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貧富分化是深層主因

  該如何解釋虐童現象的上述悖論呢？在日本，有一種非常流行說的法——所謂「寬鬆世代」（ゆとり世代）已為人父母，這些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生在「寬鬆教育」模式下的一代人，早已喪失了日本人勤勞肯干、任勞任怨的傳統。進入21世紀之後，還有人用「草食一族」來形容更年輕一代日本人，認為他們缺少積極進取的精神。

  很顯然，若簡單地以「新生代」育兒來解釋虐童現象驟增顯得過於牽強，作為深刻而複雜的社會問題，該問題必須深入考察日本社會，從深層原因來解釋這種現象。

  戰後以來，日本社會發生了諸多深刻變革，其中一個突出特徵就是女性再就業問題。二戰之後，日本形成了婚後男性繼續工作、女性則告別社會步入家庭成為專業主婦，這種傳統非常有利於家庭培育兒童。但是，泡沫經濟崩之後，為了貼補家計，很多家庭婦女再次回歸社會、再就業已經非常普遍。2014年日本的女性就業率上升至64%，其中，25—54歲女性就業率更是超過70%。

  非正式員工的出現與大幅增長，是日本社會變化的又一個顯著特徵。曾幾何時，終身僱傭製成為戰後日本就業模式代表性特徵。20世紀70年代，經合組織（OECD）甚至把它歸結為日本經濟快速增長的三大主因之首。然而，世事滄海桑田，在泡沫經濟崩潰之後，這一最優越的制度卻在日本成為千夫所指的存在。1995年日經連（日本經營者聯盟）提出了《新時代「日本式經營」》，大張旗鼓地改造傳統就業模式。於是，就誕生了一系列新的名詞，派遣員工、合同工、小時工等，他們都被納入了所謂「非正式員工」陣營。2016年日本非正式員工數量已達1989萬人，在全部5356萬就業大軍中，其占比超過37%。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非正式員工的三分之二是女性，人數高達1347萬。

  非正式員工數量大增成為日本社會貧富分化的重要原因。厚生勞動省最新公布的《工資基本結構統計調查》顯示，2015年正式員工平均工資321.1萬日元，而非正式員工僅為205.1萬日元，差距高達36%。另據日本國稅廳的《民間收入與實際統計》顯示，二者差距更大，前者為473萬日元，後者僅為168萬日元，差距高達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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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的日本等發達國家，國際勞工組織（ILO）曾發出嚴厲警告，它在2016年《世界就業與社會展望》中曾指出，非正規就業不斷擴大正在加劇社會貧富分化，到2012年，日本相對貧困人口已突破五分之一。

  貧富分化加劇瓦解了日本社會長期穩定的基石——富裕而龐大的中產階級。1968年日本就躋身國民生產總值世界第二，1970年其總人口也突破1億大關，當時有九成國民認為自己處於社會的「中流地位」，這就是所謂「一億總中流」。20世紀90年代開始，貧富分化把日本逐步推向另一個方向——「格差社會」。厚生勞動省2005年《收入再分配調查》顯示，其一次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首次突破0.5。2006年日本國家電視台播出了紀實片《貧困一族》，與此同時，北九州市接連發生了享受低保者餓死或自殺等事件。

  這種社會貧富分化迅速波及育兒及兒童成長。根據OECD2006年所披露的調查數據，日本兒童貧困率早已突破14%，高於該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平，特別是其單親母親家庭的兒童貧困狀況最為糟糕。日本自己的統計數字也證明了這一點，單親母親家庭的兒童貧困率高達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