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達化齋日記》中的日本學者與日文書刊

  據統計，《達化齋日記（校訂本）》中出現的日本人46名、日文著作45部、報紙兩份。著作中教育學、心理學方面占絕大多數，此外有小說1種、醫學1種、政論時論3種、哲學4種。人物中除了相關著作的作者之外，還有軍人、發明家，而未具體列出著作的思想家占有很大的比重。

  其中有三部著作沒有標明作者。下面對這三本著作及其作者來稍微加以說明。

  第一，《橘英男》。1914年5月16日的《達化齋日記》里說：「閱桔英男小說。桔英男者日本陸軍大尉也。水本大將要求其犧牲名譽以謀國事，乃贈資使為狹邪游。桔英男勉強為之，痛苦萬狀，至欲自殺。日人之重名譽、尚意氣如此，此其所以能稱雄於亞東也。中人幾無以狎妓為可恥者，後生稍有歲入便欲納妾，風俗之壞，實為可哀。」據考察得知，這裡的「桔英男」就是偵探小說《橘英男》，作者是日本的楓村居士（即：町田柳塘），中譯本由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1907年12月作為「說部叢書十」的一種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日文原版由讀賣新聞日就社1905年4月出版。[20]

  第二，《中國瓜分之命運》。日文名為《支那分割の運命》，作者中島端，1912年10月15日（東京）政教社出版發行。中譯本為北洋政法學會編譯，題名為《〈支那分割之命運〉駁議》，同年12月由（天津）北洋政法學會出版。「李大釗為北洋政法學會的編輯部長，負責統籌全書的翻譯、寫作和出版、發行事宜，同時也是主要翻譯和撰稿人員。」[21]因此，此中譯本被收入《李大釗全集》。如此快速地翻譯出版的目的，如「譯例」所言：「此書系著者有意污衊吾國，故譯文之後，每加按語，以辟其謬。因名曰：《〈支那分割之命運〉駁議》。」又曰：「譯此書者，志在普及，使人人知日人對中華之感情。故書價僅取足印費，與藉以牟利者不同。」[22]

  這樣一本書，楊昌濟的讀後感如何呢？他說：「閱日本人所著中國瓜分之命運，痛言中國人之不潔；其所言蘇州上海各處習慣，實有使人愧汗者。如士人書齋中置馬桶對客出恭，亦余所未聞也。長沙鄉間之習慣，於寢室中置尿桶，臭不可聞，余家亦素來如此；余自海外歸來乃改去此惡習。」[23]又在《余改良社會之意見》一文中說：

  東西洋各國，於廁亦所力求潔淨。中國人居家，於此事太不注意，往往污穢狼藉，不堪入目，而相率安之，亦因居民無愛潔之美習也。近閱日人所著《中國瓜分之命運》，痛言中國人之不潔，謂時報館之門口任出入者之溲溺，以為進步之人所行若此，其他則更何說。其所言實有使人愧汗者。……中國鄉間人家往往置便具於室隅，積之旬月始行傾棄，人日夜居室內，常受穢氣之熏蒸。此乃至野蠻之習，所宜立即除去者也。[24]

  以上兩本書，他都是站在一個教育家的立場上，與日本比較而承認中國在社會風俗、習慣上存在的種種積弊，並且呼籲要立即革除。[25]楊昌濟對《支那分割之命運》中「用意別有所在」的「覘人國者」的「窮毀狂詬」自然不會沒有識別，[26]但是他將這種批判作為逆耳的忠言來聽取，這與他的冷靜、理性的社會改革思想是一致的。如他所說：「風俗以比較而優劣見，人惟自知其短乃肯捨己從人。余對於社會之改革，固取漸進主義，非盲從歐化者。然平心考察，吾國風俗，非無遠遜西俗之處，舍其短而取其長，固今日之急務也。」[27]其憂國之情和強國之策不是通過革命的方式來表現，而是通過一點一滴的漸進的社會改良來實現。

  第三，《哲學大觀》。此書作者建部遯吾，1898年（東京）金港堂出版。[28]建部遯吾（1871—1945）是日本社會學的開創者。1896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1898年留學德國柏林大學，1901年回國，到1922年一直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其後作為眾議院、貴族院議員活躍於政界，受19世紀的綜合社會學，特別是孔德的影響，將百科全書式的普通社會學體系化了。著作除《哲學大觀》外，有《普通社會學》四卷（金港堂，1904—1918）。《哲學大觀》「後序」中說：「《哲學大觀》是丙申（1896年）孟夏所撰。撰者時在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哲學科，此撰實際是為應其哲學及宗教之課程而作，是在學中最後的論文。」這時他已經將「闡明社會學體系」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

  由目錄可見這是一部縱論古今東西的哲學概說書，井上哲次郎在敘言中也說：「世之有志於哲學者，先就此書而了解其梗概，進而自行沉思冥想進行哲學上的考察的話，豈不可以多少享受精神上的興味嗎？」雖然楊昌濟覺得「《哲學大觀》稿頗難看」，[29]但是他還是仔細地閱讀並作了大量的筆記。[30]從筆記的內容看，除了對哲學本身的理解，特別是「近世實踐哲學」之外，關於東西方哲學思想的不同特性，如印度與希臘哲學之比較、中國與印度的異同以及西歐與印度、中國、日本思潮之不同，這方面抄錄得比較多。[31]也就是說，他力圖以此來把握東西哲學思想的各自特點及其發展的最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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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大觀》對於楊昌濟對哲學理論本身的把握最顯著的影響，表現在他的《哲學上各種理論之略述》[32]一文中。這篇文章中對哲學理論的分類方法，與《哲學大觀》中的「哲學思想的分類及批評」一節中基本相同。

  此外，與楊昌濟的思想關係比較密切的人物與著作，還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我們來看看他對中島半次郎的《人格的教育學之思潮》的關注。1914年5月21日的日記中說：

  《讀賣新聞》載中島半次郎《人格的教育學之思潮》云：德國窩伊疵肯[33]之新理想主義，乃助長此思潮者；此思潮乃對於現時糾紛之教化問題，社會問題，而努力為一大解釋者也。依智力主義置重於教授，以方法為萬能者，與依社會主義以人為當從社會之利益而教育者，乃此思潮之所反對也。甲為海爾巴特[34]學派，實驗教育學派，乙為社會的教育學派。人格的教育學者著目人類情意之教育，覺醒潛於其內部內省直覺之力觸其生命之根柢，使發現自立的精神生活，謂教育之中當自教授移於訓練，此其對於甲派之意見也。其對於乙派之意見，則謂與其作被支配於社會之人，寧作支配社會之人，不以畫一教育為然。[35]

  中島半次郎（1871—1926）是教育學家，生於熊本縣。1894年畢業於東京專門學校，1900年任該校講師。後任清朝師範學堂教督。德國留學之後，1913年任早大教授。受倭鏗的強烈影響，主張人格的教育。著作有《教育史教科書》（金港堂書籍，1902年）、《人格的教育學の思潮》（同文館，1914年）、《人格的教育學と我國の教育》（同上，1915年）、《教育の改造》（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19年）。

  1914年6月3日，楊昌濟在日記中又提到：「閱新到教育學術界有數書為余所欲購者，記之於此。中島半次郎《人格的教育學の思潮》；河野清丸《モンテツソリー教育法と其応用》（同文館1914年出版——引者）；小西重直《現今教育の研究》（同文館1912年出版）；森岡常藏《教育學精義》（同文館1906年出版。森岡常藏（1871—1944）當時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引者）。」[36]

  這裡，小西重直（1875—1948）是教育學家，他1901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後留學德國，師從德國美學家伏爾蓋特（Johannes Volkelt，1848—1930，與李普斯一樣也是移情說美學的重要理論家。他的美學代表作有《美學體系》《悲劇美學》等），回國後任廣島高師教授，1913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授予文學博士學位。1935年玉川學園出版部出版了《小西博士全集》五卷。其教育學的特色被認為是「基於體驗的實踐的教育學」。1933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校長。上面提到的李普斯（Theodor Lipps，1851—1914，楊昌濟譯為利勃斯），將在下面論述楊昌濟翻譯其《倫理學之根本問題》時提及。

  從人格主義、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出發來關心教育和從事教育實踐，可以說是楊昌濟思想的一大特色。這樣就不難理解他很想看倭鏗的書，他從日本購買康德和倭鏗的著作[37]也是理所當然的了。人格主義、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的特點，不用說都是重視自我意識、個人意志和人格等積極向上的精神因素的作用。這些都可以從他的日記或論著中得到印證。如：

  人生不能無體欲，然有理性，不以耳目口體之欲喪其仁義禮智之心，則大矣。宇宙內事皆吾性分內事，則自我大矣；非爭權攘利之自我，乃濟物利人之自我也。[38]

  閱劉生大讓修身筆記，摘錄於此：道德者克己之連續，此語最精；東京高等師範倫理教授吉田靜致云：人有習慣我（現在我）、理想我（將來我）；人須破除習慣我（克己），實現理想我（成己）。理想我既實現，又成為習慣我；然理想進步者也，故克己須連續。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即此意也。[39]

  道德教育在於鍛鍊意志。人有強固之意志，始能實現高尚之理想，養成善良之習慣，造就純正之品性。意志之強者，對於己身，則能抑制情慾之橫恣；對於社會，則能抵抗權勢之壓迫。道德者，克己之連續，人生者，不斷之競爭。有不可奪之志，則為無不成矣。」[40]

  昨日為生徒講待奴婢之道，因言凌磨幼媳亦中國社會中至慘之事，所當極力防止，庶合於人道主義。[41]

  余嘗分讀通鑑為三大類：一曰世界的理想，二曰國家的主義，三曰個人的精神。第一類又分為二子目：曰世運、曰禮教。究古今之變，通天人之際也。第二類又分二子目：曰立法、曰行政。第三類又分二子目：曰啟天良、曰練心才。余最重個人的精神，又重行政與世運；因立法之事，今昔情勢不同，船山所論多有已成明日黃花者。禮教之事，以今日眼光觀之，亦有不免屬於迷信者，吾人當分別觀之。[42]近世倫理學說中有三種主義，其一為自然主義……其二曰絕對主義……其三則曰人本主義，謂人生之行為有目的，而其目的乃己身自由意志之所決定。第三說則今日歐美倫理學說上新傾向也。自然主義又謂之惟物論，絕對主義又謂之絕對惟心論，人本主義又謂之人格惟心論，夫子言欲仁仁至，蓋實為人格惟心論，孟子、陸、王均此派也。[43]

  等等。其所言簡易明了，無須多加解釋。但是，值得注意的上，上述這些只是楊昌濟思想的一個方面。其思想中社會的因素和物質的因素也不可忽視。

  他曾經在《教育學講義》（1914年）的「教育之目的」一章中，詳細介紹了「海爾巴德之學說」，說「海氏以作出受道德的觀念之支配而服從其命令之人為教育之目的」。他批評海氏的道德觀念（內心自由、完全、好意、正義、報酬）「其多數但有形式而無內容」，因此適合此觀念的行為未必都是善。不僅如此，楊昌濟進而分析指出：「今即讓一步，謂海氏之目的皆有內容，適合之之行為即為善，然造服從道德的觀念之意志，不可雲已盡教育之目的。蓋雖道德上毫無可非難之人，若此人缺乏生活於社會必要之知識技能，則其命運果如何乎？如此之人，不賴他人之助則不能一日生存於社會之中。夫造不能獨立生存於社會之人，而以為教育之目的，此大不可也。海氏[排]除社會實際之生活而說教育之目的，故有如此之偏見。教育之目的，不可不以社會實在之生活為標準而決定之。」[44]楊昌濟在日記中也說道：

  曾文正謂經濟之學，當以能樹人能立法為主。余謂改良社會之物質生活，能為百年之計者，乃是真人才。……平江昔年有一縣令，福建人，始教其民種薯，開後世無窮之利，縣人立廟祀之，號曰薯老爺。其稱號鄙俚可笑，然其人實可敬服。[45]

  同時，他強調「有公共心之個人主義」。他在《教育學講義》中說：「個人不可無公共心，此社會生存發達必要之條件也。公共心盛，則社會隆盛；公共心薄，則社會衰微。蓋公共心不僅為社會生存發達不能缺者，根本的言之，無公共心則社會不能成立。」因此，他認為「教育當養成於必要之時犧牲自己利益之精神，又不可不養成有確信、有主張之人，不可不養成有公共心之個人主義之人。」在他看來，「為社會犧牲自己之利益與維持自我，又非兩不相容，故養有公共心同時有主張之人，乃可能之事。」由此，他的結論就是：「吾人必能維持自我，始得成為思想感情之上無偽且強健之人。國家必得如此之人始能強大。然不伴以公共心之個人主義，則於社會為危險。個人主義與公共心既可以相結合，故教育不可不作成有公共心之個人主義之人。」[46]

  對社會的、物質的因素的重視，與楊昌濟的「以變之自下為己任」的思想也有關聯。而這方面的意識在1919年之後表現得尤其突出。晚年他關注社會主義思想[47]和「世界勞動者之趨勢」[48]都是「今日之事當從底下做起，當與大多數國民為友」的思想的表現。1919年10月25日在記錄自己所想念的「倫理學講義之內容」時，他將「勞動神聖、勤工儉學」列在首位。這的確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大問題，但是由此得出楊昌濟「對馬克思學說，早有深刻之認識」[49]的結論恐怕未必妥當，因為他這時儘管接觸到一些社會主義思想，但是他本人的思想終究是一種以人格主義為基礎的民主的改良主義。這從以下兩段話可以得到說明：

  近世教育學者之說曰，人屬於一社會，則當為其社會謀利益。若己身之利益與社會之利益有衝突之時，則當以己身之利益為社會之犧牲。雖然犧牲己之利益可也，犧牲己之主義不可也。不肯拋棄自己之主義，即匹夫不可奪志之說也。吾國倫理學說，最重個人之獨立。觀歷史之所載，經訓之所傳，莫不以死守善道為個人第一之義務。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婦之於夫，照吾國昔聖賢之理想，皆有委身以事，愛敬終生，效死勿去之義。然忠臣、孝子、貞婦之志，有非其君、其父、其夫所能奪者。……卑幼者自由之意志、獨立之人格，尊長者固不可蔑視之。人有自重知恥之心，乃能以進德修業相尚，過度之壓制，故非訓育之所宜也。[50]

  我們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創造一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沒有階級、一切競爭的自由、平等、和平、幸福的新社會。我們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數中下級的平民的生活、思想、習俗改造起來；漸進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運動；切實的——一面啟發他們解放要求的心理，一面增加他們的知識，提高他們新道德的觀念。我們改造的態度：是研究的——根據社會科學的原理，參考世界各國已往的改革經驗；是徹底的——切實的述寫，批評社會的病源，極力鼓吹改造的進行，不持模稜兩可不徹底的態度；是慎重的——實地調查一切社會上的情況，不憑虛發論，不無的放失；是誠懇的——以博愛的精神，懇切的言論，為感化之具。[51]

  另外，《達化齋日記（校訂本）》中出現頻率較高的浮田和民值得關注。1914年9月25日的日記里寫道：

  日本近日新出之學者有二人：一為浮田和民，一為新渡戶稻造。有人謂新渡戶乃俗學，浮田氏則真有學者之價值，其學說必為將來日本社會中之一大勢力。余得其新著之書名曰『新國民之修養』，觀其題目，皆余所欲研究之事，想閱之必有所得也。[52]

  浮田和民（1859—1946）是基督教徒，1879年畢業於同志社英語學校，1886年應新島襄之請任同志社政法學校講師，後來留學於美國耶魯大學，任東京專門學校和後來的早稻田大學教授。1909年任當時日本非常有影響的綜合性雜誌《太陽》的主幹，在言論界、思想界和學術界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的思想中帝國主義因素與立憲主義、人格主義因素緊密相關，他所提出的「倫理的帝國主義」，既有基於生存競爭的進化論而為殖民主義辯解的一面，同時又有強調帝國主義的「自由性格」和「倫理價值」，以道德、人格、自由等文明的要素對帝國主義的野蠻的侵略性加以限制的一面。其獨自性正是表現在他所強調的「自由性」與「倫理性」上，而與此相應，他的這一方面思想為他贏得了日本大正民主主義先驅的美名。也正是這一方面的思想引起了楊昌濟思想上的共鳴。

  楊昌濟與日本的密切關係，從他的日記來看，讀報是一個重要的途徑。日記中出現的中文報紙主要是《時事新報》，上面有不少關於日本的報導，而且他的日記也是刊登在這份報紙的副刊「學燈」上的。他讀的日文報紙有兩種，即《讀賣新聞》和《東京朝日新聞》。而後者出現的頻率最高，幾乎每天必看。他在1915年2月22日的日記中說：「東京朝日新聞已有十數日堆積案頭，此大不可，此後報來時當立即看之。」[53]讀報，不僅是「求世界之智識」的自覺要求，也是實踐自己所倡導的一種教育理念。他在《教育上當注意之點》中專門提出「報章雜誌」一項，說：

  人不可一日不看報章雜誌。報章雜誌乃世界之活歷史也，即皆自我之實現也。日日看報，則心目中時時有一社會國家之觀念，而憂世愛國之心愈積而愈厚，且得有種種之常識，積累久之則深明世故，可以應無窮之變，投其所向而無不如志。此真精神知識之營養，如飯食之不可缺者矣。王船山曰：「存君親民物於我而恆不失物，存我於君親民物而恆不失我。」日日看報，即所以存君親民物於我也。蘇東坡曰：「良工使手習知其器，器習知其手，故不至一旦扞格而難操天下之大器也，若非常運用之，則必至一旦扞格而難操矣。」云云。此大器今雖不得運用之要，不可怠於觀察，怠於觀察則懵於時勢，一旦有事則必至有手足無所措者，不可不加深察也。世界活歷史為有機的一大團體，生生而變化，血脈貫通，日日觀察之，則相互之關係、必致之因果一一顯明，而此一大物者乃其為我有矣，樂莫大焉。[54]

  可見，讀報不只是與增長知識有關，而且是直接與世界觀、歷史觀相聯繫的一件大事。使自己活在「生生而變化，血脈貫通」的「世界之活歷史」中，大而言之，一方面可以培養世界的眼光，一方面又可以養成社會國家的觀念而增進愛國之心；小而言之，積累種種常識，可以深明世故以應無窮。的確是樂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