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日本製造業的根基其實已發生巨變

  其實，造成日本製造業醜聞不斷發生還有共性和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過去曾支撐日本製造業不斷改善、走向強盛的產業和社會環境以及社會基礎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其一，泡沫經濟崩潰之後，20世紀60、70年代曾在日本蓬勃興起的企業家精神也跟著走向衰退，如今，像松下幸之助、豐田喜一郎、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等領軍創業人物，可以說已經非常鮮見。而日本製造業自泡沫崩潰開始，也在整體趨勢上從過去那種進攻型轉向防守型態勢，這正如日本家電行業一度出現集體性敗退的景象。

  其二，傳統生產方式也在向新生產方式轉型。曾領先世界的日本生產方式，自20世紀90年代也走向衰落——曾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歸納為日本製造模式競爭力源泉的「精益生產方式」（TPS），遭遇到全球模塊化浪潮的猛烈衝擊。德國大眾推出了平台化新戰略、美國蘋果公司建構起全球產業鏈，這些新商業模式均對日本製造形成重壓，曾號稱擁有「磨合型」優勢的日本製造業，一度陷入了模式發展困境。如手機行業出現所謂「孤島化」趨勢，很快就幾乎全軍覆沒；曾占全球半壁江山的半導體產業，也出現競爭力大幅衰退的趨勢；即便是最後一塊「高地」的汽車產業，豐田、日產、本田等巨頭也紛紛被迫實施戰略轉型，它們逐步放棄了過去具有封閉性特徵的垂直一體化生產體制，開始走向平台化戰略。正如豐田汽車新近才推出的TNGA平台，其模塊化轉型比大眾汽車整整遲到了20年。

  其三，近年來日本基礎研究水平也出現下滑趨勢，理工科學生也呈現減少之勢，各種專業人才開始轉向短缺。而且，大學和企業也似乎不再熱衷於基礎科學，而是更看重短期效果，甚至也出現了「小保方」造假事件，於是，基礎科學研究呈現了整體滑坡的趨勢。日本諾貝爾獲得者大隅良典發出了如此擔心，今後「日本人可能不會再得諾貝爾獎」。這是日本科學基礎研究發展現狀的真實寫照。

  最後，日本製造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轉型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它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近年來日本企業也更加強調股東利益，越加類似於歐美企業模式。過去，企業經營層更重視長期經營，為此會不斷強調質量管理。但如今，過去那種非常普及的、一點一滴式的質量改善活動（QC）已經難覓其蹤。企業高管更加關注各種財務報表，千方百計地追求利潤上升。這正如小松公司原會長坂根正弘所指出的，「質量問題已很難再提交董事會層面討論」，而是更多的「放權給基層處理」。

  其次，企業用工體制發生巨變，從根本上瓦解了質量改善的基礎動力。1995年，日本大企業聯合會經團聯提出了「新日本式經營」。這之後，曾被OECD盛讚的「日本三大經營神器」——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制和企業內工會已經黯淡無光。非正式員工的隊伍日漸龐大，如今已逼近全部就業人口的40%左右。作為派遣員工，他們很難再對企業形成強烈的歸屬感，對企業技術進步、產品質量等已經毫無興趣可言。即便是那些正式員工，也因企業經營業績下滑或經營模式轉型而面臨更大的被解僱風險，其參與企業質量管理活動的熱情大為減退。此外，被稱作「團塊」一代的原有熟練技術人員也已大量退休。因此，從「人的因素」來看，日本企業質量水平滑坡也是必然的。

  再次，全球化經營的深化也帶來了日本管理者走向趨同世界的特徵，而且，部分超大企業還形成了經營者傲慢態度。以神戶制鋼所為例，早在1999年該公司就曝出向特殊股東輸送利益的醜聞，2003年又被曝工廠排放污染問題、2006年工廠排水土壤污染問題等，但該公司歷任高層並沒有引以為戒，強化企業風險危機管理，而是不斷採取隱瞞掩蓋手段，沒有把社會責任和監督置於應有高度。無獨有偶，幾乎與神鋼同時曝光車檢醜聞的日產汽車，最初記者會上西川廣人社長甚至沒有表現出「謝罪」態度。《日本經濟新聞》甚至還披露出，「日產遭曝光後仍由無資格人員進行車檢」。

  今天，人類社會已經步入物聯網、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技術革命的新時代，一場更深刻的生產方式革命以及新的商業模式正在呼之欲出，繼續躺在過去的光環之下顯然已經難以適應時代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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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內容刊載在《現代日本經濟》2018年第4期《日本製造業新特徵及其轉型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