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發展導向型經濟體制」與開放模式下的工業化經濟的矛盾

  日本型經濟體系中的各個子系統是一個相互協調、輔助的整體，它解決了20世紀50年代資金的缺乏、60年代勞動力的短缺和70年代的能源危機，使日本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但當日本完成了從後發展經濟向工業化經濟轉型後，在單向開放（進口封閉，出口開放）的經濟模式下形成的「發展導向型經濟體制」，在開放的條件和新的經濟形態下，其制度優勢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礎，必然產生制度疲勞。如，隨著日本工業化經濟的實現，日本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加劇，在世界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壓力下，日本政府選擇了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又弱化了日本銀行對各商業銀行的控制權。根據在東京證券市場上市的製造企業的銀行貸款和總負債的比例，從1974年的90%以上，下降到了1991年的50%以下[11]，可以看出，隨著日本企業經濟實力的增強，出現了企業脫離銀行的趨勢。主銀行制在企業中的地位不斷下降，喪失了對企業的監控權，從而導致了日本企業監管制度的缺失。在這種情況下，必然造成整體經濟秩序失控的局面，各種「代理問題」相繼出現。再如，奧野正寬指出，以「保證僱傭」為基礎形成的日本經濟體系對外部的壓力具有強大的抵抗力。但同時也積累了日本企業結構性生產能力過剩的問題。這一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必將造成經濟的衰退。日本型經濟體制是由各個子制度環環相扣、相互協調而形成的一個整體，所以一旦某個薄弱環節出現問題必將導致連鎖反應的出現。當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完成從後發展經濟向工業化經濟轉型的那一刻起，就註定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設計的日本型經濟體系的終結。當國際經濟秩序發生變化，當日本不再是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當新技術改變世界，技術和組織的變革造成產業變革的時候，當日益弱化的監控和膨脹的財富效應使泡沫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後，日本政府一旦放棄對銀行的「護送艦隊式」管理模式，虛體經濟的某個環節的危機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使日本經濟陷入低迷，這就不難理解日本從戰後恢復到70年代的經濟輝煌和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和破滅了。

  在日本經濟從戰後恢復到實現趕超的過程中，當1975年前後日本經濟實現了「質」的轉變，即完成了從後發展經濟向工業化經濟的飛躍時，日本作為發展導向型國家就應該成為歷史。但20世紀70年代中葉國際、國內的突發事件使日本「發展導向型經濟體制」得到了強化，從而使本應適時進行變革的經濟體制，在面臨著體制運行環境的重大變化時卻開始處於超時效運行狀態。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發展導向型經濟體制」已經成為一種導致日本經濟停滯、生產率下降的制度性因素，成了制約日本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制度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