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東南亞為「夾縫外交」突破口

  二戰戰敗，曾讓日本失去了外交權。當時，美國為摧毀日本軍國主義根源而對其實施嚴厲改革。但得益於杜魯門主義和冷戰格局的迅速形成，美國對日政策很快發生逆轉，日本被其視為遠東地區抵抗共產主義的橋頭堡。1951年美國糾集52個國家組織了對日媾和會議，簽署了《對日和平條約》（即《舊金山和約》）。這份和約因美國袒護而使日本的戰爭責任大打折扣，這引發了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的強烈不滿。1952年《舊金山條約》和《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同時生效，以日美同盟為核心，日本得以重返國際社會。它相繼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等國際組織，並於1956年成為聯合國成員。

  借力美國，在「夾縫中」開展獨立外交，這是戰後初期日本的外交現實。於是，它把東南亞作為外交突破口，這是因為該地區不僅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廣闊的市場，其地理位置也至關重要，是連接中東石油與東亞的重要國際通道。二戰時期，日本就曾遭受美歐物資封鎖而急於「南下」侵占東南亞。戰後，以「輕武裝、重經濟」為國家發展路線的日本，同樣面臨著資源、能源以及市場問題，而解決方式又僅有外交手段。

  在精心「梳洗打扮」之後，日本把自己塑造為「亞洲一員」，這也是戰後日本外交三原則內容之一。在1957年日本發表的戰後第一本《外交藍皮書》中，正式提出外交三原則：即以聯合國為中心、與自由主義各國協調以及堅持做亞洲一員。「亞洲一員」顯然是為了獲得亞洲各國的共鳴與信賴，以日本與亞洲國家之間的「地理、人員、歷史、文化、心理以及精神之間的紐帶」，來強調其亞洲地位。這樣，既可以消除其侵略者的負面形象，還可能藉助日美同盟和迅速發展的國家經濟實力而成為亞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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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橋理論也是這一時期提出的。剛剛從戰爭廢墟中站起來的日本，必須依靠美國力量才能實現外交突破。在第二本《外交藍皮書》中，日本提出要作為東南亞各國的「友好國家」，攜手美國一起實現亞洲的和平與繁榮，它勾勒出一幅日、美、（東南）亞「大三角」合作構想——由日本來協調美國和東南亞，因為前者拘泥於意識形態和冷戰思維，後者則處於反殖民主義思潮之下，這樣就能把美國資金、日本技術以及東南亞豐富資源有機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