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日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

  1929年10月24日，紐約股票市場價格暴落，以此為契機的、資本主義經濟史上最為嚴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這場危機不僅使一戰開始後美國的經濟繁榮毀於一旦，而且波及了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世界各國的生產及貿易額急劇下降，隨之而來的是世界性金融危機及農業危機。本次危機歷時大約5年之久，其間除紐約股票市場價格暴跌80%以上之外，工業生產大幅度降低、企業倒閉、工人失業數據驚人。據尤·瓦爾加[3]統計，與經濟危機前最高點相比，危機中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最低點的工業生產降低至美國56%、英國32%、德國52%、法國36%；企業數從1929年的20.9萬降至1932年的13.9萬個；失業者數1930年為400萬餘人、1932年為1250萬人、1933年為1600萬人，失業率最高達到30%。此外，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銀行的破產現象嚴重，其中1931年5月澳大利亞的信用銀行、1932年美國的美國銀行的破產影響極大，此外1931年9月英國、1933年3月美國相繼脫離金本位制，使資本主義的國際金融陷入嚴重混亂。1929年開始的經濟危機至1933年後期跌入谷底之後，在未見好轉的狀況下轉入慢性蕭條期。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經濟危機一方面在經濟上造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市場爭奪日趨尖銳，封閉經濟體制形成；在政治上導致法西斯軍國主義國家出現，最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世界經濟危機波及日本之時，事實上日本的經濟狀況已經處於問題之中。不可否認，一戰的爆發使日本經濟獲取了擺脫蕭條的機會，然而大戰結束的1918年末，日本經濟再次陷入困難；雖然1919年上半期開始再度出現好轉，但受1919年末美國經濟波動的影響，1920年初日本股票市場價格暴跌，日本經濟再度遭遇危機。1920年後，日本經濟在一進一退之中，迎來了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其間各種經濟指標的變化可見表7-1。以1919年度為標準，從各年度、各種指數的變化中可以看出， 1920年代日本經濟狀況並不穩定。可以看到，1920年股票市場的暴跌以及支票兌現率的增長非常明顯，充分體現出「戰爭景氣」已經不復存在，同時資本的增減，即資本整理也在同步進行之中。1921年末，股票價格稍見回升，支票的未兌率也開始減少，經濟回升跡象出現，但是資本整理仍在大量實施之中，並可以看到物價下降的現象，工業生產指數同樣持續下降。1922年之後，經濟各項指標且進且退，經濟復甦終究未能出現，直至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之時，日本經濟除工業生產指數恢復到1919年水平之外，其他指標均接近最低點。已經面臨各種危機的日本資本主義迎來了更大的危機，並且在本次危機中日本資本主義將完成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轉化。

  表7-1 1919—1929年日本經濟指數（%）

  一戰後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恢復了金本位制，日本雖幾經努力卻遲遲未能實現。為此，日本始終未能克服外匯市場不穩定及國際貿易入超的現象。1929年7月，浜口內閣成立，面對一戰後長期處於一進一退的經濟狀況，政府決定採取財政緊縮政策，儲備正幣（本位貨幣），並決定於1930年1月恢復金本位貨幣政策。然而，在1929年10月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恢復金本位體制的政策性選擇，反而起到了將經濟危機直接引入日本的糟糕效果。其結果是政府於1931年12月再度放棄金本位體制，通過由日本銀行發行的赤字國債，採取財政寬鬆政策。1931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重要產業統製法》[4]，通過國家權利對重要產業實行卡特爾強化（重要企業聯合），最終達到國家權利介入經濟過程的目的，日本資本主義開始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體制轉化。值得注意的是，1931年9月，日本製造了著名的九一八事變，並開始對中國東北地區的全面侵略。可見日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與其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行為並行，這充分說明日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從一開始便與軍事擴張相結合。其具體過程及特點可歸納如下。

  首先，日本重要產業卡特爾化過程可見表7-2。可以看到以重化學壟斷企業為中心的企業聯合在1930年至1932年間迅速結成，重要企業的壟斷組織化得到飛速的發展。政府在《重要產業統製法》公布後，先後公布並實施了《出口組合法》（1931年4月修訂法）、《工業組合法》（1931年6月修訂法）等法律，促使政府指定產業在生產及銷售等各個方面締結卡特爾協定，加強國家對指定產業的統制。

  表7-2 日本重要產業卡特爾化過程

  其次，以上統制體制加大了產業部門之間，乃至地區之間的非均衡發展。表7-3是上述期間民營工廠職工人均勞動收入及農民戶均收入指數的變化，對該數據的分析如下：（1）可以看到1929年至1936年之間，重化學及軍工產業與其他產業職工間、六大都市與其他地區職工間、工農業間收入落差呈現明顯的不均衡現象。其間重化學及軍工產業部門職工工資最低點為1934年的化學藥品產業，降至1926（昭和1）年的78.1%，而絕大多數即使是在經濟危機之中其降幅也僅為5%左右；但輕工業部門則不同，多數降至60%左右；並且農戶收入的降幅最大，最低降至1931年的38.5%。以上數據表明，不僅工業部門之間產生發展非均衡現象，工農業之間的差距則更加顯著，這使得工農業間本來已經存在的差距在自身收入降低幅度的不同中再次拉開距離，可以說農村經濟已經進入非常困難時期。（2）整體國民收入水平自1929年開始進入持續降低的趨勢。這種通過國家對重要產業壟斷統制將危機轉嫁給國民的做法，引起國民的強烈不滿，工人及農民鬥爭相繼爆發，國內局勢動亂。

  表7-3 日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形成期私營企業職工及農戶勞動收入指數變化（以1926年為標準=100）

  最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形成期的危機。上述體現在收入體系中的產業發展失衡——重化學及軍工產業的快速發展——不僅使重化學及軍工產業相關原料、零件的進口數量驟增，國際收支惡化；同時造成國內市場的「軍需通貨膨脹」[5]，在國民收入整體下跌的基礎上，通貨膨脹對國民生活帶來的打擊，特別是對農村地區的打擊極其沉重；加之1931年、1934年兩度自然災害帶來的農產品歉收，使東北及北海道等寒冷地區農民出現餓死、凍死、自殺等現象，農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所謂以「昭和維新」為口號的「國家改造運動」，正是在以上背景下與「農本主義」相結合，並以民間右翼團體及軍隊中下級官員為主的法西斯運動形式先後出現。三井財閥的團琢磨被血盟團暗殺事件，乃至二·二六事件中，均能夠看到針對財閥的不滿情緒的爆發。右翼對財閥的恐怖事件發生後，以三井為首的各大財閥為了渡過危機開始實施改革，即所謂「財閥轉向」——在開始參與農村及社會公益事業的同時，實施公開股份制，建立能夠承受向巨大的重化學及軍工企業投資的金融體制。其結果是， 1937年，三井的常務理事池田成彬、三菱的會長串田萬藏、住友會長八代則彥先後任職日本銀行的參與。至此，除重要產業壟斷組織化之外，各大財閥的主要人物開始介入國家最高政策決定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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