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搖擺中的日本外交政策

  圍繞東亞地區的區域合作模式問題，雖然各國已經進行了許多研究，但實質上的進展則是在1997年以後。面對東亞地區日趨加強的區域主義潮流，日本各界反應不一。積極推動和參與者有之，感到威脅和敵視者有之，冷戰思維和消極對待者有之。日本政府則一直處於左右搖擺之中。

  10+1和10+3的東亞區域合作模式，始於橋本龍太郎提出「橋本主義」外交政策[6]。1997年1月，橋本訪問東南亞時，提議日本與ASEAN舉行定期首腦會談。與此同時，橋本主張實行首腦對話組織化、加強多樣化文化合作、加強在解決全球規模課題上的協作。橋本主義體現了日本試圖與東協國家進一步加強聯繫的政策傾向。小淵內閣和森喜朗內閣時期，繼續執行橋本主義的外交路線，積極推進日本與東協國家的經濟合作。1999年的10+3首腦會議發表「共同宣言」，充分肯定了10+3的合作模式。以此為基礎，自2000年開始，東協和中日韓三國合作體制大力推動了以「清邁倡議」為首的貿易、教育、環境、觀光、能源、安全等廣泛的區域合作。

  

  在日本，明確提出推進東亞共同體構想的是小泉純一郎。2002年1月，痛感於日本在東亞區域合作中的行動遲緩，小泉在新加坡發表《東亞中的日本和東協——尋找誠實的夥伴關係》的演說，宣布與東協一起構建「共同前進的共同體」。小泉主張，「日本、中國和韓國的合作深化將成為構建共同體的巨大推動力量」[7]。2003年12月，日本與東協的特別首腦會議共同發表「東京宣言」，強調「10+3模式是促進東亞地區合作和區域經濟統合網絡的重要路徑，在尊重普遍規則和原則的同時，努力構建外向型的、充滿豐富創造性和活力、相互理解及具有理解亞洲傳統和價值的共同精神的東亞共同體」[8]。這是在多國外交文件中首次使用「東亞共同體」一詞。

  然而，小泉在聲稱最大限度利用10+3機制的同時，卻又強調為了確保地域繁榮和穩定，應該進一步推進更廣範圍的區域合作，主張在10+3的基礎上增加澳大利亞、紐西蘭為東亞區域合作的主體。2005年12月，由東協、日中韓、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十六國家參加的首屆東亞峰會雖然並沒有結束10+1、10+3的合作模式，但事實上沖淡了日益形成中的東亞共同體共識，客觀上阻斷了東亞共同體構想之路。正如小泉在高呼「徹底粉碎自民黨」的口號中奪取了自民黨總裁一樣，在外交政策方面，小泉在高調構建「共同前進的共同體」的宣言聲中，摧毀了已經事實上取得進展的東亞共同體。

  安倍、麻生內閣期間，日本政府在努力修復由於參拜靖國神社而日趨惡化的中韓日關係的同時，2006年，安倍提出了促進亞洲經濟成長的「亞洲門戶構想」，主張進一步加強與亞洲各國的合作。日本政府強調以開放性地域主義、10+3為基礎，通過機能性合作，努力加強與印度、澳洲、紐西蘭、美國等的合作。2006年11月，麻生外相提出了「創建『自由和繁榮之弧』——拓展日本外交地平線」的外交指針，主張在強化日美同盟、強化與中國、韓國、俄羅斯等近鄰國家關係等的基礎之上，提倡重視民主主義、自由、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普遍價值的「價值外交」。日本試圖與亞歐大陸外圍的新興民主主義國家展開連接外交，共同構築一條「自由與繁榮之弧」[9]，其本意在於進一步牽制日益發展的中國[10]。

  與安倍和麻生外交不同，2008年5月22日，福田康夫首相發表《太平洋成為『內海』之日——共同走向未來亞洲的五項承諾》的演說，提出了「新福田主義」。福田認為，未來的亞洲將以太平洋為內海來構築各國之間網絡關係。生活在亞洲太平洋圈的各國人民應該加強心與心之間的溝通，共同創造信賴關係[11]。太平洋內海論的關鍵是開放，即面向多樣化的亞洲太平洋、多樣化的世界，日本應該進一步開放，與亞洲太平洋各國人民構建共同相互信賴的關係。新福田主義是繼承「福田主義」重視亞洲的精神實質，體現了更加廣闊的亞洲太平洋主義的理念和視野。

  與自民黨政府不同，鳩山內閣雖然繼續強調「日美安保體制今後將繼續成為日本外交的基軸，這是不可動搖的日本外交的支柱」。但鳩山主張「友愛」外交，強調日本「不能忘記作為亞洲國家的共識」。鳩山認為，「應該將充滿經濟發展活力、日益聯繫緊密的東亞地區作為日本生存的基本生活空間，必須不斷努力在該地區創造穩定的經濟合作和安全保障機構」，「日本是亞洲的一員，應該在重視日美關係的同時，推進重視亞洲的政策。中日韓通過推進實際合作，在開放性、透明性、包含性的理念下，以三國為核心推進地域合作，其目標就是構建東亞共同體。」[12]

  鳩山認為，為了實現東亞地區的穩定，「雖然應該有效發揮美國的軍事實力，但對於其政治的和經濟的過度干涉應儘量加以限制，在減少鄰國中國的軍事威脅的同時，努力實現龐大經濟活動的秩序化」[13]。鳩山的「友愛外交」是對小泉所謂「只要與美國搞好關係，自然就會搞好亞洲關係」的外交理念的批判，他雖然繼續維持與美國的關係，但卻強調保持一定的距離，並希望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鳩山的倡議無異於對已經日漸平靜的東亞合作論重新起到了投石問路的作用。[14]事實上，鳩山主張限制美國影響力和構建東亞安全保障體制和統一貨幣體制的外交路線，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高度警覺和不安，致使美國在普天間飛機場轉移問題上強硬態度，並最終導致了鳩山政府垮台。

  與鳩山重視亞洲的亞洲主義色彩的「友愛外交」不同，菅直人吸取鳩山失敗的教訓，重新回到了對美一邊倒的協調外交路線。2011年1月20日，菅直人在《站在歷史分水嶺的日本外交》演說中，在堅持日美同盟關係的基礎上，提出了「日美基軸再出發、展開亞洲新外交、推進經濟外交、致力於全球課題和切實對應安全保障環境」五個外交政策支柱。菅直人強調「日美基軸是最重要的兩國間關係」，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日本將積極推進與「中國、韓國、俄羅斯，加上東協各國、澳洲、印度以及美國等亞洲太平洋地區各國之間的合作」，「充分利用APEC、東亞峰會、東協地區論壇等區域合作組織，強化多重的協作關係」，創建不僅對日本，也對亞洲太平洋各國來說的「雙贏關係」。

  但是，對於民主黨選舉中所主張和鳩山時期所推動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問題，菅直人毫無涉及。與此同時，作為「平成開國」的重要舉措，菅直人表示將參加環太平洋經濟協定（TPP）[15]。可以說，菅直人的「站在歷史分水嶺的日本外交」的演說，是當前日本政府所奉行的太平洋主義外交政策的宣言。藉此，日本外交開始脫離鳩山的亞洲主義外交軌跡，重新回歸到以日美同盟為核心的外交路線上來。但是，從現實行動角度看，今天的日本外交已經不是原來傳統意義上的對美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而是向具有區域主義色彩的太平洋主義的轉變。（參見表6-1）

  表6-1 日本內閣圍繞東亞共同體構想所採取的外交政策

  續表

  如上所述，近年來的日本各屆政府，雖然都毫無例外地在堅持日美同盟的同時強調重視亞洲的外交政策，但各自的政策側重點卻存在細微差異。特別是圍繞東亞共同體的構建問題，如同外交文書一樣，如果僅僅依靠語言表達，很難直接看出具體差異。對於各自的真正目的和政策意圖，則必須從政策主體的人際關係、具體行動和體制機制等角度來進行剖析。如果如菅直人所說，日本外交正站在「歷史的分水嶺」上，那麼分水嶺兩側則應該是亞洲主義和太平洋主義兩個區域主義潮流。不管是亞洲主義還是太平洋主義，對於日本政府來說，這是必須進行的戰略選擇，而且二者必選其一。然而，今天，許多日本人正處於迷茫狀態，日本的政治家們正在亞洲主義和太平洋主義之間搖擺。這與其說是由於內閣更迭而引起的政策變動，不如說是日本在區域主義問題上的迷失，是日本對外戰略智慧的匱乏以及現行政治經濟體制下的路徑依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