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機對「發展導向型經濟體制」的強化作用

  以「石油危機」為例，根據宏觀經濟學理論，由於石油危機造成的石油價格提高，會引起生產函數曲線向下移動，從而導致勞動需求曲線向下移動，使完全僱傭GNP下降。因此石油危機會引起生產成本增加、商品銷售價格提升、銷售量下降，廠家則會減少產量，造成工人失業、收入降低，需求進一步下降，生產進一步下降的惡性循環。但由於日本的「發展導向經濟體制」，使日本通過體制的優勢，先於其他西方先進國家戰勝「石油危機」，從而在產品競爭上獲得優於「石油危機」前的競爭力，使日本產品獲得了更大的市場占有率，進而使日本企業競爭力和國家競爭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首先，日本的「發展導向經濟體制」，可以使日本政府通過產業政策來為企業指明發展的方向。60年代日本政府是通過支持重化學工業來促進日本實現高速增長的，即通過大量廉價石油的進口，以支持日本出口。但「第一次石油危機」，使石油價格上漲了4倍，對於資源貧乏和市場狹窄的日本來說，原材料的廉價優勢已經消失，只有通過產業結構的升級，發展節能產業及對節能產品的開發，實現產品從「重大長厚」向節能的「短小輕薄」轉型，才是日本企業的出路。企業按照政府的統一指揮共同努力，不但克服了「石油危機」，而且還實現了產品競爭力的飛躍，日本汽車產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其次，終身僱傭制度及企業內工會，使員工在「保證僱傭」的條件下，易於接受實際工資的下降和惡劣的工作環境，並與廠方協力通過提高產品質量和技術革新來降低生產成本。就拿每100輛汽車中的質量缺陷個數來看，日本企業的平均值是52.1個，北美企業平均值為78.4個[12]，以德法為主的歐洲企業平均值為76.4個。可見，日本產品質量高於美國和歐洲企業。「發展導向經濟體制」的子體制——「日本型經營」在使日本企業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為企業實現了人力資源的內部儲備。而且由於沒有大量裁減員工，保證了市場的需求，所以能更快地擺脫經濟危機的影響，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保持更強勁的發展勢頭。

  再次，企業之間的相互持股，主銀行制度，可以降低資金成本。而企業之間的系列化，可以使企業和供應商同甘苦共命運，供應商會儘量降低零部件供應價格，以共渡難關。這樣不但保證了上游企業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又保證了下游企業有訂單，從而不至於出現大批破產的企業。企業不破產，員工就不會大量失業，就會降低陷入上述惡性循環的概率。

  最後，雖然企業面臨財務危機，但「護送艦隊式」行政，使銀行依然可以按照政府的意圖為企業提供充足的資金以進行技術研發，為實現產品的升級換代和產業升級提供了技術的支持和保障。正如館龍一郎在其《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金融制度改革》一文中對日本金融制度的概括：「戰後日本金融機構經營業務的原則是保證銀行不倒閉，銀行承擔了一部分本應由企業承擔的風險，而中央銀行和政府則承擔了一部分銀行的風險。在此基礎上，銀行才能夠積極投資於企業難以單獨承受的高風險回報的新興產業領域和技術部門。」[13]日本正是通過以上各子系統的相互作用，使日本經濟順利渡過了石油衝擊的難關，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很好地利用「石油危機」，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升級，使其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具有了強大的競爭力。

  正如奧野正寬所指出的，日本選擇了「日本型所得政策」，即「三方兩損」政策，使以「保證僱傭」為原則的日本型企業制度得到確立。員工主權型為主軸的「准統治體制」的「功」，使企業對外部的壓力具有強大的抵抗力。不僅在發達國家中最早克服了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機」，而且克服了「廣場協議」後日元升值所造成的經濟不景氣。[14]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還有一個歷史背景強化了日本「發展導向型經濟體制」，這就是日本自由化的進程表，特別是「時間表」預定了1976年製造業領域基本都要實現對外資的開放。日本政府擔心外資的進入，導致日本企業會被外國資本控制，因此大力鼓勵企業間相互持股，從而使企業間相互持股的行為得到了加強。

  經濟的發展本應促進經濟體制的變遷，實現工業化轉型後的日本本應會產生相應的群體為獲得經濟形態變化而引發的獲利機會而尋求制度的變革，從而出現對新制度的需求，使日本的制度變遷適應經濟形態的變化，開始從「供給主導型」向「需求誘導性」制度變遷進行轉換。但危機打破了這一進程。為抵抗危機，反而強化了本應退出歷史舞台的「發展導向型經濟體制」。危機對制度的強化使本身就具有的路徑依賴性及成熟制度的自我「鎖定」和自我「強化」的制度特性得到了放大。可見，某些歷史的偶然卻在制度變遷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