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關近代中國官民考察的幾個問題

  通過以上的概觀，我們可以了解到，熊達雲教授在本書中，聚焦近代的中國官民赴日考察，通過使用大量的史料來詳細論證，日本考察的實際情況，及其對新政的立憲活動發揮的作用。

  從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觀點來看，最初著眼於清末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錄的學者，應是原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先生。實藤先生在1930年日本占領下的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時，精心收集和整理了清末中國人的日本觀察遊記或日記，並將這些匯總後命名為《東遊日記》[83]。這些《東遊日記》現存於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的「實藤文庫」中，對今天的研究十分有益。中國進入1980年代後，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開始興盛，清末中國官民的日本考察也成為了研究的一部分。其中鍾叔河的《走向世界叢書》日本卷[84]，武安隆，劉玉敏點注的《嚴修東遊日記》[85]等史料分析整理書籍，此外，還有王曉秋氏的《近代中日啟示錄》[86]，《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87]這樣的關於考察者的部分研究。然而，本書率先以清末新政時期憲政的引進為切口，全面地考察這些觀察者的實際情況及發揮的作用。因此，本書不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而且在近代中國憲政史的研究中，作為先驅性的體系研究，也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們首先對挑戰此難題的作者的勇氣及慧眼表達最誠摯的敬意！

  大約十餘年前，本書作者與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武安隆教授合著《中國人的日本研究史》[88]。其中，作者承擔的是近現代部分，曾精心梳理了從辛亥革命到現代的中國人的日本研究史。此後，作者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碩士畢業，進入中國國家人事部行政管理科學研究所工作，從事中國人及外國人的人事制度的研究，共同編纂了《中外人事制度方略全書》[89]。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推進，作者「在愈加興盛的中國人的世界各國考察熱的刺激下」[90]，依然決定將該課題作為博士論文選題。由此而言，本書也可以說是作者多年以來研究積累的集大成之作。

  本書最大的特徵，是將中國和日本各地龐大的相關史料進行了調查，通過引用這些資料，將考察者們的實際情況及對中國近代化產生的貢獻，在綿密的實證的基礎上進行了條理清晰的論述。例如，作者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發現了《清國人內地旅行歐美人同樣許可雜件》，全方位地探究了清末的中國人官民的日本考察的實際情況及日方的應對政策。此外作者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縮微膠捲版《伊東巳代治文書》中，發現了《有賀長雄博士講述憲政講義》，認真研究了60節的講義內容。當然，本書中的龐大的史料收集和運用工作，是需要兩倍甚至三倍的辛苦和考量的。這其中，例如作者對於考察者的主要成員和主要日程等，運用了統計圖表來展現，非常細緻地整理並分類。這一點可以看出作者是何等的用心。此外作者對於所引的漢文史料，也添加了恰當的現代日語翻譯，從中也可以看出作者考量的辛勤周到。

  由於本書的涉及範圍十分廣泛，對此一一評論，遠遠超出了筆者的能力，故以下選取書中的幾個問題來進行簡單評論。

  

  首先，是對清末新政和立憲運動的評價。

  正如本書反覆所說的，中國官民考察最為活躍的時期，是清末所謂新政和立憲運動時期。1901年，為了打破內憂外患的局面，慈禧太后下達了變法上諭，清廷漸漸開始了正式的變法運動——清末新政開始了。清末新政涉及了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教育等多個領域，在政治方面的主要改革為向日本學習引進君主立憲制度。1906年清廷下達了「預備立憲」的上諭，設立資政院和諮議局、推進地方自治、實施責任內閣、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及《重大信條十九條》等，面向立憲政治的布局一一開啟。但是無論是清末新政還是立憲運動，都因1911年辛亥革命的興起而以失敗告終。中國近代化模型的選擇也從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制向共和制轉變。在此之前中國清末憲政史的研究，都將清末新政和立憲運動看作西太后政權對朝廷支配的續命策略，稱之為「政治的騙局」，多將其置於革命派的反動層面上。[91]在這樣的革命中心史觀的近代史研究下，只讚頌革命派的歷史貢獻，對于洋務運動、維新改良運動、立憲運動等革命以外進程的貢獻和意義，則傾向於持否定批判的態度。甚至可以說，該研究方法長年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占據支配地位。

  作者在本書中，將這樣的觀點稱之為「歷史的功利主義」並加以強烈批判（第372頁）。並且，將中國近代化的進程劃分為洋務派、維新改良派、立憲派、革命派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無論哪一個都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近代化摸索過程的重要里程碑。」書中在這樣評論的基礎上，還提出了「這四個進程的發生、形成以及其在歷史舞台的終結都與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水平相對應的。在歷史發展的漫長過程中，各自有著各自的地位和意義。這四個進程不時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相為前提，具有因果關係。」這一觀點（第372頁）。我們依此觀點，將清末新政定位為中國近代化的重要一環，便可以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了解作者的歷史觀。

  近年來，中國國內的近代史研究中，對於清末新政，也漸漸地從此前的作為封建殘餘而持批判態度轉變為作為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有益摸索而持肯定態度。例如，在王曉秋、尚小明主編的《戊戌維新與清末新政——晚晴改革史研究》[92]一書中，對於此前的革命中心史觀的近代史研究提出了質疑，從中國近代化是如何推進的這種改革史觀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了戊戌維新及清末新政。特別是在下篇的《清末新政研究》中，針對新政時期的新式教育行政機構的設立及外交體制的改革，清廷的工商政策和財務管理等進行了詳細地探討，此外，對於在清末的憲政改革及軍事改革中留學生所發揮的作用，作者也給予了積極的評價。然而，對於在新政和立憲運動中，赴日考察者們所發揮的作用卻基本沒有提及，對於這一點，評者認為有些不太充分。

  因此，強調了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赴日考察者的貢獻，並對此試探性地進行了綜合考察的本書，作為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的視角，值得受到好評。當然，對於這種較大的研究課題，本書也有沒有充分展開的部分。例如，在本書第二編《清末中國近代化的嘗試及赴日考察者的影響與貢獻》中，論述了在立憲運動或新政中考察者們是如何相互聯繫的以及日本的影響，敘述的重點主要是以立憲運動的政治、法律為中心展開，書中未對軍事、教育、學術、產業、大眾傳媒等其他的領域進行過多探討。

  筆者認為，將這些綜合考慮，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末中國近代化摸索的全貌。此外作者在書中雖然提到考察者的活動及立憲運動對後世的影響，例如辛亥革命之後的中華民國時代，對於赴日考察者以怎樣的形式被傳承下來這一點，我認為需要進一步論證。關於以上幾點，期待作者今後進一步深入展開研究。

  其次是關於考察者們的貢獻和局限性。

  清末的赴日中國人，大致可以分為考察者和留學生兩類。本書主要考察了在引進立憲之際考察者們的活動情況。而關於留學生的情況，書中並未過多提及。對此，作者在本書的終章特別設置了一節，針對留學生和考察者的異同，分成年齡構成、資格、在外國學習的重點、停留的時間段、外國觀察的方法、人數規模及持續時間等項進行比較。誠如作者所指出的，由於在外國停留的時間及眼界等的差異，在全體的傾向性上看，歸國後的考察者和留學生走上了完全相反的兩條路。已經有了官職的考察者們通過引進立憲制度並拼死維持現有體制，致力於改良事業，與此相對，留學生們幾乎都對清王朝的統治感到絕望，投身於打倒清王朝的革命運動中。

  但是，考慮到清末立憲和革命運動的過程時，也存在無法歸為上述的觀察者對留學生這種模式的情況。考察者這一概念本身就十分龐雜，其構成人員是多種多樣的。這其中也有為數不少的歸國留學生，這種情況下，確定這些人的立場是十分困難的。此外，雖然說大部分的留學生為革命運動而奔走是事實，其中也有一部分留學生投身於立憲事業，並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例如在憲政編查館、法律修訂館等法律制定的主要部門，也有為數不少的留學生和考察者一同工作。他們在清末的立憲運動中做出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此外，在五大臣考察團成員中，具有原留學生身份的人有10人，可以說為數不少。他們有的作為考察大臣的翻譯，有的從事資料的調查與翻譯工作，活躍程度令人目瞪口呆。據原早稻田大學留學生陸宗輿的回憶，端方一行在考察德國時，想要翻譯並整理德國的憲法和法律，同行的原德國留學生們由於中國和西洋的制度有異，在翻譯語言的選用上下了很多功夫。正好那個時候陸宗輿帶了一本日本的法律相關書籍，因為這本書幾乎也是從德語翻譯過來的，裡面的法律用語幾乎都被轉譯成了日語。因此，端方一行感嘆道：「在同行的四十人中，雖然懂西洋語言的人占了八成，但是要完成報告書，還是必須要依靠原留日學生的力量。」（陸宗輿《陸閏生先生五十自述記》）。這在日本漢語對清末中國語言的影響上來考量，是一件十分意味深長的事。無論怎樣，也可以看作是考察團中的原留日學生們的活躍情況的敘述。並且，這些留日學生編輯和翻譯的資料，對於清廷的改革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參考，也是立憲的基礎。

  另一方面，在強調了新政和立憲運動這一特定時期活躍的考察者的貢獻的同時，也必須要指出體制內部對變革進行嘗試的局限性。在清末新政和立憲運動實行的短短十幾年間，陸續有數千人作為考察者東渡日本，認真考察了明治時期日本的先進文化制度，並進行了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大量吸收。至此中國終於從傳統的中華思想中完全脫離出來，官民共同投身於推動外國先進文化的引進事業中。然而，他們拼盡全力進行的新政和立憲的嘗試，最終由於革命派的興起及辛亥革命的成功而化為泡影，沒有達到為清王朝續命的目的。他們固守於瀕臨崩潰的清王朝的體制內改革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與留學生相比，考察者們的日本認識在很多層面上都不能說是全面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他們中為數不少的人陷入到「由於停留在日本的時間較短，進行社會觀察·分析的方式仍然停留在過去的狀態，並且關注的重點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觀察者們人人都被當做客人招待，由於在這種氣氛的包圍下，所以只能觀察和理解到眼前所呈現出的景象，對日本的東西毫無批判，錯的東西也原樣照搬，囫圇吞棗地全盤引進。」這樣的窘境裡（第374頁）。此外，由於考察者們需要提交報告書，因此保留了大量的遊記、日記等考察記錄，其中既有金錢出納簿，也有日本方面資料的彙編等文件。

  上述的關於赴日觀察者的不足和局限性等，評者認為有必要單獨設置一章，進一步深入挖掘查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