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態度曖昧導致政策無力

  面對如此嚴峻的社會問題，歷屆日本政府卻採取了較為曖昧的應對態度，這也決定其政策方針既未能直指「兒童貧困化」的病灶，更沒有直面社會貧富分化這一真正病因。1995年開始，日本政府開始把「少子老齡化」作為政策重心，千方百計從各個方面和角度鼓勵和激勵國民增加生育，2003年還設置了專門負責少子化對策的國務大臣。但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政策顯然難以成效，不僅兒童貧困率不斷攀升——從1992年5%一路上揚到如今的16.3%，其政策矛頭的綜合生育率也不升反降，2005年出現了1.26的最低值。

  從財政投入來看，日本也明顯低於其他發達國家。首先，日本的「家庭相關社會支出」長期低於GDP的1%。該指標作為國家對家庭育兒支持扶助力度的關鍵指標，內容包括對有孩子家庭的實物發放或現金配發，如生育補貼或育兒補貼等。2003年日本家庭社會支出的GDP占比僅為0.75%，遠遠低於北歐及英法等國，如瑞典是3.54%。另外，一些國家還採取減稅等間接方式支持家庭育兒，如美國最典型。再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國家的教育支出，日本教育支出的GDP占比一直在3%左右，這也遠遠遜色於北歐各國的5%—7%。

  在專項育兒支持政策方面，日本政府雖也先後推出各項措施，但由於政策目標不是消除兒童貧困，而是解決少子化問題，甚至有時是為了刺激經濟，因此政策效力大打折扣，有些政策甚至產生負作用。例如1972年日本就設立兒童補貼制度，但在1975年提高至每月5000日元之後到2006年就再也沒有調整，其作用顯然逐步「杯水車薪」。另外，其補貼對象雖然不斷擴大——1988年從第三個孩子擴大到第二個孩子、1994年覆蓋到所有孩子，但支持年齡卻從18歲降至3歲（2000年後才逐步擴大到12歲），演化為人人共享非常微薄的育兒補助。至此，其扶貧救弱的效果也就消失殆盡。日本還有一項專門針對困難家庭的兒童撫養津貼制度，但2002年的改革，將享受標準從家庭年收205萬日元大幅調低至130萬日元，津貼額度也差異化甚至減半，此次改革令該制度形同虛設。此外，日本還設有一些教育支援措施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由於部門林立、手續繁瑣以及覆蓋率低等原因，也未能發揮多大作用。

  今天，安倍內閣提出了響亮的「一億總活躍」口號。姑且不論短短十年間能否將出生率從當前1.4拉升至1.8，僅就其以區區2000億日元、GDP占比0.04%的財政預算投入來徹底解決「待機兒童」（不能入幼兒園兒童）和「介護離職率」（因看護老人而被迫辭職），就已被受市場質疑，據統計當前日本待機兒童數量在6萬以上，介護離職率也高達10萬人規模。事實上，日本早已陷入不能再靠財政投入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困境，因為超過GDP250%的沉重政府債務已令整個社會忐忑不安。改革顯然是阻止和彌合社會分裂趨勢的唯一途徑，但選票第一的日本政治精英們又很難揮刀指向利益集團。因此，今後日本兒童問題恐怕將繼續惡化。

  （本章內容主要選自四篇論文，分別刊載在《董事會》2017年1期《日本中小企業接班人之困》；《世界知識》2017年17期《技能實習生制度：日本非熟練勞動力的蓄水池》；《董事會》2015年9期《東芝治理失敗起底》；《世界知識》2016年10期《日本虐童案迅速增多所折射的社會問題》）

  注釋

  [1]本文刊載在《世界知識》2016年10期《日本虐童案迅速增多所折射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