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財政投融資的運營效果

  1949年以後，隨著統制經濟的結束，日本恢復了市場經濟體制。在經濟短缺、資金絕對不足的時代，日本政府一方面堅持了「小財政主義」，另一方面在基本尊重市場自行調節機制的前提下，部分地扮演了資金供給者的角色，通過財政投融資措施，優先支持發展了重點產業。數字表明，1949年日本中央財政一般會計支出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高達20.7%，1953年以後大體穩定在12%—15%左右，這一比重即使與同期的歐美諸國相比也處於低水平。然而，在奉行「小財政主義」的背後，日本政府又推行著「大財投主義」。財政投融資與中央一般財政開支之比40年代後半期為20%左右，50年代為30%左右，60、70年代為40%以上，80年代以後達到一般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顯然，「大財投」是戰後日本政府積極干預國民經濟的重要手段。這也從一個方面啟示我們，在研究戰後日本政府的資金供給政策時，相對於財政政策，更應該把財投作為重點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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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投融資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穩定具有一定的調控作用。從長期趨勢看，財政投融資的額度在不斷增加，但其增長幅度並不相同。觀察結果表明，這種變化與經濟周期的變化及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化有一定程度的對應關係。1953—1977年，財投基本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率，同期國民生產總值也相應保持了兩位數增長（1954年、1958年除外）；1978年以後，財投增長率放慢，除個別年份外，基本保持了一位數增長，同期國民生產的增長也放慢速度，保持了一位數增長。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一般情況下，當財投發生大幅度變動時，國民生產總值並不是立刻發生相應變化，而是表現出一定的遲滯性間隔，即財投增量後，經濟增長加速是間隔一個時期後才出現的。反之，財投減量導致經濟增長減速的效果也是遲滯一個時期後才發生的。這種現象已從戰後日本的幾次經濟周期性循環中得到驗證。這也說明財投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人為促進或抑制國民經濟增長的效果。對此，日本學者也曾指出：「與其說財政金融操作是根據景氣變動變化的，毋寧說景氣變動正是通過財政金融操作的變化而推進或延緩經濟增長的結果。」[12]

  表3-5 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與財政投融資增長率對照表（%）

  資料來源：林健久、今井勝人編『日本財政要覧』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年。

  大蔵省編『財政金融統計月報》、1997年。

  財政投融資對民間金融機構的融資活動也具有一定的示範和誘導作用。據《經濟白皮書》所載，50時代中期向重點產業貸款時，已普遍實行協調融資方式，出現了城市銀行追隨政府開發銀行向特定企業貸款的情況，二者所提供的融資大體保持1:1的比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財投本身能準確地向民間展示政府的產業扶持重點，而政府支持的事業可給人以一種安全感，這種心理效果在具有濃厚「官強民弱」觀念的日本是不難理解的。即使從經營者的角度來考慮，通過通產省和開發銀行雙重審查而獲得財投資金的企業，對商業銀行也是具有魅力的，因為它意味著政府方面已代行完成了極為煩瑣的融資審查，從而節省了若干必不可少的費用。對企業來說，一旦獲得政府融資，那將使自己在進一步爭取商業銀行貸款的交涉中處於有利地位，有些企業之所以「自豪地在本公司文件袋上印上『日本開發銀行客戶』字樣」[13]，無非是藉以宣示自身的實力和可信度，進而通過這種GG效應，期待獲得更多的民間貸款。池尾和人稱財政投融資的這種作用為「引水」的作用，即「政府向特定產業或事業的投資活動誘導，引起民間金融機構向該領域投資的大量增加」。[14]

  日本財政投融資的主要對象是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調整的，如果說50年代前期是以重點產業中的大企業為重點，那麼50年代中期以後則變成了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並重，其後則越來越把社會基礎設施的改善置於重點。1953年，財政投融資設立之初，對基幹產業的投資比例占到29.1%，而住宅、環境、道路三項之和只占到16.7%，中小企業占7.9%；到1980年，對基幹產業的投融資比例已經減少到3.0%，而住宅、環境、道路之和卻占到46.0%，中小企業占到18.7%，遠遠超過其他投融資對象所占比重。到1992年，財政投融資對住宅、環境、道路建設投資之和為56.9%，中小企業又占到15.0%，對基幹產業的投融資比例僅保持在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