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亞洲主義與太平洋主義的源流

  亞洲主義的思想最初是由日本人提出的。原本的亞洲主義是主張排除歐美列強的威脅，亞洲各國聯合抵抗殖民侵略。在明治中期以前，曾經以「興亞會」為代表，其主張被稱為興亞論。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伴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無論日本政府還是新聞媒體，視對中國和朝鮮的侵略為正當行為的對外強硬論逐漸占據主流，亞洲主義思想的內涵開始發生轉變。後來，在日俄戰爭勝利的刺激下，亞洲主義逐漸演化為以日本為盟主的亞洲新秩序構想。[16]作為昭和研究會的「東亞協同體論」的政策化，「大亞洲主義」「亞洲門羅主義」「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等觀點紛紛登場。他們宣傳「取代列強的日本亞洲霸權就是亞洲的解放」，主張日本侵略亞洲大陸和對亞洲的統治正當化。應該說，後期的亞洲主義具有一定的美化侵略性和欺騙性。1945年，隨著日本的戰敗，通過武力形式推行的亞洲主義宣告失敗。

  戰後，伴隨著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日本試圖打開東南亞市場。在以日美關係為基軸的外交戰略下，日本為謀求美國在亞洲的發言人和美亞之間聯絡橋的地位，積極推動東亞戰略[17]。但是，曾經飽受日本殖民侵略的東南亞各國，對於類似於「大亞洲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等區域主義的呼籲，保持了高度警覺。1977年8月，福田赳夫首相訪問東南亞，並在馬尼拉發表東南亞外交三原則，即「不做軍事大國，為世界和平和繁榮做貢獻；構築心連心的信賴關係；在平等基礎上促進東南亞各國的和平和繁榮」，以此為契機，在日本誕生了具有和平主義色彩的新亞洲主義——福田主義。福田認為，日本和東南亞各國的關係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基於物質上的相互利益，同為亞洲的一員，彼此之間從內心深處具有互相幫助、互相支持的心理，因此能夠創造出物質的、經濟的關係。福田主義在不否定冷戰格局下美蘇對立的國際政治版圖的前提條件下，以強化與東南亞各國的「互惠互助關係」為目的，是日本謀求獨立外交的嘗試。福田主義熱情洋溢的「心靈之間的溝通」演說受到東南亞各國的高度評價，並給予了積極響應。但是，對於生存在東西冷戰夾縫中的東南亞國家和以日美同盟為外交基軸的日本來說，其區域主義路線很難取得真正實質性進展。

  如果說福田主義是日本試圖通過脫離美國、接近亞洲，實現新亞洲主義的獨立外交的開始，那麼大平正芳提出的「環太平洋合作構想」則開啟了日本亞洲太平洋主義的大門。與福田重視亞洲的外交政策相比較，大平正芳則高度倡導亞洲、澳洲、美洲等環太平洋國家的經濟合作和綜合安全保障構想。

  1967、1968年，在小島清教授的倡議下，日本、澳洲、紐西蘭、美國、加拿大五國的大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分別召開了太平洋經濟委員會（PBEC）和太平洋貿易開發會議（PAFTAD），從而發出了環太平洋地區多國合作的先聲。此後，對太平洋合作的關心逐漸擴展至外交官、國際關係學者和新聞媒體。1978年，為了進一步發揮日本「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作用，大平正芳正式提出了「環太平洋合作構想」。響應此倡議，1980年9月，日本、澳洲、紐西蘭、美國、加拿大、韓國及東協五國在坎培拉召開了由工商業者、政府官員和學者共同參加的第一次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ECC）。1986年，中國、台灣、香港加入會議。[18]PBEC和PAFTAD成員構成了PECC的基礎成員[19]。1992年以後，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改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中曾根康弘的「政治總決算」和建立「國際國家」的戰略思想指導下，日本積極謀求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發揮領導作用。隨著歐洲和北美地區市場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加強經濟合作的呼聲也日益高漲。1989年，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倡議召開亞洲太平洋合作會議，得到日本的積極響應。11月5日，由12國政府正式參加的亞洲太平洋合作會議在坎培拉舉行，由此確立了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政府間合作機制。1993年以後，會議改稱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APEC主要討論與全球及區域經濟有關的議題，如促進全球多邊貿易體制，實施亞太地區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動金融穩定和改革，開展經濟技術合作和能力建設等。但是，APEC採取自主自願、協商一致的合作方式，所作決定須經各成員一致同意。會議最後文件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各成員在政治上和道義上有責任盡力予以實施。

  如上所述，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前，在東協以外的東亞地區，基於亞洲主義或太平洋主義理念的區域合作潮流雖然有所涌動，但是一直沒有形成實質性的區域主義的組織框架。1997年，以亞洲金融危機為契機，10+1、10+3、中日韓三國、東亞峰會等組織模式逐漸形成並不斷發展，從而構成了事實上的區域主義發展。但是，這些區域主義活動逐漸被分為亞洲主義和太平洋主義兩個潮流。東協各國、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雖然參加了各種形式的會議和論壇，但是，各國之間圍繞東亞共同體構想和未來的區域主義發展方向等問題，卻一直未能形成基本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