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近代日本漢學家及其與湘學的關係 一 「京都支那學」的開創者狩野直喜

  「京都支那學」是日本近代學術史甚至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流派，由狩野直喜（1868—1947）等奠其基，由同人雜誌《支那學》而促其成。《支那學》從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創刊到一九四七年八月停刊，共發表四百餘篇學術論文。小島祐馬、青木正兒、本田成之、神田喜一郎、武內義雄等京都支那學派中堅均為狩野直喜的學生而親炙其教，他們的代表作幾乎都在這裡發表。《支那學》停刊兩年後，日本全國性的中國學研究組織「日本中國學會」成立了。京都支那學對科學性的嚴格要求，實事求是的學風對戰後日本中國學的影響自不待言。

  《支那學》的特點是：第一，真正從傳統漢學的舊套中擺脫出來，對古典文本不僅僅局限於同情地解釋，而且強調一種批判的眼光和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第二，《支那學》的周圍多為明治十年左右以後出生的年輕學者，他們接受的是近代的學制教育，中國的學問大多是作為一種客觀的知識來接受的。這樣他們可以自由地選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強調學術研究的自由是他們的共同特點。第三，力圖站在客觀的、學術的立場上來關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他們眼裡理想的學者形象正是狩野直喜所提出的「實事求是，義理明徹，不恃聰明而向壁虛造，不務易入俗耳以邀世譽。卓然自守，持風氣而不為風氣所動，斯之謂真讀書人」。京都支那學的這些特點都與狩野直喜的思想具有緊密的關係。

  漢學向支那學過渡最關鍵的一點在於對經書的態度上。狩野直喜說：

  清朝的學問為考據學、復古學。其進路為排宋儒之說而恢復儒學的原始形態。在這一點上，江蘇學派與浙東學派雖無二致，但前者對漢代經書之所立幾乎缺乏批判的態度，而信仰其說，力圖對包括其細枝末節都進行考證。浙東學派則反之，嘗試對漢代所立之經進行極其大膽的批評，如《周官辨非》即為一例。論周官之偽古來不乏其人，但考據之精、論斷之公未有出其（萬斯大《周官辨非》）右者。[1]

  從信仰的態度轉變到批判的態度，對中國古典進行歷史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研究，這種「第三者的立場」正是作為近代學問的「支那學」誕生的標誌。狩野直喜明確指出「第三者的批判立場，即實事求是的學風的產生應該說是當然之事。承擔此使命的即是清朝的考據學」。[2]狩野直喜所說的「支那學」以及他所開創的京都支那學派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對清朝考據學的繼承和發展。

  這種繼承和發展的參照當然是西方近代的學術思想。對西方中國學術研究的關心可以追溯到狩野直喜在上海留學的時候甚至更早。後來他把歐洲的中國研究分為兩種態度，即學問的態度與實用的態度，而推崇將中國文明「作為智的對象進行研究」的純粹學術的態度。即便如此，他也反對完全步歐美中國研究之後塵，而主張「自主的」研究，強調「必需作為東洋人、作為日本人學術地領會中國文化」。

  他憧憬著一種更加博大、更加深邃的新的中國學的誕生。他說：

  在中國能夠咀嚼西洋學術的人還很少，且偶爾有之，由於其不通舊學，因此比較東西之學而明其得失，別立一家哲學，猶如希望宋儒在從來的經學中交織以佛老之說而別起理學一樣，似乎還十分困難。而且儒學在什麼程度上能與西洋的哲學倫理相調和，進而中國人對儒學的信仰可否如從前那樣永續，這些問題現在誰也難以明言。但從另一方面來考慮，清儒對經學的復古可以說基本上已經成功。而所謂復古只不過是削去其後來附加的東西而返回其原形。作為今後的發展階段，必將採取一新的生命與形式，可進於更加博大更加深邃的境界。但這完全是思想家的事，為經學家所不能。」[3]

  

  如同宋明理學將經學與佛老之學融和一樣，將儒學與西洋的哲學倫理相調和，正是中國現代新儒學的努力方向。這種努力在中國學界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並且這方面的研究也備受矚目，可以說已經成為一種顯學。狩野直喜雖然較早地指明了儒學的這種發展方向，可謂有先覺之明，但同時對這種比較研究持謹慎的態度，認為「非學貫東西者不能為之」，「如不嚴加注意則將陷入輕佻之學風」。[4]由於各種歷史條件的限制，在近現代日本，沿著狩野直喜所指明的儒學發展的方向踐履躬行而有成就者雖可謂鳳毛麟角，但從先行者稀疏而堅定的足跡中我們仍然能感覺到儒學在日本現代社會的強勁的生命力。

  狩野直喜追求的是從「固有的文化」中尋演學問而不受地域和時代限制的真精神，他所關注的是「學問中具有普遍性質的東西」。比如漢學與宋學，狩野直喜認為雖然由於漢代接近上古，可以說漢代的解釋近於古義，可是又不盡然。各個時代都有其時代的支配思想。思想家必然會帶有其時代思想的色彩。漢代讖緯之說及陰陽五行等迷信思想流行，深得當時的人心。當時最優秀的學者也都相信這些。如後漢的大儒鄭玄，其在訓詁方面獨步於古今，然其經說中讖緯的思想成分也不少。這一點需要特別注意。宋代則多受佛道思想的影響。如何才能克服思想的時代性而得孔子之真意呢？即所謂「有必要站在第三者的批判立場，以孔子的時代為背景，從文辭的形式內容兩方面攻究，從而把握孔子的真意」。[5]可見，狩野直喜的「第三者的立場」並非脫離儒家的立場而心寄別處。但對儒學的態度，他認為「儒學是學問而非宗教」。[6]在現代社會中復興中國古典解釋學中獨具的這種真精神也正是其思想的根本特徵。這種第三者的批判立場，雖然得益於清朝考據學和日本的古學派甚多，但又不能夠將其直接歸宗於考據學和古學。得其實事求是之為學精髓，又不為其所局限而有所發展，狩野直喜在眾采百家之長的同時，又主張回歸到孔孟思想的原點。這就是狩野直喜為學的宗旨。當然這種回歸是現代意義上的回歸，如吉川幸次郎在《〈支那學文藪〉解說》中所說的，是「改革者乃至創始者」的回歸，是對中國古典解釋學的現代復興。

  關于思想家與文人的關係，狩野直喜認為「先秦時代所謂六經諸子，皆以思想為本，而同時文辭之精彩亦為後世之楷模。思想家與文人乃是一而不二的。漢以後章句之儒代之以思想家而出，與文人之間稍有隔閡」。[7]至後世，經學者或道學者與文學者的距離更遠。中國歷代正史中分儒林傳與文苑傳，從儒林又別立道學一門，經學者與道學者入儒林、道學，文學者則入文苑。兩者立場不同，性格趣味亦不同。「道學先生」與「輕薄文人」犬猿相譏，爭訟不休。狩野直喜認為文學之術雖為多方，其思想之源乃在六經。經為中國文學的基礎。

  然而將六經作為經學來研究和將其作為文學來研究很不相同。經學研究先明其訓詁，進而就其義理緻密尋繹。文學研究則惟就其文章本身領會其文格與修辭，知其之所以為後世文學之典型即足矣。其他委之於經學者可也。至明末清初，長於經學而同時詩文也出色的學者大量湧現，如顧炎武、黃宗羲、毛奇齡、朱彝尊等莫不皆然。他評價顧炎武興考據之學，其文辭亦卓越。比較顧黃二家，他認為顧為朱子學者而善知朱子學之弊，黃為陽明學者而善知陽明學之弊。博覽而有識見，氣魄宏大，為二者所同。但顧文短而緊，黃文緊少而句長。顧文為理智之文，黃文為情感之文。顧文論政治學問多而碑版文章少，黃所書明末忠臣義士之墓志銘旨在寄主觀的同情而非述客觀的事跡。其妙處所在亦其缺點所在。狩野直喜將朱彝尊與顧黃相提並論，認為文章非以經術為根本不可，為三者之所同等等，由狩野直喜對這些人物的評價可見他認為經學與文學、思想家與文人原本不可分離。但是如以本末而論，他則認為「道德政事為本，典籍為末，文乃載道之器即此之謂也」。

  狩野直喜傾心於清朝乾嘉之學，然而對其缺點也有充分的認識。即乾嘉之學與清初大儒相比，規模氣概都顯得狹隘侷促。此後經學與文學又開始分離，經學方面考據之學興盛，文學方面文章之形式和義法逐漸精密。然而狩野直喜努力尋繹這一時代經學家、思想家與文學家之間的關係，指出當時漢學考據之士中能文之學者多為駢體家，而尊奉程朱之學的桐城派則好古文。他解釋其原因說，先秦之文雖均可稱為古文，但古文之為言乃反駢體文而起。至唐代韓、柳倡導古文，不過少數門流，唐代實為駢體文流行的時代。古文乃自宋代流行，因此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古文即宋文。奉宋學而作宋文，奉漢學而作駢文，即不足為怪。針對這種偏弊，狩野直喜主張古文與辭賦駢儷相互為用。

  對於桐城派古文，狩野直喜深有體會。比如姚鼐認為文之所以為文即文之生命所在，舉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個字。前四者為文之精，後四者為文之粗。狩野直喜案曰：「此八者雖皆可謂附著於文之生命，如分別考慮，前四者無寧是讀者閱讀時各自的主觀感覺。所感之本雖在文章，然而並非任何人讀之都有此同感。正如同所謂禪之悟，難以說明。」姚鼐從作者的角度認為學習作文要由文之粗而入文之精。狩野直喜從讀者的角度強調讀者的主觀感覺或所謂悟。同時狩野直喜不僅重視文之內容，也強調敘述的方法。甚至說「文之價值不由其文之內容如何而定，而應由其敘述的方法而定。」這裡所謂敘述的方法當然不僅限於如何遣詞造句。狩野直喜在敘述沈德潛贊同王漁洋的神韻說之後，亦同時讚嘆「此誠為精彩之論。因為文字的修飾即聲色而掩埋了性情，乃如同作秀，毫無詩的價值。但表現性情亦並非意味著無論使用怎樣平板卑俗的語言均可。雖然文字為末，更應體會文字之外的妙味。這並非說可以胡亂使用文字。使用適當的文字，然後又不拘於其文字，能夠通過文字去品味其餘韻，才是美的詩」。狩野直喜在《題素川尺牘應山崎博士需》一詩中感嘆曰：「惟憾人生欣賞短，空餘寒月照田廬。」「嘆息風流今散盡，空將文字證因緣。」[8]詩中所流露的不也正是這種意味嗎？吉川幸次郎曾對狩野直喜的「文學的味覺」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說明，並感嘆「由先生開拓的方法中，能夠邏輯地把握的部分可以各自傳授於弟子，惟有先生的味覺無法再現」。

  狩野直喜作為一「通儒」，其對經典的態度是在解釋中欣賞，在欣賞中解釋的。這一點，從他讀書的態度上也明顯地表現出來。如他在日記中這樣記述自己讀書的心得：「夜讀《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參以王引之《經義述聞》。高郵父子之學，精於小學。經解多用文字假借之法。而又證之於古書。如《文王官人》篇，已言某字當作某。又雲，周書作某。是其明證，無更容疑義。假借之義，不必難言。至其證以經文，則非博究群書，不得而企及。故讀之餘，彌信其為有清儒家泰斗也。」[9]這是一種考證解釋的態度。同時他以《論語》為例強調對於經典除了一字一句的解剖分析研究之外，還要綜合地欣賞文章之味，對經典保持一種「無限的興趣」和「津津的興味」。這種態度終其一生未變。可見其對於經典既有一種理智的追求，更有一種情感的滿足。

  要真正了解狩野直喜的學問和思想，還有必要了解其性格特徵，正如他本人所說：「一般而言，經說多與人的性格有關。性格古怪的人其經說多奇僻，篤實的人經說亦篤實。」我們從他對君臣關係的理解來看其性格的一個側面。

  在君臣關係上，狩野直喜是個君主主義者。他認為五倫之中君臣之分最為嚴格。「君不君臣亦不得不臣是孔孟當然的倫理法則。」不可否認孟子具有很強的民本主義思想，但是孟子的民貴君輕、湯武放伐之論以及「土芥」「寇讎」之言均乃以警告國君為目的，並非教人臣背其君。亦非意味著在倫理上容許臣對君的感情可以輕易地根據君對臣的態度如何而產生某種傾向。他讚賞孟子的「英邁」與「剛直」，同時強調「孟子的民本主義並不是民主主義」。因此他對中國的民主革命將五倫之中「君臣」這非常重要的一倫革去是持一種批判的態度的。

  他在給羅振玉的信中寫道：

  茲據敝國報紙稱馮玉祥迫貴國皇帝逐宮，尋廢為庶人，取消優待條件。聞之憤怒欲食其肉。近數年弟於貴國政事從未議是非，以外人不知情偽，又非分所宜然也。但此一事非可同例。何者？陳恆弒君，孔子請討。誠以干紀倫之事天下皆知惡之，而其流毒貽害不止一國。聞段祺瑞亦不以此為然，有意挽回。弟思今日之勢急於焦眉，以宜遣人勸說大義，使其知束手無為，則不但害於民國又失信於外邦。未知尊意以為然否。[10]

  對前清廢帝處境的同情焦慮及其遺臣的忠義臣節的讚美，狩野直喜這種心態與表現如果將其作為儒臣來理解就絲毫也不會覺得奇怪。綱常倫紀之事無論在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具有普遍性。陳恆弒君與馮玉祥逐宣統相提並論，且人心風俗之變流毒貽害不止一國。正是基於同樣的「忠憤激發」之情，他才敢於利用講書的機會在天皇面前秉正直諫，在現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象地再現了傳統中理想的儒臣風範。

  在經歷了中國的九一八事變和日本的「五一五」事件等一系列野蠻暴行之後，狩野直喜在「五一五」事件發生的次月即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十三日兩天給天皇「重複」進講「幾乎同一題目」即《儒學的政治原理》（一九二七年九月二日、十月三日曾進講過《古代支那儒學的政治理想》），強調儒學的德治主義，特別是君德的重要意義，指出以武力即使勉強支配天下，獲得一時的成功，但終將因勢衰力竭使得付出巨大犧牲而建立起來的大帝國分崩離析，煙消雲散。儒學論政強調「政者正也」。正的標準乃是由上示下，如同一家之中家長不能樹立正確的榜樣則影響一家一樣，一國的君王如果不能嚴於律己，樹立正確的榜樣，則影響整個國家（天下）。此乃《大學》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狩野直喜引經據典而又深入淺出地反覆講解「君德之啟沃乃是儒學政治論中尤為重要之事」。那情形不由得使人聯想起孟子。而且狩野直喜的可貴之處更在於他當時還能夠清醒地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對道德問題做比較冷靜的思考。他這樣提醒天皇：「世界上有明知為不正的行為而固犯者，對此另當別論。即使其本人認為這是為了國家，確信其行為正當，至少在道德上是正當的，而從第三者看來則遠離正道，其結果成為國家的大罪人，這樣的例子也絕不少。」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第三者的立場和清醒的認識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思想環境中是多麼難得。

  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八年，狩野直喜擔任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調查會委員」（其間，一九三三年任「滿日文化協會評議員」，一九三四年任「滿日文化協會理事」），直接參與當時日本對中國的「文化工作」。一方面不得不為軍國主義者獻計獻策，一方面又要力圖保持一個文化人的良知，其間交織著的錯綜複雜的心理矛盾與掙扎奮鬥，[11]或許遠遠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

  （原載於《讀書》2003年第7期）

  注釋

  [1]狩野直喜：《中國哲學史》，岩波書店，1953年，第527頁，以下凡引自狩野直喜的著作，不再注作者名。

  [2]《讀書纂餘》，みすず書房，1980年。

  [3]《中國哲學史》，第611—612頁。原文有著重號。

  [4]同上。

  [5]《讀書纂餘》。

  [6]《春秋研究》，みすず書房，1994年。

  [7]《支那文學史》，みすず書房，1970年。

  [8]《君山草》，京都中村印刷株式會社，1959年。

  [9]《半農書屋日記》，1925年2月5日。

  [10]《與羅叔言》，《君山文》，京都中村印刷株式會社，1959年，卷九。

  [11]詳見《關於在中國北方開展我文化工作的意見書》，狩野直喜的這份意見書刊載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發行的封面標有「秘」字樣的《支那調查報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