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日本經濟發展

  明治後期的兩次對外戰爭——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使日本資本主義充分體會到戰爭中政府財政支出的高騰，能夠為其帶來良好的發展機遇，因此兩次「戰後經營」都將重點放在軍事擴張之上，日本資本主義迅速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甲午戰爭結束的1895（明治28）年，作為媾和條件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日俄戰爭爆發的1904（明治37）年，日本便將吞併朝鮮半島列入議事日程，至1910年《日韓合併條約》簽訂，繼台灣之後朝鮮半島亦成為日本殖民地。明治時期的將近45年的「經營」，日本終於真正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員，同時日本資本主義迅速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然而日俄戰爭後新興日本帝國主義所面臨的，是快速工業發展及大資本的快速積累背景下的整體國民經濟危機。

  第一，日俄戰爭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日本產業結構的變化。首先，一戰前後產業結構中工、農業所占比例出現了根本性變化（見表6-1）。在一戰開始的1914（大正3）年的數字中可以看到，產業部門的生產總值為30億8540萬日元，其中工業部門為13億7160萬日元，占比44.4%；而農業部門生產總值為14億100萬日元，比前者超出3000萬日元，占比45.4%，比前者高出1%。說明直至一戰開始日本的產業結構仍未能完成工、農業的逆轉。而一戰後1919年的數字中可以看到，工業總產值與1914年相比增加了53億6600萬日元，占當年產業部門總產值的56.8%，與農業占比35.1%相比高出21.7%。充分說明一戰中日本資本主義得到迅速發展，產業結構中工業所占比例終於超過農業，完成了從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的轉化。

  表6-1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產業部門生產總值對比（單位：百萬日元）

  其次，日俄戰爭前後工業部門生產總值的構成變化。表6-2是日俄戰爭前後乃至一戰開始後工業部門生產總值的構成比例，可以看到自1890年到1900年的十年間，紡織工業與其他工業相比生產總值增長速度較快，1890年代日本紡織工業，在大機械化發展過程中成長為日本資本主義的基礎產業。然而1900年後特別是日俄戰爭前後，日本工業產值結構開始發生變化，食品及紡織工業所占比例開始下降，而重化學工業所占比例不斷增長；與1900年相比，一戰開始後的1915年紡織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所占比例下降了5.4個百分比，而重化學工業所占比例則增長了12.9個百分比，整個工業部門生產總值的構成發生較為明顯的變化。然而應該注意的是，儘管一戰開始後日本重化學工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其在整個工業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仍相對較低，因此該生產總值構成的變化，並不代表工業結構的轉化，而預示著大機械化生產已不僅局限於紡織工業，而是開始向紡織業以外的生產部門滲透。

  表6-2 日俄戰爭前後工業生產總值構成比例（%）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國民經濟狀況。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經濟進入慢性蕭條時期。日俄戰爭結束（1905年8月）後，龐大的戰費與零戰爭賠款，不僅給政府財政帶來極大壓力，甲午戰爭後的起業熱潮也未再度出現。1906年政府的鐵道國有化、外資導入等經濟政策雖然使經濟狀況一度出現復甦，但1907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使出口貿易受到很大影響，自此日本經濟進入慢性蕭條。不僅如此，日俄戰爭後，日本經濟對外債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外債的積累額度顯著上升（見表6-3）。表中數字表明：（1）日俄戰爭後外債積累陡然提高，1904年到1910年的6年間，外債積累增加了約321%，使政府的正幣準備出現問題，財政壓力不斷增加，成為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2）海外募集債務中包括國債、地方債及公司債，可見外資從各個層面進入日本，同時大量的內國債得以在海外金融市場消化，加大了外資引入的力度，為軍工生產原料的進口，乃至軍事擴張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表6-3 20世紀初日本外債年度積累額度（單位：千日元）

  1914（大正3）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日本經濟面臨慢性蕭條的狀況下爆發，超過四年的戰爭消耗，給世界經濟乃至日本經濟造成巨大的影響。帝國主義列強在國家統制下，動員所有自然資源、生產設備資源及交通資源投入軍需生產，並將大量勞動者投入戰爭。參加這場戰爭的18個國家投入6500萬人以上的兵力，其中死於戰爭的人數為999萬8771人，重傷者629萬5512人，輕傷者1400萬2039人，被俘及失蹤人數達到598萬3600人，人員傷亡觸目驚心；人員傷亡外，一戰對資源的破壞及消耗也同樣令人觸目驚心。然而美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則成為軍需物資的供給地，得以從戰前的經濟蕭條中解脫。事實上日本一戰期間黃金準備增加了1億8300萬英鎊，僅次於美國的2億7800萬英鎊，在此次戰爭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2]表6-4所示日本一戰前後國際收支變化的數字表明，日本資本主義確立期中，唯一一次國際收支出現順差的時期便是一戰中的1915年至1918年間，再次印證了日本在一戰期間「坐收漁人之利」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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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4 日本一戰前後國際收支變化（單位：千日元）

  第三，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確立。一戰帶來的「戰爭景氣」，為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其主要歸納為以下幾點：（1）一戰為日本所有工業部門提供了擴大國內、國外市場的機會。一戰期間日本不僅成為歐洲戰場的軍需物資及非戰爭地區生活物資的供給商，同時擴大了國內市場占領份額；並且國內外市場的擴大必然帶來工業的快速發展，即使是不包括陸海軍工廠在內的工業生產總值與一戰開始的1914年數據相比，一戰結束後的1919年數據也增長了196.8%[3]，增長速度之快可見一斑。（2）扭轉了戰前成為常態的國際貿易逆差，為日本軍事擴張提供了經濟基礎。如表6-4所示，1915年至1918年，日本國際貿易順差將近14億日元；其間1915年陸軍增設兩個師團，1919年海軍增建兩大艦隊，為其成為帝國主義強國奠定了軍事基礎。（3）金融資本的確立。表6-4中數字表明，一戰前的1914年末，日本對外債務決算額超過11億日元，而1918年不僅外債償還成為可能，而且一躍成為西方列強的債權國，為金融資本的確立創造了條件。（4）國家及財閥（私人）壟斷資本的形成。大戰中的1917年3月，以大產業資本家為中心的日本工業俱樂部成立，翌年軍需工業動員法出台，之後的1922（大正11）年日本經濟聯盟成立，以上三個過程被認為是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確立的三項指標。日本工業俱樂部成立之初便提出與政府共同努力，以民間工業促進「軍國目的的遂行」，足見其目標在於創建以軍需為基礎的重化工業體制。一戰中上述目標下的大財閥壟斷資本不斷擴大，其中三菱造船公司成立，並將長崎造船所、神戶造船所、彥島造船所、長崎兵器製造所併入傘下，形成造船及軍工產業的財閥系列企業。財閥資本下的鋼鐵企業的系列化（三井系、三菱系、住友系等）及其與官營八幡制鐵所的合作，財閥系銀行通過投資對四大工業地區（關東地區、中京地區、京阪神地區、北九州地區）的電力企業的壟斷等，均預示著日本財閥及國家壟斷資本的形成及擴大。必須注意的是，一戰不僅成為日本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契機，同時在該過程中，日本終於完成了從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的轉化，這預示著農業稅收已經不再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工、農業在政府財政收入中的角色、在整個產業結構及國民經濟中的角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發生了決定性的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