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結語

  最後，雖然無關全書宏旨，筆者在閱讀中本書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錯別字及印刷錯誤，在此略加指出，希望重印時予以改正。如固有名詞的「鐘叔河」應作「鍾叔河」（第10頁等），「張斯貴」應作「張斯桂」（第24頁），「瀘溝橋」應作「盧溝橋」，（第35頁），「條陳立國自強疎」應作「條陳立國自強疏」（第63頁），「閔浙總督」應作「閩浙總督」（第100頁表三），「範源齡」應作「范源齡」（第251頁）等。此外，關於249頁的儒學《五經四子書》，作者用括號注為「孝經、弟子職、論語、曲禮、少儀、內則、孟子、大學、中庸」，如此可能會招致一些誤會。所謂的《五經四子書》，是指被長期看作儒教經典的《五經》（易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和《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另外，作者以《實藤文庫目錄》和《走向世界叢書》，《近代中國史料叢書》等為基礎製作的《附錄一，清末中國人赴日觀察者所著的遊記、日記清單》中，也有幾點需要補充。例如，在表六《大使館人員的著述》中，雖然收錄了初代駐日公使何如璋的《使東述略》和《使東雜詠》，然而副使張斯桂的詩集《使東詩錄》（光緒三年，1877）卻被省略。此外，雖然收錄了黃遵憲的名著《日本國志》，但是沒有收錄姚文棟的同名著作《日本國志》（十卷，1884年），筆者認為也應該將此書添加進去。此外，表五《一般考察類》的43號收錄的《芝山一笑》，是明治初期的漢學者石川英（號鴻齋）與初代駐日公使館的何如璋、陳斯桂、黃遵憲等的唱和詩集。由於編者是日本漢學者，嚴格來講該著作不能算是中國人的考察記錄，應從名單中刪除。

  以上的內容對本書的主旨並無影響，只能算得上是白璧微瑕，希望在改訂時予以參考。

  最後，筆者想簡單介紹一下本書之後的中國官民日本考察的相關研究。近年來，中國官民的日本考察研究作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研究領域，無論是在資料層面上，還是在各領域的研究上，都有著長足進展。例如，關於清末教育考察的實際情況，已出版了汪琬的博士學位論文《清末中國對日教育考察的研究》[93]。此外，在資料層面上，根據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的企劃，陸續影印並出版發行了收錄了清末中國人的日本考察記錄的《晚晴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全十卷。在已經出版發行的《教育考察記》上下兩卷[94]中，網羅了本書也舉出的姚錫光的《東瀛學校舉概》，羅振玉的《扶桑兩月記》（附日本教育大旨，學制私議），吳汝綸的《東遊總錄》等26種教育考察記錄。今後，預計出版發行政治法律考察記，軍事考察記，農工商考察記等按照種類劃分的考察記錄，以及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傅雲龍的《遊歷日本圖經》等綜合性的日本研究書籍。隨著這些資料的公開，今後針對不同領域的清末中國官民考察者及考察者個人的詳細研究應該會有巨大的突破。

  （本文原為日文，題為「書評：熊達雲著『近代中國官民の日本視察』（山梨學院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叢書3，成文堂，一九九八年八月刊行，三九八頁）」，載日本山梨學院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社會科學研究》第26期（書評論文特輯），第223—244頁，施快快、張永維譯，收入本書時略有增訂，標題為筆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