機構中西方科學課程的比重增大。幕府直轄學校之一的「開成所」[34]，聘請當時一流的洋學家西周、加藤弘之等人任教，最初講讀蘭學書籍，1860年至1862年相繼開設英學、法學、德學、化學、器械、繪畫、數學等科目， 1864年增設荷蘭學、俄羅斯學、天文學、地理學、數學、物產學等；其他幕府直轄學校如「醫學所」[35]「陸軍所」「海軍傳習所」「英語傳習所」（1858年）、「語學所」（1863年）等也分別傳授相應的西方實用科學知識。據統計，在21所幕府直轄學校中，有半數教授洋學[36]。藩校也新增了醫學、算術、洋學、天文學等課程。幕末時期有70餘所藩校設置了語言學、醫學、兵學等西洋學科，有的藩專門設立軍事藩校、洋學藩校、醫學藩校等。[37]據統計，1868年日本全國有藩校240所，教學科目中設有「數學」者141所，有「洋學」者77所，有「醫學」者68所，有「天文學」者5所。理科課程所占比重，1800年占15%左右，1853年增至35%。[38]幕末時期，更有為數不少的專門講授洋學知識內容的私塾。可見，幕末時期的日本教育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近代實用性和科學性內容。

  第四，出現班級授課制的雛形。幕末時期，昌平坂學問所由於放寬和降低了招生對象的入學年齡（由14、15歲降到8歲），學生人數增加，因此在組織形式和授課方式上有所改變，也採取了編班和共同授課的教學方式。藩校授課已不僅局限於學生聽講解，而是要評定學生的學業進步程度，並據此劃分等級，並為各個等級制定了課程表。私塾也根據其學生人數的增加、水平的不同而開始出現編班授課的現象。例如，緒方洪庵在大阪的蘭學塾在對學生進行能力評價後，便將學生根據其能力分成1—9等及等外10級，初學者編在等外班，由高一級的學生教授語法及文章的寫作基礎，然後參加「會讀」蘭學書籍。這種授課方式體現了近代教育的計劃性、組織性。

  幕末教育中的上述近代因素，孕育為日後近代教育體制的種子，「新教育制度的輪廓在傳統中業已逐漸形成」[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