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危機啟動對傳統型日本經濟體制的改革
2024-10-13 11:04:46
作者： 吳廷璆
經濟形態與經濟體制的矛盾很好地解釋了日本70年代經濟績效的逆轉，但對泡沫經濟破滅後竟然經歷了長達10年的經濟停滯，後又出現了長期的低速增長等非正常經濟周期的解釋就顯得有些差強人意了。但如果把日本從80年代中葉逐漸從封閉到開放的經濟模式變化及經濟體制變革的因素考慮進去，就能更接近於真實了。不管是館龍一郎所指出的「銀行替企業承擔風險」還是奧野正寬所指出的「日本企業具有的對外部衝擊的抗壓性」，其成立的前提都是日本具有一個對世界封閉的市場。正如高柏所指出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支持下的固定匯率和對資本流動的嚴格控制，使日本政府可以採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又用緊縮的財政政策來控制通貨膨脹這一政策組合，避免了面對國際金融政策上的蒙代爾-弗萊明三元悖論，得以在不受其他國家金融政策影響的條件下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15]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尤其以1983年11月美國總統里根訪日為契機，日本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國際化步驟開始加速。1984年5月，大藏省發表了《金融自由化與日元國際化的現狀與展望》的報告，提出了逐步進行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的步驟，標誌著金融自由化的正式啟動。同年日本取消外匯實需原則和日元兌換限制，意味著日本與世界金融成為一體的開始。日本的泡沫經濟及其破滅，不僅使日本經濟遭受沉重的打擊，並遺留下了大量的不良資產，而且使日本乃至世界開始對「日本型經濟體制」進行反思。新制度經濟學指出意識形態對一種制度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響。隨著反思的深化，開始了對「日本型經濟體制」的改革。如1996年大藏省發表了要引入「金融大爆炸」式的改革，1997年秋，一個城市銀行的破產和四大證券公司之一的證券公司被吊銷了執照及長期信用銀行陷入債務問題的曝光標誌著「護送艦隊式」金融行政的結束。[16]
再根據系統論原理，一種社會經濟體制之所以能形成並存續下去，是因為構成該體制的各種制度之間存在著制度互補性。日本型市場經濟體制正是一種具有較強的互補性結構的體制，才得以在戰後日本經濟的趕超戰略中充分發揮了其體制功能，實現了戰後日本趕超的戰略目標。[17]寺西重郎也指出，日本高速發展時期的經濟體制是由相互支持的子系統所組成（見表1-9）。[18]由此可見，當日本型經濟體制的某個子系統開始變革或瓦解時，其整個經濟體制的績效就會下降，直至形成新的子系統間出現新的互補性均衡後，在新體制的支持和保障下，日本經濟績效才會逐漸上升。在新舊體制的過渡期，日本經濟很難表現出良好的績效。而過渡期的日本經濟體制，由於傳統型經濟體制已經開始瓦解，因此改革中過渡期的經濟體制失去了日本傳統型經濟體制具有對外部衝擊的強抗壓性優勢，使日本經濟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嚴重的依賴性，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世界經濟的走向將左右日本經濟的績效。
表1-9 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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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寺西重郎『日本の経済システム』岩波書店、2003年、第4頁。
失去體制保護的日本，其經濟就完全暴露於世界經濟的洗禮之中了。只要世界經濟出現一些異常，都會在日本經濟中得到放大的反應。日本經濟與世界經濟產生了強聯動性（見圖1-2）。經濟的波動與對外貿易發生了強相關性的聯繫。泡沫經濟之後的所謂「失去的十年」的20世紀90年代，在日本經濟每一次試圖脫離低迷的關頭，都在世界經濟意外事件的影響下，再一次衰落。因此，正如上文所描述的，只要世界經濟有所波動，就會打斷日本經濟本身正常的經濟周期。而2002年後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實現如此長時間的持續增長，是因為有旺盛的世界市場作後盾。2002年起，在世界經濟繁榮的背景下，日本經濟逐漸復甦並實現了戰後最長的一次經濟增長，而從2008年第二季度開始的經濟下滑，其直接原因正是受美國次貸危機造成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影響就是強聯動性很好的例子。
圖1-2 世界經濟對日本礦業、工業的影響
註：1.本圖根據經濟產業省《礦業工業生產》做成；2.季節調整值（後3個月的移動平均）。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平成20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経済財政政策擔當大臣報告）—リスクに立ち向かう日本経済—』，2008年7月，
美國次貸危機給日本經濟造成的影響，導致日本企業面臨資金困難、企業裁員的消息也充斥了日本各大媒體。這更證明了日本受世界經濟衝擊的脆弱性。正如《朝日新聞》所報導的，在離2009年新年還有10天的日子裡，被突然解僱的和解除派遣合同的職員正面臨失業和流浪街頭的困境。在今天3個勞動者中就有1個非正式員工的日本，企業可以很輕易地解僱非正式員工。此次企業解僱員工的速度也是從來沒有經歷過的。[19]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否意味著日本經濟的冬天才剛剛開始呢？
一國的經濟制度，是指在長期經濟活動中形成的為保證個人或組織在此經濟體中開展經濟活動的法律化或非法律化的行為方式及主體間的關係模式。[20]而日本傳統型經濟制度正是以各種法律化的條文或非法律化的行為慣例為基礎，由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企業內工會等構建的日本獨特的企業內部制度，通過相互持股和長期採購形成的集團制和系列化的企業間關係，以主銀行制為中心的銀企關係，和「護送艦隊行政」為基礎的政企關係等各個經濟主體的有機構成。
基於此，可以認為，以20世紀70年代中葉為分界點，日本經濟形態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即完成了從後發展經濟向工業化經濟的轉型。而80年代中葉的金融自由化，打破了日本對內封閉、對外開放的經濟模式，從半封閉（單向開放）走向了開放。經濟形態和經濟模式的改變必然要求產生新的制度模式與之相適應。但由於偶然事件的影響、制度的路徑依賴性及成熟制度所具有的自我「鎖定」和自我「強化」的制度特性使日本型經濟體制沒能適時地進行自我修正和變革。即在半封閉和後發展條件下形成的「發展導向經濟體制」，在失去支持日本經濟繼續取得極優績效的同時，改革過渡期的經濟體制失去了日本傳統型經濟體制所具有的對外部衝擊的強抗壓性優勢，使日本經濟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嚴重的依賴性，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其經濟績效為世界經濟的走勢所左右。
日本經濟績效變化的三個階段恰巧是日本傳統型經濟體制形成、強化和變革的三個時期。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驗證了新制度經濟學制度是重要的經濟增長的源泉，一個國家的基礎制度決定了它的經濟績效的觀點。「發展導向型經濟體制」與日本的後發展經濟形態相適應，因此日本經濟表現出了極優的績效。而當日本實現從後發展經濟向工業化經濟轉型後，經濟形態的變化使其與原有經濟體制產生了矛盾，但作為突發性的危機卻掩蓋了這一矛盾，並強化了這一本應改革的經濟體制。各種危機實際上就是一種偶然性，這恰好證實了諾斯所指出的偶然性在制度變遷中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觀點。而當日本經歷了泡沫經濟破滅和長時間的蕭條後，具有了制度變遷的動力，但在傳統制度瓦解而新制度還沒有最終被確立的過渡期，這樣的績效表現也屬正常。日本經濟所表現的增長性衰退，正是對戰後日本經濟體制制度變遷的客觀評價。
支撐日本完成從後發展經濟向工業化經濟轉型的日本傳統型經濟體制本應在20世紀70年代中葉適時地退出歷史舞台，但「尼克森衝擊」、第一次「石油危機」等危機強化了「日本傳統型經濟體制」。在70年代中葉到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的20多年時間裡，「日本傳統型經濟體制」支撐日本成功抵抗外部危機的同時，也使日本經濟績效發生了逆轉，並直接導致了日本泡沫經濟的產生和破滅。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標誌著日本傳統型經濟體制解體的開始，並迫使日本經濟不得不在世界經濟中隨波逐流。泡沫經濟崩潰後的所謂「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種經濟體制變革和治理結構調整的陣痛。以中國為中心的新興經濟體的強勢崛起，為日本經濟走出「蕭條」創造了巨大商機和市場動力。經過20多年的政治經濟制度調整，日本社會雖然依然面臨著「老齡化」社會等種種複雜課題，但其內部經濟結構已經日趨合理，全球性產業鏈布局已經全面形成，未來的日本企業或許會以一種更加精準、凝練和成熟的姿態展現在世界面前。
注釋
[1]約翰·N·德勒巴克、約翰·V·C:《新制度經濟學前沿》，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33頁。
[2]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卡爾·E·沃爾什：《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629頁。
[3]橋本壽朗『戦後日本経済』岩波書店1996年、第36頁。
[4]李公綽：《戰後日本的經濟起飛》，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6頁。
[5]王厚雙、鄧曉馨：《日本「三位一體聯動」應對國際貿易摩擦的經驗與啟示研究》，《東北亞論壇》2008年第2期，第99頁。
[6]金森久雄、香西泰、大守隆『日本経済読本』（第16版）東洋経済新聞社2004年、第50頁。
[7]同上、第20頁。
[8]莽景石：《後發展經濟的觀點：一個核心概念的解析——日本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的案例分析》，《日本學刊》2001年第5期，第14頁。
[9]李趕順：《現代日本型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經濟政策——歷史的合理性與局限性》，北京：中國審計出版社，2001年，第7頁。
[10]寺西重郎『日本の経済システム』岩波書店、2003年、第253頁。
[11]青木昌彥、ロナルド·ドーア編、NTTデータ通信システム科學研究所訳『國際·學際研究システムとしての日本企業』NTT出版、1995年、第374頁。
[12]王保林：《日本的企業改革與終身僱傭制的新動向》，《現代日本經濟》2008年第1期。
[13]徐梅：《日本的規制改革》，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年，第130頁。
[14]村松岐夫、奧野正寛『平成バブルの研究』東洋経済新報社、2002年，第13頁。
[15]高柏：《日本經濟的悖論——繁榮與停滯的制度性根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1頁。
[16]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に向けて』滝沢弘和、谷口和弘譯、NTT出版、2003年、第374頁。
[17]李趕順：《現代日本型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經濟政策——歷史的合理性與局限性》，北京：中國審計出版社2001年，第32頁。
[18]寺西重郎『日本の経済システム』岩波書店、2003年、第4頁。
[19]「政治があまりに遠い」『朝日新聞 』2008-12-20.
[20]村松岐夫、奧野正寛『平成バブルの研究』東洋経済新報社、2002年，第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