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金融體制改革
2024-10-13 11:05:29
作者： 吳廷璆
1986年，英國柴契爾政府以修改證券制度為重點，推行了俗稱「大爆炸」的金融改革。1996年橋本龍太郎上台後，也效仿英國推行了「日本版金融大爆炸」。這一改革至2002年基本結束，由此日本的金融體制發生了重大變革。
戰後日本的金融規制主要表現在對資金准入的規制、對證券市場的規制和對金融機構分業經營的規制三個方面。[30]至1993年，已先後實行了外匯兌換自由、緩和公司發行債券限制、自由利率、允許證券公司銷售國債等制度改革，但分業限制、禁止混業或兼業的制度尚未從根本上打破，嚴厲的金融市場准入限制依舊，金融商品開發落後，無法滿足資訊時代消費者的多樣化、簡捷化要求。1996年11月，橋本第二次組閣後推行雄心勃勃的六大改革計劃，金融改革是重點之一。橋本在金融改革諮詢書中指出，改革的目的是「使我國的金融市場成為與紐約、倫敦並駕齊驅的國際金融市場」，「為此，不僅要按照市場原理使金融行政朝著透明的方向轉變，而且必須對市場本身進行結構改革」。橋本提出的改革三原則是：其一，通過市場准入、商品和價格的自由化，建立按市場原理運行的自由的市場（Free）；其二，制定明確、公開的規則，保護投資者，建立透明而值得信賴的市場（Fair）；其三，完備適應全球化的法律制度、會計制度和監督體制，建立國際上最先進的市場。[31]
橋本的改革方案出台後，外匯審議會、金融制度調查會、證券交易審議會、保險審議會等各種政府諮詢機構分頭行動，研究各領域的改革實施方案，並於1997年6月匯總成報告書。以此為根據，政府制定了實施改革的有關法案，並在1998年獲得國會通過。
經過1996年以來的金融體制改革，日本的金融制度發生了以下變化。1998年4月修改外匯法後，普通銀行已可以辦理個人外匯儲蓄業務。同年11月修改證券法，允許成立網上交易證券公司。1993年允許銀行、證券、信託以子公司方式混業經營時對其經營領域尚有嚴格限制，比如銀行的窗口銷售限於住宅貸款及生命保險，改革後原則上已取消分業限制，2000年銀行、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已可以辦理生命保險、個人養老保險業務。以1999年批准瑞穗集團成立為開端，解除了戰後以來一直實行的金融持股公司限制。2003年起允許開展證券中介業務，銀行及便利店均可辦理股票預購業務。此外，銀行法修改後，跨行代理業務禁令也被取消。
改革給日本金融業帶來的變化是多方面的。
第一，金融行政的變化。截至1998年6月，大藏省是金融管理和監督的主管行政部門。1998年6月，成立由總理府管轄的金融監督廳，大藏省民間金融業務檢查與監督的管理業務移交該廳，證券交易等監督委員會也劃歸總理府領導，大藏省下的金融管理機構只保留了金融企劃局，負責金融制度的調查與修改。2001年1月省廳機構大改革後，大藏省更名財務省，金融企劃局被取消，金融管理業務全部移交給金融廳。由此，金融行政被直接置於首相的領導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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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金融組織的變化。金融改革引起的金融業併購和重組，改寫了戰後形成的日本金融地圖。由於制度改革和清理不良債權是同時進行的，金融機構在進行整頓的過程中，普遍增強了風險意識和提高自有資本構成的緊迫性，一些經營績效較差的金融機構不得不尋求合作夥伴，走合併或被兼併的道路。金融持股公司禁令的解除，則為金融機構的重組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結果，世紀之交日本金融組織的變動令人眼花繚亂，2002年3月朝日銀行加入大和銀團後，城市銀行的大合併、大重組基本完成，形成了三菱東京、三井住友、UFJ（日本聯合）、瑞穗和里索納等「四大加一小」五個銀團，各銀團開展的綜合業務中，包羅了儲蓄、貸款、信託、投資、證券等內容。2005年10月，由於UFJ加入三菱東京銀團，又使日本的銀行資本更加集中，形成了「三大一小」的新格局。與此同時，保險業的重組也在進行，2004年1月，明治生命和安田生命兩大保險公司合併，成立明治安田生命保險相互公司。
第三，制度改革促進了市場競爭和活力，金融服務走向多樣化。以往，一個企業從成立到上市需要20年以上時間，但是隨著制度上的規制放寬，IT部門等一批風險創新型企業獲准上市並迅速發展。與此同時，與大批金融機構的破產相對照，一批新的金融機構卻應運而生，其中最搶眼的當屬電子銀行。例如，2000年10月，三井住友銀行和某連鎖便利店公司共同出資，成立了日本網上銀行。該銀行原則上不設窗口服務的營業部，而是利用網際網路、電話以及便利店、郵儲銀行等設施為顧客服務，由於具有存款利息高，手續費便宜、利用方便等優點，已經開拓出自己的市場。面向市場化的金融體制改革通過加劇競爭，提高了金融服務效率，豐富了金融商品的品種，給消費者帶來了實惠，同時也加大了市場風險，「活力門」事件就是在這種政策環境下發生的。因此，對金融改革成效的評價，還需要以長期、綜合的觀點進行耐心觀察。
注釋
[1]曾國安：《管制、政府管制與經濟管制》，《經濟評論》2004年第1期。
[2]於雷：《市場規製法律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頁。
[3]施蒂格勒著，潘振民譯：《產業組織與政府管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0頁。
[4]讓·雅克·拉豐、讓·梯若爾著，石磊、王永欽譯：《政府採購與規制中的激勵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頁。
[5]Alfred E.Kahn.The Economics of Regulation: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 ，The MIT Press.1988.
[6]Mitnick.B.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ul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7]Philip Selznick.Focusing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on regulation.In R.Noll（ed.），Regulatory Polic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85.
[8]史蒂芬·布雷耶爾（Stephen Breyer）、保羅·W·麥卡沃伊（Paul W.MacAvoy）:「管制與放鬆管制」，參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四卷，中譯本，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36頁。
[9]植草益著，朱紹文等譯：《微觀規制經濟學》，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第19頁。
[10]餘暉：《政府與企業：從宏觀管理到微觀管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頁。
[11]於立、肖興志：《規制理論發展綜述》，載《財經問題研究》2001年第1期。
[12]王俊豪：《管制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前景》，載《光明日報》2007年8月13日。
[13]王俊豪：《政府規制經濟學導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頁。
[14]謝地：《政府規制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頁。
[15]陳富良：《企業行為與政府規制》，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5頁。
[16]史普博：《管制與市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頁。
[17]史普博：《管制與市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頁。
[18]史普博：《管制與市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頁。
[19]維斯庫斯等著，陳甬軍譯：《反壟斷與管制經濟學》，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第176頁。
[20]於立：《規制經濟學學科定位中的幾個問題》，《產業經濟研究》2004年第4期。
[21]植草益著，朱紹文等譯：《微觀規制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
[22]安東尼·奧格斯（Anthony I.ogus）:《規制：法律形式與經濟學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
[23]劉莘：《公共利益概念辨》，中評網，2004年7月9日。
[24]戴維·M·紐伯里著，何玉梅譯：《網絡型產業的重組與規制》，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2年，第4頁。
[25]史普博：《管制與市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5頁。
[26]史普博：《管制與市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頁。
[27]総務省『規制緩和と推進現狀』大蔵省印刷局、1996年、第23頁。
[28]同上、第28—29頁。
[29]橋本壽朗、長谷川信、宮島英昭『現代日本経済濟』有斐閣、2006年、第405頁。
[30]橋本壽朗、長谷川信、宮島英昭『現代日本経済濟』有斐閣、2006年、第405頁。
[31]三橋規弘等『日本経済入門』日本経済新聞社、2006年、第2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