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末官民東遊日本熱的時代背景

  1868年日本實行明治維新後，迅速走上了近代化的發展道路，逐漸成為資本主義強國。而同時代的中國則國勢衰微，內憂外患，接連不斷。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台灣；1875年進攻朝鮮；1879年又強占琉球。日本的崛起開始引起中國駐日外交官員的關注，如首屆駐日參贊黃遵憲在1877年底抵日後，經過不到兩年的仔細考察，在與日本友人開展廣泛交流的基礎上，於1879年撰成《日本雜事詩》二卷，以詩附註的形式對日本的歷史、社會、文化、風俗以及明治維新後的各項改革進行了廣泛的介紹。此後，黃遵憲繼續密切關注日本社會的變革與發展，並於1882年3月離開日本前夕，完成了名著《日本國志》的數據搜集及初稿編纂工作。《日本國志》本著「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凡牽涉西法，尤加詳備」（凡例）的方針，對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政治、經濟、官制、法律等作了全面而系統的介紹，旨在通過詳細探索明治維新後日本走向近代化道路的具體歷程，為中國的改革和施政提供一部生動的參考教材。但由於作者隨即調任舊金山總領事，無暇修訂刊行。直至1887年，《日本國志》的修訂工作才得以完成，其正式刊行更是在甲午戰爭後的1895年底。[29]

  由於甲午戰爭以前，日本的迅速崛起並未引起清廷的足夠重視，加之明治政府採取嚴厲限制中國人遊歷日本內地的措施，因此赴日考察遊歷的國人寥寥無幾。1886年7月，經過中日政府的長期交涉，明治政府終於決定向中國開放門戶，允許中國人赴日本內地旅行、視察。1887年，經光緒皇帝欽定、被選為外國遊歷使的兵部員外郎傅雲龍與刑部主事顧厚焜，奉命遊歷日本、美國、秘魯、古巴、巴西等國。11月16日（舊曆九月二十六日），二人抵達長崎，開始了為期六個月的日本考察。二人先在東京考察了海軍、陸軍、大藏省、司法省以及學校、製造工廠、工場局廠、公園、船塢等，在外務大臣伊藤博文發給遊歷內地的護照後，又先後考察了靜岡、名古屋、琵琶湖、滋賀、京都、大阪、神戶等地。考察時二人作了具體分工，傅雲龍負責搜集日本的地理、歷史、風俗及舊事逸聞，顧厚焜則負責考察明治維新後所推行的各種新政。考察結束後，傅雲龍撰成《遊歷日本圖經》三十卷，顧厚焜撰成《日本新政考》二卷。《日本新政考》共分九部，其中卷一為洋務部、財用部、陸軍部、海軍部，卷二為考工部、治法部、紀年部、爵祿部、輿地部，下列共計73個細目，對於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官制、經濟、軍事、法律等作了較為系統的介紹。但是，誠如自敘中所言：「蓋慨西法之轉移國俗，何如此之速也！又慨是邦之輕棄成憲，何如此之易也！」作者對於明治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措施並非全面贊成，軍事、經濟方面改從西法，尚表理解，但對於政治典章方面的改革，依然抱有極大的疑慮：「若夫歲歷之推遷，守其舊則農民稱便；衣冠之制度，率其常則國體自存。日人乃好異矜奇，竟一變而無不變也，是誠何道也！抑亦思一姓相傳，歷世已一百二十二，歷年已二千五百四十八，一旦舉法度典章，一一棄若弁發，是得謂是邦之福哉！」[30]可見顧厚焜對於明治政府改革法度典章並不是完全持贊同態度。

  1894至1895年的甲午之戰，一向被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竟然打敗了自視為天朝上國的清朝，令國人上下對其刮目相看。值此民族危亡之際，以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一些先進的中國人，發起了維新變法運動，號召學習日本、變法圖強。1895年，康有為聯合在北京應試的舉人1300餘人上書光緒皇帝，陳述變法的主張。在這次有名的「公交車上書」中，康有為指出：「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能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鑑」。[31]在他看來，日本以一個小島之國，竟敢挑戰中華，其變法自強的經驗應該借鑑。1898年，他又將《日本變政考》上呈光緒皇帝，書中以大量篇幅對西方的議會制度和日本維新的具體過程與措施進行了介紹，同時還將維新前的日本與中國對照，認為「日本蕞爾三島，土地人民不能當中國十分之一」，但維新以後僅數十年，日本卻能文明大辟，政法大備，成為強國。「以日本之小，能更化則聚強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32]康有為以日本的成功來證明變法之可行。他介紹說，日本明治維新，其作法雖多，不外乎如下幾條：「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制度局以議憲法；超擢草茅以備顧問；紆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遊學以通新學；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數者。」他認為，「我朝變法，但采鑑於日本，一切足已」。[33]康有為建議：「彼與我同俗，則考其變法之次第，鑒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誤，取其精華，在一轉移之間，而歐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規，將發現於我神州大陸矣。」[34]在此，康有為進一步闡明了其欲師法日本，並通過日本而學習西方的主張。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開始實行變法。然而，由於慈禧太后等頑固派的瘋狂反撲及維新派自身力量的軟弱，「戊戌變法」運動僅僅持續了103天便告失敗。

  

  然而，甲午一役確實也為中國人提供了一次重新認識日本的機會，誠如梁啓超所言：「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35]面對日本的崛起與中國的衰落，中國的有識之士痛感應積極學習西洋文化，以求存圖強。他們認為，「取法泰西，獲效最著者莫如日本」[36]；赴日學習，不僅路近費省，而且文字相近，易於通曉。對中國來說，日本不僅是學習西洋文化的成功典型，更是一條輸入西洋文化的快捷方式所在。

  《辛丑條約》簽訂後，政治統治江河日下的清政府不得不以日本為師，開始推行新政，進行所謂的改革，旨在求強自保。1901年1月29日，清廷頒布上諭，指出：「近數十年，積弊相仍，因循粉飾，以致釀成大釁。

  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致富強。」要求督撫以上重臣就「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當因當革當並，如何而國事始興，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內，悉條議以聞，再行上稟。」[37]

  自此，國人對日本的關注日漸密切，赴日考察、學習其政治、法律制度的遊歷者也愈益增多，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東遊熱潮。自1903年起，無論官派還是自請，不管公費還是自費，赴日人數猛增，一時竟如過江之鯽。具體而言，留學生人數以1903年—1906年為多[38]，而游日官紳人數則以1903年—1907年為多[39]。始自1903年的東遊熱，在1905至1907年達到高潮。

  總的來看，無論是公派還是自請，游日者的派出機關一為中央政府，一為地方督署。當然，他們的遊歷考察得到了日本有關團體及友人的大力支持和幫助，雖然其中不乏維護日本自身利益的動機，但客觀上卻為清末中國人的大舉東遊提供了方便。下面我們就分別從中央與地方兩個層面對當時國人考察日本政法的情況加以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