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本對外戰略的軌跡

  戰後，日美關係經歷占領時期、安全保障條約時期、新安保體制時期三個階段。自1978年開始，進入日美同盟時期。1978年，大平正芳首相首次正式將日美安全保障關係稱為「同盟國」關係，而且作為「西方陣營的一員」，日本政府決定為駐日美軍提供軍費。其後，日本外交戰略以穩固日美同盟為最重要支柱，對美國以外的各國實行無差別的等距離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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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將美國置於「共同擁有基本價值及戰略利益的同盟國」位置，明確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基軸，在東亞地區存在不透明性和不確定性的形勢下，以日美安全保障為核心的日美同盟，對日本的和平安全及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將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3]。在對外經濟戰略方面，日本按照關貿總協定、WTO原則，嚴格執行自由的、無差別的多國協作主義，即不對任何國家採取特別有利或不利政策，對於一個國家承諾的市場開放和關稅下降同樣適用於其他國家。為了防止封閉性經濟同盟的出現，嚴格遵守多國間交涉的原則。

  日本一方面強調按照GATT原則進行多國間自由貿易的重要性，同時作為外交基本方針，重視對美、對歐關係，對亞洲事務則置於次要地位。與中國和韓國相比，對於東亞區域化問題持消極態度。因此，在國際化和區域化日益加強的大背景下，日本未能充分把握機會，其對應措施也相對遲緩。特別是泡沫危機崩潰後，由於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加上亞洲新興國家經濟飛速發展的強烈刺激，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調整全面調整其對外戰略。近年來，日本的貿易政策開始從以WTO為主體的多國間貿易自由化政策向以FTA為重點的貿易政策轉移。2002年，日本與新加坡簽訂第一個新的經濟貿易協定（EPA）。以此為契機，日本開始加速推動FTA活動。

  今天，日本以堅持日美安全保障和日美同盟體制的兩國主義為基礎，將推動地區經濟合作、區域統合、東亞共同體形成的多國間主義作為東亞及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基本戰略。日本外交的關鍵詞是「進一步加強日美同盟，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個國家一起，構建亞洲太平洋的和平與繁榮」，「在兩國間外交之上，為了對付共同的課題，積極參與東亞峰會（EAS）、10+3、10+1、中日韓合作等東亞地區的區域合作組織，以及APEC、ARF、ASEM（亞歐會議）等區域外國家廣泛參加的組織，推進地區合作」[4]。但是，日本的多國間主義與區域內兩國的FTA制度模式緊密相連，是要建立一個融合這些關係的鬆散型結合體。因此，日本真正的東亞共同體構想是以兩國間主義為基礎的融合多國間主義的「拼布型體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