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東亞共同體的發展趨勢
2024-10-13 11:11:16
作者： 吳廷璆
遭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沉重打擊的亞洲經濟，在2000年以後，重新又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且經濟持續穩定增長。2007年，亞洲地區平均實質GDP增長率為9.5%，大大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5.0%[20]。2008年，由美國爆發的「百年不遇」金融危機，迅速波及亞洲各國，世界經濟瞬間落入同時蕭條之中。為了消除金融危機的影響，各國政府接連推出緊急性內需刺激政策。2009年，以中國為首的亞洲新興國家仍然保持了6.6%的正增長，2010年預計將實現8.7%的高速增長。[21]
過去，人們常說，如果美國打噴嚏，那麼日本就得感冒，而亞洲新興工業體則會得肺炎。然而，今天卻變成，美國患重病，東亞得感冒。東亞地區內部經濟依存關係日益加深，經濟獨立性日益加強，與此同時對美國和歐盟的依賴有所減輕。[22]
1990年以來，以中國、新興工業體國家等為首的東亞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與此相伴，區域內的經濟合作也日趨加強，並逐漸形成了事實上的區域合作、一體化、共同體等組織機制。但是，東亞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重心並不是東南亞，而是東北亞。2009年，10+3集團GDP總額為12.3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額的21.2%，EU、NAFTA分別達到16.5萬億美元和占世界總額的28.4%。在10+3的GDP總額中，中日韓三國共占88.1%。從世界貿易角度看，10+3的貿易總額為7.1萬億美元，超過NAFTA的4.8萬億美元，達到EU的10.8萬億美元的65.7%。[23]
過去，曾經以「脫亞入歐」和「西方世界一員」而驕傲的日本，開始出現了「亞洲的一員」「脫美入亞」等呼聲。日本對東亞地區的依存度也越來越高。2009年，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為1.51萬億美元，其中對10+3的貿易總額為5734億美元，占對外貿易的37.9%。與之相對，日本對EU和NAFTA的貿易總額分別為1731億美元和2561億美元，分別占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11.5%和16.9%，遠低於日本對東亞國家的貿易量[24]。今天，雖然中日韓三國尚未真正展開FTA談判，但東亞地區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10+3經濟圈，而且東亞地區市場一體化的發展趨勢難以阻擋。
然而，直至今日，由於受到日美同盟、冷戰思維等影響，許多的日本政治家對未來的對外戰略感到迷茫，左右搖擺不定。針對目前日本朝令夕改的外交政策和缺乏戰略思維的外交動向，一些日本學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和方案。木下俊彥認為，日本要主導未來的經濟合作，就應該主動確立與向心力緊密聯繫的「東亞市民」意識。「東亞市民」在享受經濟合作利益和權利的同時，應該承擔區域公共成本的分擔義務。日本人應該改革意識，放低姿態，建立平等的夥伴關係，在知識貢獻和資金合作方面，發揮符合日本自身身份的主導權。[25]末廣昭認為，對於東亞經濟動態變化和現狀，應該從「亞洲化的亞洲」和「中進國家化的亞洲」兩個角度出發，加以宏觀和歷史性重新審視。應該從「工業發達國家」日本領導「發展中國家」亞洲的傳統思維，轉變為「問題發達國家」日本與「中進國家」亞洲合作的現代思維上來。[26]
谷口誠認為：「與日美150年的交流歷史相比，日中之間已經有超過2000年的交流歷史。日本的文化、語言、思想、生活習慣、飲食、日常舉止等，從現在日本人的一般生活來看，日本人無可否認是亞洲人。作為亞洲人一員的日本人，應該以『亞洲價值觀』為基礎構建東亞共同體。」[27]渡邊昭夫指出：「日本面臨兩個選擇：其一是環抱太平洋，與亞洲、美國結成『亞洲太平洋主義』，還有一個是像『東亞共同體』那樣的東亞主義。」前者是一個包括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全體的廣義概念，許多學者將APEC作為代表性的區域合作組織來對待。後者則是以中日韓三國為中心包括東南亞各國的限定性區域概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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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想藉助群集生物學相關理論對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加以說明。洞口治夫認為，二個生物種群之間存在的關係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如表所示，「+」「-」分別表示從對手那裡獲得的影響為正或負，「0」表示未受到對手的影響。這裡，雙方互相給予正影響的情況被叫作雙利共生。單方面獲得利益而另一方未受影響的情況叫作偏利共生，一方獲利為正，而另一方面為負時稱為寄生，而一方未獲得正的效應，而另一方卻遭受負的影響的稱為偏害共生。在雙方都為負時則稱為競合。[29]（參見表6-2）
表6-2 生物共生類型與經濟關係
博弈者B
在經濟學和管理學上，雙利共生是一種雙贏關係的正和博弈，而寄生則是零和博弈，競合相當於囚徒困境。偏利共生時存在正外部性，而偏害共生則存在負外部性。依據上述理論來觀察近代以來的中日兩國關係，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相當於寄生或偏害共生。日本為了獲取他國利益，發達侵略戰爭，結果其所得為（+，0），與此相對，中國卻遭受到了深重災難，其所得為（-，-）。戰後，日本推行的雁陣模式則相當於偏利共生或雙利共生。對於日本來說，通過引領經濟潮頭，獲得經濟技術的領先優勢（+，+），對於東南亞國家來說，跟隨日本這個領頭雁，有時可能獲得一定經濟利益，有時卻因為被動而難以實現自己的經濟目標（+，0）。
對於未來的東亞共同體構建來說，如果中日兩國如果齊心合作，必然是雙利共生，或偏利共生，從而創造雙贏關係或正的外部性。如果進行競合，則可能導致偏害共生的負外部性或囚徒困境的結果。從日本在近代歷史路徑選擇上考察發現，日本的選擇思維模式往往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從不考慮他國利益，或者為了不讓他國獲得更大利益，寧肯犧牲自己的局部利益。
圍繞日本在東亞共同體構建中的搖擺我們更多看到，一些日本政治家似乎一直在試圖尋找一條偏利共生的道路，即一方面日本積極加強與中國及東協之間的貿易合作，從東亞區域合作中大獲貿易紅利；另一方面，日本極力遏制中國，一邊依靠美國打壓中國，一邊拉攏印度、澳大利亞及東協國家，儘量壓制中國的話語權和掣肘中國的周邊環境。
溫家寶總理在東亞峰會上發言中指出：「只有尊重他人，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只有幫助別國，才能得到別國的幫助；只有維護和促進共同發展，才能實現自身繁榮。」[30]正如菅直人所說，日本正處在歷史的分水嶺上。日本是否能夠做出正確的路徑選擇，這依賴於當代日本政治家們的戰略智慧，同時也依賴於日本現行政治體制的運行機制。
注釋
[1]星野三喜夫：《「東アジア共同體」とアジア太平洋の地域統合—米國が地域統合に関與·參加することの必要性と妥當性—》，《新潟産業大學経済學部紀要》第38號、2010年6月。
[2]陸建人：《從東協一體化進程看東亞一體化方向》，《當代亞太》2008年第1期。
[3]日本《外交青書2009》概要，第9頁。
[4]日本《外交青書2009》概要，第9頁。
[5]山本武彥『日本の「東アジア共同體外交」と共同體構想』山本武彥、天児慧編《新たな地域形成》（毛里和子編集《東アジア共同體の構築》第1巻）、岩波書店、2007年6月、第149頁。
[6]伊藤憲一·田中明彥：《東アジア共同體と日本の針路》、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5年、第44—47頁。
[7]日本首相官邸 :
[8]日本首相官邸 :
[9]外務省 :
[10]矢嶋定則『東アジア情勢と「世界とアジアのための日米同盟」—當面する主要外交防衛問題—』，《立法と調査》、2007年第1期、第263頁。
[11]日本首相官邸 :
[12]日本外務省：第2回日中韓サミット（概要）2009年10月10日。
[13]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學》，《Voice》2009年9月號。
[14]中西寛：《東アジア地域協力の現況》，2009年10月29—30日。
[15]首相官邸官邸：菅総理の演説記者會見等、2011年1月20日。
[16]盛邦和：《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日本亞洲主義》，《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7]金熙德：《日本對東南亞外交的轉折——從福田主義轉向橋本主義》，《當代亞太》1998年第7期。
[18]山澤逸平：《APECと東アジア共同體》，《國際貿易と投資》，第72號，2008年6月。
[19]山澤逸平：《アジア太平洋協力：21世紀の新課題》，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10年。 2010/apec-report.pdf
[20]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October，2008.
[21]日本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10年。
[22]末廣昭《東アジア経済をどう捉えるか?—開発途上國論から新興中進國群論へ—》《環太平洋ビジネス情報》RIM、2010 Vol.10 No.38。
[23]日本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10年。
[24]日本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10年。
[25]木下俊彥：《東アジア共同體づくりの課題ーー日本、求心力の形成主導を》、《日本経済新聞》、2004年2月20日。
[26]末廣昭：《東アジア経済をどう捉えるか?—開発途上國論から新興中進國群論》、《環太平洋ビジネス情報》RIM，2010 Vol.10，No.38。
[27]谷口誠：《危機的アジア外交をいかに立て直すか》、《中央公論》、2006年4月號
[28]渡辺昭夫編：《アジア太平洋と新しい地域主義の展開》、千倉書房、2010年。
[29]洞口治夫『集合知の経営——日本企業の知識管理戦略』文真堂、2009年。
[30]溫家寶：《溫家寶出席東亞峰會並見證多項合作文件簽署》，中國新聞網，2009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