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中國官民的日本考察》的主要內容

  以下筆者依據本書目錄，就各章內容展開介紹和論述。

  序章可謂全書的概論部分，清晰地表達了作者的執筆意圖。作者首先就近代中國受日本影響的根源，舉出了以下四個方面：1.派遣留學生；2.招聘日本人教師和顧問；3.出版日本出版物的漢譯版；4.中國官民考察日本。並指出其他三個方面研究成果眾多，最後的中國官民的日本考察雖說出現了個別研究，但是考察全貌的研究卻不夠充足，以此來說明選擇本課題的目的和意義。

  第一章《中國官民實現考察日本的過程》可謂中國官民考察日本的前史，解明了在實現考察日本之前所經歷的過程。如前所述，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雖迫於歐美的炮艦政策，不得不開國，卻依舊固守傳統的中華思想，在最初階段也不關注日本。明治維新前夕，德川幕府於1862年和1867年兩次向中國派遣使者，提議建立雙邊通商關係和人際交流，被清廷斷然拒絕。1871年兩國締結《修好條約》和《通商章程》後不久，在北京和東京各自設立公使館，互相設置駐外使節。此後，驚訝於日本明治維新後的顯著變化，要求去日本遊歷和通商的中國官民增多，清廷向日本提出接收中國使節的要求，這次卻被明治政府拒絕了，並且限制了開放港口外中國人在日本內地的旅行。清廷和明治政府之間圍繞中國人的日本考察展開了馬拉松式的外交談判，終於在1886年，明治政府以附加條件的形式，同意向中國人內地旅行與學術考察開放門戶。作者分析原因可能是日本前年確立了內閣制度，需要整頓立憲各種制度，以及日本正式開始了與英美諸國修改條約的談判，為了加快本國近代化進程和增強加入強國行列的信心。

  第二章《最初的中國遊歷使的日本來朝》論述了1887年，傅雲龍和顧厚焜作為首屆日本遊歷使的派遣經過，日本方面對二人的態度，二人遊歷日本各地的情形，以及考察日本的報告書。對於二人考察日本的情形，至今為止雖有部分舉例，然而在派遣日本的整個流程方面仍有許多不明之處。作者以此為契機，舉出御史謝祖源的上奏文，裡面提出有必要將向外國派遣遊歷使作為緊急要務，「考察敵情，理解西洋法律，精通製造測量與繪圖要點，學習陸海軍戰術，學習租稅，外交以及茶桑栽培，畜牧礦山等方面事宜」[82]。而且，在外國遊歷使考試中成績優秀的傅雲龍和顧厚焜得到了日本官民各界的廣泛協助，半年間考察日本各地，其成果展現在報告書《遊歷日本圖經》和《日本新政考》之中。

  遭遇傅雲龍和顧厚焜赴日的中國人也有很多，比如著名改良思想家王韜於1879年夏應日本漢學者的邀請在日本遊歷四個月，其經過記錄在《扶桑遊記》中。其他比如李圭、王之春、李筱圃等分別於1876年、1879年和1880年遊歷日本。但是，說到底他們是民間人士抑或是偽裝成民間人士的政府官員，並不是通過兩國政府間的協議正式派遣的考察者，所以作者把傅雲龍和顧厚焜定義為最初的中國遊歷使。另外，本章名稱中所使用的「日本來朝」，會給人以站在日本人立場上之感，筆者建議可改為「日本來訪」或「渡日」。

  第三章《中國官民考察熱的形成》論證了中國官民日本考察熱形成的社會、政治及國際等諸多因素。如前所述，傅雲龍和顧厚焜於1887年由清廷派遣前往日本考察，當時尚未制度化，所以政府派遣的日本考察就此擱置。考察日本的重要性再度被提起，是甲午中日戰爭戰敗後，試圖進行變法維新的戊戌變法之時，形成熱潮是在數年後的1903年。這一年，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最高領導人認識到，僅僅是維持現狀是無法維持統治的，需要引入立憲政治來為政權延續壽命。另一方面，日本明治政府在甲午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國力空前強大。所以，為了給崩潰前的鄰國中國的未來施加影響，也為了擴大自己的利益和權力，明治政府改變了之前限制中國人考察日本的方針，開始主動地接受，推動甚至吸引中國人訪日。

  作者在本章採用的是實證研究法，探討了戊戌變法時期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變法運動指導者，立憲運動時期張謇、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立憲派官僚的強力提議，以及駐中國各地的日本領事館的動態，明確了日本考察熱的形成原因。同時指出，日本政府積極接受中國官民考察的姿態，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但也反映了明治政府急於擴大在華權益的自私自利的一面。

  第四章《中國官民日本考察全貌》主要介紹並詳細分析了中國派遣考察日本人員的手續，日本方的接收方法和對策，考察者的日本考察內容、領域及考察方法，考察情況等為中心的調查數據。本章內容主要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資料為中心，其特徵是使用大量表格和統計表周密整理數據。據作者以外交文書為中心製作的《附錄二，清末民初考察日本中國官民清單》，在清廷滅亡的1911年以前，派遣人數上升到1445人，1907年派遣人數最多，達334人。此外，比較派遣人員的來源，地方上是961人，中央官廳是428人，很明顯地方派遣人員相當於中央的兩倍。

  在此。作者指出中國官民的日本考察具有以下特徵：1.由清廷統一指導控制；2.不限於政府派遣，也鼓勵自費考察；3.

  優先推進清廷近代化。考察前期以教育考察為重點，後期轉變為憲法、政治、法律制度考察。這種變化也呼應了清末憲政運動的發展；4.鼓勵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特別是袁世凱掌握的直隸，張之洞控制的湖廣地方，給全國日本考察熱的形成帶來了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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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中國官民日本考察的實例研究》中，列出了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的日本考察與日本憲法考察兩個考察團，從個案分析，來進一步具體探討中國人的日本考察情況。為了考察真正的立憲政治，清廷於1906年，派遣了載澤和端方為代表的政治考察團，1907年又派遣達壽和李家駒為代表的憲法考察團。其中，載澤考察團遊歷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五國，端方考察團遊歷日本之外的歐美十一個國家，耗時約七個月，兩個考察團統稱為「五大臣外國政治考察團」。考察團向清廷提議，不可採用美法的民主制度，也不可選擇英國憲法的「虛君議會制」，可以強調大權政治的日本和德國憲政為例來構建立憲政治。其中考察重點主要是日本。考察團在日逗留期間，一邊考察各種近代設施，一邊聆聽伊藤博文、金子堅太郎、穗積八束等日本一流的政治家與學者有關天皇大權、日本憲政、日本憲法的課程。而且，達壽及其繼任者李家駒的日本憲法考察團，由受伊藤博文之託的伊東巳代治招待，課程由有賀長雄負責。有賀在課程上強調重視系統性和學說，他舉出清王朝1906年公布的《預備立憲京內官制全案》，逐條討論並加以評論。伊東提出憲法起草應該秘密進行，不應對國民公開。調查團通過參觀學習和課程，受到極大的啟發和刺激。

  第六章《日本對中國官民考察的協作》強調指出，日本的協作體制是考察成功的條件。面對中國官民的日本考察，以明治政府為首，從經濟界、學界、教育界、法律界等民間機構提供資料，開設短期研修課程，負責憲政理論講義課程，代寫考察報告書，到向清廷提建議和進言，協作方法豐富多樣。其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日本憲法考察團的有賀長雄憲法課程。作者在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所藏的縮微膠捲《伊東巳代治文書》中找到「有賀長雄博士講述憲政講義」篇章，對講義內容進行了詳細研究。此次課程多達60回，有賀認為日本的立憲政治雖是引自歐美各國，卻立足本國國情有所改良，比歐美各國更好，對於擁有與日本天皇制相似的皇帝制度的中國來說最為合適，企圖通過連續講義，給聽講生們灌輸他的這種想法。作者提出有賀為考察各國政治大臣執筆考察報告這一令人驚愕的事實，指出有賀長雄對中國的立憲事業一直強烈關注。

  第二編詳細探討了清末政治近代化過程中考察日本人員所產生的作用。清末的政治近代化過程中，總強調以往的歸國留學生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也不能忽視已經在各領域就任要職的考察人員的功績。作者就考察人員的作用和影響，試圖從「近代日本的宣傳者」、「導入立憲的提倡者」、「新制度試行的實踐者」、「立憲事業的設計者」四個方面來把握。

  首先，第七章《啟蒙與鼓勵——近代日本的宣傳者》主要通過考察人員歸國後出版的日記、日本遊記以及提交給上司和政府的復命報告書，來考證他們眼中的日本像，也分析了這些給當時的為政者帶來了何種影響。作者以《實藤文庫目錄》為基礎，參考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出版書籍，製作成《附錄一清末民初考察日本中國人所著遊記、日記清單》，據此可以了解到，直到清王朝滅亡前，中國考察人員執筆的日本遊記等著書多達167種。由於考察人員的教養水平、出身階級、考察目的、個人興趣等各不相同，他們眼中映射的日本形象也是千差萬別，作者在這汗牛充棟的議論中，聚焦於考察人員比較關注的領域，討論他們如何看待日本的教育制度、明治憲法、司法獨立、法律改革、近代警察監獄等清廷改革的重點，其中基本都是充滿善意的高度評價。同時指出這些才是清末中國向日本全面謀求近代化榜樣的政治與社會原因。

  第八章《勸告與進言——導入立憲的提倡者》考證了考察人員們不僅介紹日本，還向政府當局建言政治改革，引入立憲政治。1901年八國聯軍侵華後，慈禧太后發布上諭，要求全國要實施改革變法，直到1906年五大臣外國政治考察團歸國後，上書奏章和進言書主張立憲已不可避免，慈禧太后這才正式表明贊成立憲。作者把考察人員執筆的主要奏章和進言書製成清單，僅僅高級官僚就多達53份。其內容豐富廣泛，本章主要以引入憲法、改革行政制度、實現教育近代化，司法獨立為重點，分析端方、載澤、吳汝綸、羅振玉、達壽、李家駒、董康等人的言論。這些議論中，有人主張直接套用日本的已有制度，也有人主張應該考慮中國國情的特殊性，表明了考察人員意見眾多。

  第九章《實踐與改革——新制度試行的實踐者》從實踐步驟考察日本考察人員的具體行動。一般而言，考察人員從自身立場和利益關係出發，保守傾向較強，對迅速改革持消極態度，所以此前研究基本都否定他們的歷史作用。回顧中國的歷史進程，日本考察人員確實對推進近代化事業產生過消極作用，然而作者認為，仍然不可忽視他們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因此，本章舉出張謇、嚴修、凌福彭三人，作為考察人員樸素的立憲實踐的例子，集中於三人的民間立憲活動、近代化教育的嘗試、直隸地方的試行親政進行論述。張謇在科舉考試中成績優異，奪得狀元，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之後，他深感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寫成《變法平議》，主張借鑑日本的立憲經驗來推進漸進性改革。一方面集結民間力量由下而上敦促立憲，致力於設立預備立憲公會和省咨議局以及國會開設的懇請運動。另外還建立了眾多學校和企業，對確立近代教育和培植產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嚴修在1905年正式廢除了科舉，並就任了相當於最高教育機關的學部次官。嚴修大力推行了留學生或考察者的派遣，遍布於全國各地的「勸學所」的設置等各種各樣的教育改革，力圖提高教育的質量。此外，作為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的創立者，也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聲名遠播。凌福彭以治外法權的撤銷為前提，力圖改善監獄制度。引進了名為「習藝所」的近代化的刑務所制度，並且根據袁世凱的指導，也致力於地方自治制度的引進。上述的三個人都是在赴日之後大開眼界，他們的努力也大多以日本為模板。

  在第十章《企劃與設計——立憲事業的設計師》中，以負責了第一次官制改革的端方、在憲政編查館以及法律修訂館考察的留學生，針對第二次官制改革的著作《行政綱目》的作者李家駒為例，積極評價了日本考察者們作為立憲運動中的設計師所做出的貢獻。

  1906年《預備立憲上諭》出台，正式引進了立憲制度。向朝廷上報了官制改革必要性的端方雖然沒有被任命為編纂大臣，但是官制編纂大臣提交的中央管制改革方案基本上是以端方提交的方案為原形製作的。編制館的職員幾乎全部具有赴日考察經驗或赴日留學經驗。另一方面，為了使立憲運動在朝廷的有效監督下進行，朝廷在中央設立了具備方案設計、工作指導、進度檢查等功能的強力推進機關「憲政編查館」及「法律修訂館」。憲政編查館在1907年8月設立，至1911年5月被改組為法政院，這期間是清廷憲法體制實際上的設計者。在其156名職員中，有70人為赴日考察者或赴日留學者，占全體的44.87%。在1908年8月，憲政編查館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與議員選舉名法，以及憲法頒布前的9年內各種準備綱目的立憲時間表。但是，由於各方面的批判和攻擊，將時間期限縮短為5年。此外憲政編查館也起草與審核了大量的法案，其中大部分在進入中華民國時代後仍被沿用。

  1911年，作為日本憲法考察大臣的李家駒向朝廷提交了「行政綱目」，提出了三權同時設立，引進了責任內閣制，中央官廳的合併與撤銷，地方自治的確立等建議，據此行政綱目設計的行政改革案幾乎完全借鑑了日本的體制。但是責任內閣的引進不僅激起了權貴們的憤怒，也受到了守舊派官僚的非難與攻擊。以此為基礎，雖然大力推行了第二次官制改革，但是官製法案經歷了三次修改，新興的內閣變成了倒行逆施的皇族內閣，穩健的立憲派也同樣令人失望。

  通過以上的考察，作者在總結部分設立終章，圍繞洋務派、維新改良派、立憲派、革命派等在清末出現的各種政治勢力的相互關係及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赴日考察及赴日留學的相同點及不同點，兩者在中國近代化中的位置，以及在清末十年間對中日關係的評價等問題，進行討論，連結全書。本書的結論借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立憲派作為革命派的反對勢力帶有反動特徵，應該說在近代中國的近代化過程中起了積極作用。此外，從全局來看，雖然赴日考察者對中國近代化產生的影響不及赴日留學生，但是但從清末立憲事業這一點來看，無法否定他們做出了超出赴日留學生的貢獻。並且，清末10年的中日關係雖不能說是黃金10年，然而對於中國官民考察者及留學生的接收、對中國近代化試驗的支持等行動，雖然日本政府的利己主義是必須要批判的，但也應該肯定在客觀層面上對近代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做出一定程度的貢獻。」（第9頁）上述可以大致總結為以上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