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主導」的民間貿易模式

  1971年，尚未建交的中日貿易總額已達9億美元，[1]甚至超過了早已建交的日蘇貿易額8.2億美元。[2]這種非建交貿易發展既與日本推行的「官主導」民間貿易模式戰略密切相關，同時也離不開中國政府的重要作用。

  1951年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使日本恢復了國家主權。但限於日美特殊關係，日本並沒有完全的外交自主權。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仍然將如何與新中國開展關係的所謂「中國問題」作為外交重大課題。日本對新中國採取了「承認事實」的基本立場：「日本政府坦率地承認與日本有著悠久歷史關係，且擁有8億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存在的事實。」[3]在實際操作中，它確立了三項基本原則：促進中日民間交流、互不干涉內政、相互尊重。對華戰略形成了「官主導」民間貿易模式為核心。

  50年代，日本國內形成了為經濟復興而有必要恢復中日貿易的共識。[4]1952年6月，日中貿易促進會的帆足計等國會議員，繞道蘇聯訪問中國，與中國簽署了《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於是，美國「遏制」中國的高牆被打開了一個缺口。[5]此後，雙方先後共簽署了四次民間貿易協定。然而，1958年5月爆發的「長崎國旗事件」[6]卻一度中斷了中日之間的經貿關係。此後，中國對日政策採取了所謂「斷而不絕」的外交方針。[7]在1959年日本社會黨淺沼稻次郎訪華之際，中方明確提出政經不分的「政治三原則」，要求日方「保證不再發表敵視中國的言論、不參與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不阻撓兩國民間正常關係的發展」。

  1960年7月，強調以發展經濟為綱的池田勇人內閣成立後，日本外交政策也為之一變，提出要「發展不同社會體制和政治信條的共產圈國家的友好關係」，特別是要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8]1962年10月，中日之間簽署了《關於發展中日兩國民間貿易的備忘錄》，中日進入了以雙方簽字人命名的廖（廖承志）高（高碕達之助）貿易體制時代。這種由雙方官方共同推動的「民間貿易」模式，一直延續到中日正式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