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接著朱謙之講日本哲學思想史研究

  以上僅就朱謙之的《日本的朱子學》與井上哲次郎的《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的關係做了簡單的對照和分析，或許有助于澄清嚴紹璗提出的相關問題。

  朱謙之研究日本哲學思想的基本學術觀念和方法，不是來自什麼井上哲次郎（唯心主義的實在論），也不是什麼丸山真男（近代主義或民族主義），[65]而是如他自己所說：「在觀點方面，日本哲學界至今尚少以馬克思主義觀點闡述日本哲學思想的發展。惟永田廣志所著《日本哲學思想史》（昭和十三年七月，東京三笠書店版）一書可用。」肯定該書「敘述朱子學派如新井白石、貝原益軒及水戶學派等，均極精彩，惜篇幅不多。」明確自己「本書引證永田廣志之說較多，詳見各章中附註。」[66]如何接著朱謙之講日本哲學思想史研究，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評價朱謙之所運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點和方法。

  1.理論自覺：情理的自覺與實踐的自覺

  朱謙之是一位真誠的思想家。他在歷史和哲學方面的貢獻，都是他用心探索苦心鑽研的結果，他的思想轉變也是他發自內心地感受世界、改造自我的真實寫照。朱謙之著述宏富，也善於自我總結和自我批評。這裡僅從其《一個哲學者的自我檢討——五十自述》（1950年）和《世界觀的轉變——七十自述》（1968年）來看看他是如何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方法的。

  朱謙之青年時代的無政府主義者形象一直為人津津樂道，鈴木正教授在向日本介紹中國的日本哲學研究時，提到朱謙之就用了一個「年輕時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定語。[67]實際上他早就對自己「根深蒂固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做了反省：

  本章節來源於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

  我並不是一般所謂無政府主義者，並不是那些跟著克魯泡特金之流去步資產階級後塵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我細讀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兩書，我更不相信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我的過去根本錯誤，還在沒有徹底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沒有徹底運用唯物辯證法，我一方面承認共產黨革命之歷史必然性，一方面又站在共產主義第二階段的立場，而不覺走向一種「不活動的等待底理論」，這自然是一種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殘餘思想在暗裡作祟。我假使不克服這些舊思想，我便要在時代陣營中成落伍者。我在前述學習期間首次讀到史達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讀到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原則上的不同，是在前者是「一切為著群眾」，後者是「一切為著個人」，我不覺一面讚嘆不已，一面即自己批評，我應該怎樣痛下決心來把這「一切為著個人」的舊思想來一個殲滅戰？孤獨的奮鬥生活是我在許多許多年相信惟有孤獨的奮鬥才能造成偉大的成功，然而事實勝於雄辯，孤獨只能造成消極的革命理想，只能避免於為罪惡的奴隸，要前進一步就不可能了。自我「五四」運動以後，離開革命的群眾，成就了個什麼？如果孤獨是表現著真理，那麼，不用說，它一定會給自己開闢道路，然而我不能，我只能沉默——沉默——再沉默下去，這種痛苦乃是生命的大損傷，我難道就永遠是這樣頹唐消沉下去嗎？我難道在學術上三十年的艱苦努力全都歸泡影，等於白費嗎？我在《奮鬥廿年》中宣言「我敢宣告唯我主義的死刑」，現在我卻更要無情揭露我本身的短處，拒絕宣告殘留在我思想里的一切虛無思想的死刑了！

  我今年五十歲了。……今年卻是我新生之一年，新生有如小孩般地喊出一個「我」字，我卻喊著「群眾」；新生有如翻天覆地般從思想的包袱里翻身出來；新生使我高舉著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大旗幟。[68]

  我過去的自我批評，畢竟不過是某種一時倏忽即逝的東西，我實在還沒有徹底研究錯誤發生底根源和採取改正錯誤的必要措施，我之決心從思想上從頭做起，實則從1945在梅大轉變之一年開始，那時我已漸傾向於我們偉大領袖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了，但使我知道有馬克思、列寧和史達林的論自我批評的理論，則實從近半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實行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始，基本的事實是全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造成了使我們知識分子有了搞通思想和為人民服務決心的基礎。[69]

  有真誠的反省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事實，朱謙之的思想轉變，無論是就個人還是時代而言，相比之下，也自有其「合邏輯性」的一面，而且他也主動地發揮了其自身的理論「優勢」。這個優勢之一便是他對黑格爾哲學的深入研究。

  他1931年從日本留學一回來，除了發表了《日本思想的三時期》[70]這篇第一次由中國學者詳細系統敘述日本思想發展的歷史和現狀的文章之外，就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持續關注，[71]因為正值黑格爾逝世百年紀念，翻譯了幾篇日本學者論黑格爾哲學的文章，後來編著了一本《黑格爾主義與孔德主義》（歷史哲學叢書之一種，1933年上海明智書局）。這時他表示既不同於俄國的唯物論的立場，也不同於德國的觀念論的立場，而是宣布自己是要以「生命辯證法」的立場將黑格爾與孔德和伯格森結合起來。[72]但是他在《發刊歷史哲學叢書序言》中充分注意到唯物史觀的重要性，甚至想在叢書中收入《馬克思的歷史哲學》，雖然該叢書沒有按照原定計劃出齊，但是其《歷史哲學大綱》中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及其各派歷史哲學做了詳細的敘述。

  1945年原子彈在日本的爆炸加快了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步伐，對朱謙之而言，「原子能的解放，使任何人也沒法否認『物質』和原子之物理的存在」，他說正是這種自然科學的理論變化「使我復歸於唯物論者的陣營里。」[73]具體而言，他是從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得到科學理論的根據，我最後竟變成為Lenin的學生了。Lenin的這一名著，給哲學界以很大的貢獻之一，就是他首先揭破了『物質消滅論』之思想上的墮落與腐化，他指明這是近代自然科學的危機，對我更可以說是對症下藥了。」[74]原子彈的爆炸，將「原子之物理的實在性」變成了事實。他後來反覆強調：

  「事實是頑強的東西」，無論你願意與否，你總是不能把它撇開不管，現代原子思想的物理學的勝利，就是馬列主義理論的勝利，同時也是我的思想的勝利了。

  不錯！「事實是頑強的東西」（列寧：《帝國主義論》引英國俗語，解放社本。——原注釋），由於事實，我現在變成唯物論者了，而且在素以黑格爾和辯證法為研究目標的我，又自然而然地非變成辯證法的唯物論者不可。但我此時雖有如此巨大的突變，而為環境和地位的限制，我只得把我的新思想隱藏起來，用沉默的方式生活下去。我在梅縣以迄今日，沒有公開發表什麼新著作，即是這個緣故。[75]

  此後兩年，他的重要工作，就是「從舊哲學的批評中找出新哲學，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中發現其『合理的內核』。」他「更注意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方法論的關係」，帶著一種使命感致力於黑格爾哲學研究：

  馬克思在1858年一月寫信給恩格斯說：「我很想用兩三個印張，以一種為一般人的理智所能理解的形式，闡明黑格爾。」然而為情勢所迫，以致不能實現。列寧也曾想寫一部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之有系統的書，但亦為情勢所阻，以致只能做成他的哲學筆記中《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現這個神聖的重大任務，似乎落到我們學生頭上，讓我們去擔負起來了。因此我們也絕不退縮，為著實現馬克思和列寧未成的志願，我們應該義無容辭地十倍百倍的努力，因此這一年中，我竟廢寢忘食一心一德來擔負了這關於黑格爾哲學之系統解釋的這個任務，……每日我自晨至晚，孜孜不倦地把黑格爾的主要著作，一讀再讀三讀，以求根據唯物主義觀點來加以解釋……[76]

  這個成果，就是他1949年10月完成的「精心結撰之作」《黑格爾哲學》。他說：

  我這書引證列寧的《哲學筆記》的地方很多，但為顧慮到反對派的注意，不得不說得含糊、緊縮，我不寫列寧，不寫伊利奇，只寫作Uladimir，有時也偶然寫Lenin，使人不易捉摸。這種不自由發表的情形使人難堪極了。然而不自由是對舊世界而言，舊世界的不自由正為新世界的自由作一準備。我在完成了《黑格爾哲學》之後幾天，新世界便霹靂一聲出現了。[77]

  隨著「新世界」的到來，每個新生兒都從既帶著舊痕跡又滿懷新希望的「思想包袱里翻身出來」。黑格爾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朱謙之從日本留學時代起開始關注、研究，持續了二十多年，從自覺地與唯物史觀保持距離，主張以「生命辯證法」的立場闡釋黑格爾，經歷過民族生死存亡的炮火洗禮，到逐漸自覺地接近並運用唯物史觀來分析問題，闡明「包含在為黑格爾所發現但穿著神秘外衣的方法中的合理因素」，其思想的立足點經歷了從「一切為著個人」到「一切為著群眾」的翻天覆地的轉變。然而這只是「新生」的開始。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並能夠運用其思想方法從事學術研究、解決理論問題，就需要進行系統的學習和不斷的「思想改造」，這是許多知識分子來到「新世界」所面臨的問題。

  朱謙之積極投身於這種學習和改造之中。1949年11月，他制訂了詳細的學習計劃，列出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等經典著作三十來種，[78]一面學習一面自我批評，表示「下最大的決心要從此展開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用此武器來徹底克服我那殘餘的陳舊的虛無主義思想的傾向而完全接受那新的前進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因為這才是今後向前發展的基礎，這才是我今後加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原動力。」[79]在學習與改造過程中，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世界觀之逐漸轉變是開始於關於《武訓傳》的批評以後。」他說：

  我因學習了《武訓傳》的批判才完全明了藝術和教育都是階級性的，而我從前表現於《文化哲學》和《文化社會學》中「超階級」思想，乃是根本錯誤，意識到這是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不同。……只在學習關於《武訓傳》的批評以後，我才能站穩立場，決心把這錯誤思想加以肅清。……《文化哲學》根本是從一切人都是好的這個前提出發，所以太信賴了人類的良心，而忘記了有許多剝削階級存在，因為立場錯了，世界觀也錯了，甚至所用以實現未來社會的方法也流於空話。這說明了我過去思想如何喪失了批判的能力，如果不是解放以後，經常參加政治學習，這錯誤的小資產階級世界觀，怎麼能倒轉過來呢？[80]

  第二，真心學習，自覺改造，其中最受益的是對《實踐論》《矛盾論》的學習。他說：

  最得力的是關於《實踐論》、《矛盾論》的學習，最對我起根本變化的是高等學校教師中的思想改造運動。《實踐論》、《矛盾論》提供我以檢查、分析解放以前的思想方法，使我能較徹底地正視我的錯誤思想。……我此時因群眾的智慧幫助下才正視了我自己的個人英雄主義的錯誤思想，我深刻地感到群眾力量的偉大無比，同時更應該從內心深處感謝中國共產黨，感謝這一次思想改造運動，感謝全體群眾所給我的過去所得未曾有的思想教育。共產黨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我。[81]

  第三，學習和改造的成果，首先是擔任哲學系「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發展學說史」兩門課程的教學，並制定撰寫了詳細的教學大綱。這兩份教學大綱都收錄在《朱謙之文集》第一卷中。如其所言，「前者是根據史達林的經典著作《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容，將唯物辯證法之四大特徵，分析為三十六規律，又將哲學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生產之三大特點，各分析為九項目，目的在較深刻地學習史達林的經典著作，並想能應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來解決一定的具體問題」。[82]此大綱第四章開篇指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之四大特點為：相互聯繫的法則、運動發展的法則、質量變化的法則、對立的統一和鬥爭的法則。「上篇辯證唯物主義」第四章至第七章，每章分別解說一條法則。每章分三節、每節分三款，這就是所謂的「唯物辯證法三十六規律」，簡略標示如下：

  一、相互聯繫的法則：（一）客觀性——1.聯繫的客觀性，2.聯繫的規律性，3.聯繫的具體性；（二）全面性——4.全體聯繫，5.有機聯繫，6.內在聯繫；（三）條件性——7.條件，8.地方，9時間。【第四章】

  二、運動發展的法則：（一）發展的必然性——10.必然性，11.偶然性，12.預見性；（二）發展的可能性——13.可能性與現實性，14.革命的創造性，15.新的事物之不可克服性；（三）發展的生命性——16.生命性，17.轉變性（否定之否定），18.曲線性。【第五章】

  三、質量變化的法則：（一）前進的運動上升的運動——19.由舊質態進至新質態，20.由簡單到複雜，21.由低級到高級；（二）從量到質以及從質到量——22.質量的統一性，23.由量到質，24.由質到量；（三）漸變與突變——25.漸變性，26.突變性，27.實踐性。【第六章】

  四、對立的統一和鬥爭的法則：（一）對立的統一——28.對立的統一性，29.內在的矛盾性，30.對立統一的相對性與對立鬥爭的絕對性；（二）對立的鬥爭——31.鬥爭的不可避免性，32.鬥爭的尖銳性，33.鬥爭的複雜性；（三）對立的發展——34.矛盾推動前進，35.不斷的革命，不斷底發展，36.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新社會發展的辯證規律。[83]【第七章】

  再來看大綱中「下篇歷史唯物主義」第五章至第七章關於生產的三大特點及九個項目：

  生產底第一個特點（生產底規律性）：（一）生產底不斷變更和發展。（二）生產方式的變更必然引起全部社會制度、社會思想、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的變更（「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問題也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問題）。（三）在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有各個不同的生產方式（每一個不同發展階段上的經濟基礎都有適合於這個不同發展階段底上層建築）。

  生產底第二個特點（生產底矛盾性）：（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辯證法的發展。（二）生產力發展之從舊質態進至新質態。（三）歷史上的基本生產關係與階級鬥爭。

  生產底第三個特點（生產底實踐性）：（一）新的生產力的發生是在舊制度內部發送的，是舊制度內部矛盾的結果。（二）從自發的發展到自覺的活動（沒有一種舊的生產會自發地走下歷史舞台，舊的東西永遠不會自己滅亡而必須把它消滅……進化須讓位於革命）。（三）新政治制度和新政權在廢除舊生產關係而奠定新生產關係中的積極作用。[84]

  因為基礎教材是史達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而這個體系至今還在影響著高校的馬克思主義教學。雖然朱謙之自我評價說：「這在1951年間初期著作，未免使人有生吞活剝之感，而尤以辯證法的三十六規律之說，缺點最多。」[85]這或許是當時高校哲學系中較早較系統的一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學大綱，其內容非常豐富，從每章後面所列「補充教材」，就可以看出編者的認真與專業。再結合他學習《實踐論》所寫的論文《實踐論——馬克思主義辯證認識論的底新發展》，也可以看出朱謙之理解的一些特色，而這些特色也與他的「思想傳統」有關。比如前面提到他30年代所主張的「生命辯證法」，在學習《實踐論》的文章中專門列出一部分論述「真理之生命觀」，[86]通過對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和尼采的超人主義的批判，認識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的生命觀是將生命和現實合一，是將生命和實踐合一，是將生命和客觀的真理合一。從現實性中，從實踐中，從反映物質生活的客觀真理中所見永遠的生命，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這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87]這樣，就在自我批評中超越了自我，而且他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絕對真理的長河』不就是『永遠的生命=辯證法』是什麼呢？」[88]不僅對「真理」的解釋突顯了自己的特色，而且賦予了「生命辯證法」這個舊概念以嶄新的生命。「唯物辯證法三十六規律」中也有一條就是「生命性」。[89]

  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結束後，朱謙之調回北京大學哲學系工作，先在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在轉入日本哲學研究之前，對老子、桓譚、王充、李贄以及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等都有深入和實證的研究，最能夠體現其學習成果的或者要算《中國哲學輸入歐洲是辯證唯物論底重要源泉之一》（1951年5月石印本）了，這個問題直到最近都還是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

  上面不惜花過長的篇幅介紹朱謙之「理論自覺」的詳細過程，除了為弄清他的日本哲學思想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之外，也是有鑑於目前日本研究界的現狀，如宋成有教授曾經呼籲的那樣，「日本史研究的最急切的任務之一是儘快推出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論的研究著作。」[90]而本人的相關研究工作，也被評為「理論之後」的日本思想史研究。[91]可見無論是在日本歷史還是日本哲學研究中，「理論」創造多麼不容易。

  2.理論應用：馬克思主義與日本哲學思想研究

  日本哲學史研究成為朱謙之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耕耘的「試驗田」。他說：

  1958年以後，我的研究任務，轉入東方哲學史方面，由於當時對於了解亞非拉各國的思想動態，促進文化交流，支持東方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鬥爭，研究東方哲學史有其現實意義，因此正在我對於中國哲學史極感興趣之時，科學院提出東方哲學史研究的重要性，而且把這任務交給北大。金克木起草了關於印度哲學研究計劃，馬堅起草了關於阿拉伯哲學研究計劃，我呢？奉命起草關於日本哲學史的研究計劃，並且打成文件。我雖曾留學日本，但從未注意日本哲學，而即在日本本國當時也還沒有從頭到尾一部成功的日本哲學史可資參考。我感覺彷徨，但終於完成任務。在北大圖書館善本室里，發現有李盛鐸（木齋）任日本大使時所搜集許多日本中古哲學的原著，經我鑽研之後，居然找到許多材料。我開始試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加以分析批判，以後材料積累越多，研究的興趣也越濃厚，我在1957年至1963年之間前後發表了《日本的朱子學》（1958年8月，三聯書店）、《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1962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日本哲學史》（1964年8月，三聯書店）三書，約一百萬言。又以個人編注的《日本哲學史料》，用東方哲學史組名義發表《日本哲學》二冊（古代之部，1962年12月；德川時代之部，1963年3月，均商務印書館版），把一百年來中國哲學者應該做而沒有做的工作完成了。[92]

  這的確是一項偉大的「創舉」！開創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日本哲學思想的新範式，為我們今天「接著講」日本哲學思想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典範。從理論上看，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一方面將哲學史劃分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同時力圖避免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及其鬥爭做簡單、機械的理解。如將佛教視為主觀唯心主義，而朱子學視為客觀唯心主義。進而又指出「客觀唯心主義雖然也是唯心主義，但在其與主觀唯心主義思想鬥爭的時候，便含著多少唯物主義的思想內容。」[93]他特別看重從舊陣營里「翻身」出來的京都朱子學派：

  日本京都朱子學派敢於從僧侶主義陣營之中翻身出來，講究朱子性理之學，肯定了世界及其規律的存在，因此他們的運動，便具有元氣淋漓的新氣象。雖然朱子學的本身還只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但從其以合理主義代替信仰主義的觀點看來，對於主觀唯心主義哲學中最反動的方面的鬥爭，卻是具有與唯物主義相聯繫的因素。[94]

  更進一步，即使在同屬於一個學派，也特別注意不同的人物思想傾向有很大的差異，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其實即在朱子學派之中，也包含唯物主義傾向與唯心主義傾向之內在的矛盾，因也展開了在朱子學派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思想的鬥爭。尤其是朱子學的世界觀原為二元論，而到了日本朱子學派手中，往往不滿足於二元論，而將理氣二元論歸結為氣一元論或理一元論。前者如林羅山、安東省庵、貝原益軒等接近於唯物主義，後者如三宅尚齋則完全變成唯心主義了。日本朱子學有左派也有右派，左派如新井白石、室鳩巢，如貝原益軒，如中井履軒，他們雖和古學派的意見不同，但均接近於唯物主義的派別。相反地如海南朱子學派，如寬政三博士，這些朱子學的右派則很明顯地屬於唯心主義的派別。水戶學派是朱子學的雜種，其中有暗齋派的成分，也有徂徠派的成分，分開來看則前者屬於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後者接近唯物主義思想體系。而且即在暗齋學派之中，三宅尚齋是唯心主義，佐藤直方則接近唯物主義。可見即同在朱子學派之中，其思想內容很不一致，一個人的思想，也不一定前後相同，是要加以分別認識的。[95]

  值得注意的是，朱謙之在《日本的朱子學》中曾經透露想寫一本《日本唯物論史》，[96]後來在《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前言中甚至明確劃分了日本馬克思主義唯物哲學形成的三個時期，即「馬克思主義傳播以前唯物主義哲學及辯證法思想產生的準備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以前日本唯物主義哲學形成時期」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哲學與修正主義鬥爭的時期」。[97]《日本唯物論史》雖然未見出版，但是對照後來的《日本哲學史》，就可以知道朱謙之的研究體系了。我們來看一下《日本哲學史》的目錄：

  第一章 神話傳說及佛教化時代（第一節 古代神話傳說 第二節 日本佛教）

  第二章 封建統治時期的朱子學之一

  第一節 室鳩巢、貝原益軒 第二節 中井履軒、富永仲基

  第三章 封建統治時期的朱子學之二

  第一節 雨森芳洲、山崎暗齋 第二節 會澤正志齋、藤田東湖

  第四章 儒學的分化之一：古學派

  第一節 伊藤仁齋、伊藤東涯 第二節 荻生徂徠、太宰春台第五章 儒學的分化之二：陽明學派

  第一節 中江藤樹、佐藤一齋 第二節 大鹽中齋、吉田松陰第六章 國學者的「日本精神」哲學

  第一節 賀茂真淵 第二節 本居宣長 第三節 平田篤胤

  第七章 封建制解體過程中新世界觀的萌芽之一

  第一節 安藤昌益 第二節 司馬江漢

  第八章 封建制解體過程中新世界觀的萌芽之二

  第一節 三浦梅園 第二節 皆川淇園 第三節 山片蟠桃第四節 鐮田柳泓

  第九章 明治初期的啟蒙思想

  第一節 西周 第二節 福澤諭吉

  第十章 明治時期的唯物主義與無神論

  第一節 加藤弘之 第二節 中江兆民 第三節 植木枝盛第十一章 早期社會主義者的哲學

  第一節 片山潛

  第二節 幸德秋水 第三節 堺利彥

  第十二章 日本型資產階級哲學（第一節 西田幾多郎 第二節 田邊元）

  第十三章 戰前日本型修正主義思想：三木清

  第十四章 法西斯主義及其批評者

  第一節 北一輝、大川周明 第二節 高坂正顯、高山岩男 第三節河合榮治郎

  第十五章 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日本的論爭和成長

  第一節 山均、福本和夫、河上肇 第二節 戶坂潤 第三節 永田廣志

  原始資料要目

  以上下劃線為單橫線的，是《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前言中所列舉的「準備時期」的名單（朱子學的新井白石、中井竹山，古學派的山縣周南未入目錄）；下劃線為雙橫線的，是「形成時期」的名單；波浪線的是第三期的名單（野坂參三未列入目錄）。由此可以充分看出朱謙之的日本哲學史體系的特點，即如他所言：

  日本哲學史即日本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的胚胎、發生和發展的歷史。

  研究日本哲學史主要是以馬克思主義觀點闡述日本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發展，並批判過去所有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但也不能忘卻在唯心主義哲學裡面，正如黑格爾的辯證法，有其合理的內核一樣，……現代日本哲學的主流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而追溯其思想背景，則不可不先研究一下馬克思主義以前唯物主義哲學及辯證法思想產生的準備時期哲學的諸流派。[98]

  這個體系與30年前的《日本思想的三時期》中的體系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了。

  第二，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重視不同學派代表不同的社會階級利益，同時也力圖避免對階級分析方法做簡單化的理解。上面介紹朱謙之論日本朱子學的總體發展時，談到了「一切依條件、地點和時間為轉移」，條件、地點、時間，都是包含在「唯物辯證法三十六規律」中的。他在論述「條件」的時候，就提到五山禪僧的朱子學、博士家和公卿派的朱子學、林氏家學與大阪朱子學、水戶學，都是不同「階級的社會關係」的反映。古學派和陽明學派也不例外。他說：

  古學派是朱子學的反對派，是不當權的中小地主階級思想，陽明學派則為下級武士所掌握，站在地主和市民的思想立場，因為兩派基本上都是不當權派，所以和保守主義的朱子派不同。儘管如此，只要他們自己是地主階級，則不管是當權派或不當權派，是大地主還是小地主，他們總是隨著與農民階級的矛盾，而或多或少具有剝削者的思想性格，這就是他們思想的局限性的階級根源。[99]

  原則上雖說如此，但是也不是一切以「階級」為界限的「唯階級」論。比如他在論及「苦學而成名」的朱子派學者安積艮齋時，就評價說他「頗能給貧苦的人設想，而站在接近人民的立場上。」[100]又如在論述荻生徂徠的自由學風時，認為「這自由主義學風標誌著從封建社會意識形態到資產階級社會意識形態的轉變。固然徂徠之學根本上是復古學，但在復古之中也包含著新的東西。」[101]就是說，階級也好、意識形態也好，都不能看成鐵板一塊，具體到歷史人物時，需要具體分析。

  最明顯的是，即便同樣屬於唯物主義的陣營，但也可能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他在《日本哲學史》中論述永田廣志的部分指出：

  永田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正確的，……對唯物主義的一般的性格，認為「……唯物主義在一定的歷史時代里，常為代表社會發展利益的階級的哲學而展開。」（《永田廣志選集》第五卷，第3頁。——原注釋）但是把這唯物主義的一般特徵應用到日本個別的大哲學家的評價上，就不免可以有商榷的地方。例如對於中江兆民和加藤弘之的評價，永田不管兩人相對立的政治立場，只因其哲學均為形上學的唯物主義，即均歸之於「資產階級唯物論者」的範疇。……永田對於加藤，輕視其思想的反動性，對於中江則反輕視其進步性，而從理論的形式的類似，同樣規定為「資產階級唯物主義者」，所以永井清明批評永田是自己放棄了反映論的立場，把兩人哲學的本質弄糊塗了。（《昭和思想史》，第328頁。——原注釋）[102]

  永田廣志以馬克思主義觀點闡明日本哲學思想史，曾經得到過朱謙之的高度評價，但在這裡，他看到了先驅者的「限制」，感受到了「日本唯物主義史里內在的聯繫的探求，實在並不容易。」[103]在他自己的論述中，他鮮明地指出：「兆民與弘之均為唯物主義者，但弘之初主天賦人權論，後變為國權主義者，相反地兆民則為民權主義者。弘之是官僚的護教學者，中江是在野的批判的思想家、真正的唯物主義者。」[104]

  第三，對日本哲學思想的特點，既重視來自中國的影響，強調「中國哲學對於日本影響的重要性；其中尤其以朱子學派、古學派和陽明學派竟可稱為中國哲學之有條件的移植。」[105]但是另一方面，又強調兩者有本質上的不同。他說：

  朱子學在日本和在中國是有本質上的不同。日本朱子學是按日本哲學自身的發展規律，而與各學派發生關係。例如日本雖從古以來敢於攝取外國的種種文物，但卻有一個特點，即無論如何不肯拋其獨特固有的即神典所傳的日本精神。即使這日本精神，實以古代的神話為基礎，是充滿著許多不合理的成分。朱子學傳到日本首先即須與此不合理的成分相結合。固然朱子學的左派，可以把這個不合理的成分用朱子學的合理的成分來改造、代替，而相反地朱子學的右派，則居然把朱子學的合理成分，給不合理的神道成分犧牲了。例如林羅山的「理當心地神道說」即為前者，山崎暗齋的「垂加神道」所謂「土金之教」即為後者，而要之以朱子學與神道相結合使朱子學日本化則為事實。[106]

  日本無論古學或陽明學均與神道發生關係，朱子派如此，反朱子派亦如此。日本雖從古以來，敢於攝取外國的種種進步文化，但無論如何，卻不肯拋棄其獨特的落後的神道思想，直到現在，這種阻礙社會進步的思想還在發生作用。[107]

  儒教只可能與日本魂相結合，因此而儒教中的許多精理名言，只要與日本魂不相適合的，便要註定否定的命運。[108]

  日本對於中國哲學的攝取是有其限制性的，因此而日本的朱子學便和中國的朱子學也有其本質的區別。[109]

  對神道思想的評價，它是否只有落後、阻礙社會進步的一面，另當別論；朱謙之在這裡強調日本哲學思想與中國的關係及其對「日本哲學自身的發展規律」的重視，這無論如何是對後來者的中肯的告誡。後來也有不少中日儒學比較或力圖探尋日本儒學「道統」自立及自解體的研究，儘管都還有或過或不及之感，但都是在闡明「日本哲學自身的發展規律」、重建日本哲學史研究新範式征途上的有益探索。

  3.無徵不信：旁徵博引與資料集的選編

  朱謙之對原始文獻的重視，從他的三本日本哲學研究著作所列參考文獻可見一斑。我曾經這樣評價過：

  如果說朱謙之在研究日本哲學思想時馬克思主義和他自己的文化比較學的理論都是一種外在的臨時習得的或固有的由來已久的理論，在給他的研究帶來開拓性的貢獻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形成某種局限的話，而他的尊重原始資料、強調「無徵不信」的歷史主義的實證方法，則是最終使他的研究著作成為這個領域的經典之作的法寶。[110]

  2018年暑假，我仔細閱讀了一遍朱謙之的《日本的朱子學》一書，再次為其旁徵博引所折服，也為自己的無知而羞愧。在朱著的引導下，接觸了許多以前沒有摸過的史料，如從網上找到了雨森芳洲的《橘窗茶話》、巨正純和巨正德的《本朝儒宗傳》、安積艮齋的《艮齋文略》《艮齋文略續》等，翻出來了架上的《先哲叢談》《日本道學淵源錄》等。

  朱謙之看過的書，我很多都沒有看過，有什麼資格談「接著講」？按理的確是沒有資格談的。

  這裡介紹幾種朱謙之經常引用而我們平時不太注意的幾種重要著作：

  《甘雨亭叢書》，四八冊，六集，四七種，安政三年，安中造士館刻本。

  《日本儒林叢書》，三卷，東洋圖書刊行會，昭和二年（關儀一郎編，五卷，昭和二—四年。）；《續日本儒林叢書》，四卷，昭和二—四年。（劃雙橫線部分為《日本的古學與陽明學》中所示。實際上此叢書正編有六卷。）

  原念齋：《先哲叢談》，八卷，文化一三年丙子刊。

  大塚觀瀾：《日本道學淵源錄》，四卷，昭和九年刊本。[111]

  （1）《甘雨亭叢書》

  加藤友康、由井正臣編的《日本史文獻解題辭典》（吉川弘文館，2000年）收錄有前田一良撰寫的《甘雨亭叢書》詞條，內容如下：

  該叢書收錄江戶時代的著名學者三十數人的論文、隨筆、詩文等六十餘種。上野國安中藩主板倉勝明編，安中造士館藏板。全七集（別集二集），五十六冊。弘化二年（1845）至安政三年（1856）刊行。勝明號甘雨、節山，對經史之學深有造詣，致力於廣泛搜集諸學者著作，並簡明地寫有各學者的傳記，有助於了解其學問上的相互關係。至今為止，作為刊本僅見於該叢書的，為數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