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黃遵憲《日本國志》的編纂與明治前期的日本漢學家 一、前言

  據薛福成序，黃遵憲編纂《日本國志》時「采書至二百餘種」[134]，這些書籍包括中日兩國的正史、野史、筆記、雜錄等。其中日本史籍有德川光國的《大日本史》、青山延光的《國史紀事本末》、賴山陽的《日本政記》《日本外史》、岩垣松苗的《國史略》、蒲生君平的《山陵志》《職官志》，以及《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懷風藻》《扶桑集》《扶桑略記》《凌雲集》《延喜式》《類聚三代格》《吾妻鏡》《徂徠集》《江戶繁昌記》等[135]。另據研究，《禮俗志》中不少條目多采自江戶時期漢學家村瀨栲亭的漢文著作《藝苑日涉》[136]。而有關明治維新後的資料，據黃遵憲介紹，「所據多布告之書，及各官省年報」[137]，可知主要采自明治政府的太政官布告以及各省官年報。據考證，《地理志》所據材料，多采自地理寮地誌課冢本明毅等編撰的《日本地誌提要》[138]。

  由於黃遵憲沒有具體記載所引資料的來源，書中亦未列出引用書目，因此給《日本國志》資料來源的考證辨析工作帶來諸多不便，需要我們今後進行更加細緻的調查研究。近年來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的王寶平教授在此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考辨工作。[139]

  黃遵憲駐日前後只有四年有餘，又不通日本語言，因此要編纂一部包羅日本歷史各個方面的史書，確非易事。特別是典章制度方面，因史料匱乏，甚至令日本史學家亦望而卻步，知難而退。日本友人岡千仞就曾告訴黃遵憲說：「此事水戶史官所欲為而不能為，蓋無足以供史料者也。蒲生君亦有此志，中途而止，亦坐無史料耳」[140]，黃遵憲亦在《日本雜事詩》（卷一第74首）中慨嘆：「兵刑志外徵文獻，深恨人無褚少孫」[141]。然而，黃遵憲還是決心效仿褚少孫續補《史記》，完成《日本國志》的編纂工作。

  當然，在撰寫《日本國志》的過程中，黃遵憲亦曾面臨重重困難。他將這些困難概括為以下三點（《日本國志·凡例》）。

  第一，采輯之難：「日本古無志書，近世源光國作《大日本史》，僅成兵、刑二志，蒲生秀實欲作氏族、食貨諸志，有志而未就。（自註：僅有《職官》一志，已刊行。）新井君美集中有田制、貨幣考諸敘，亦有目而無書，此皆漢文之史而殘闕不完，則考古難；維新以來，禮儀典章頗彬彬矣，然各官省之職制、章程、條教、號令，雖頗足徵引，而概用和文，（自註：即日本文，以漢字及日本自聯綴而成者也，日本每自稱為和國。）不可勝譯，則征今亦難。此采輯之難也。」

  

  第二，編纂之難：「以他國之人，寓居日淺，語言不達，應對為煩，則詢訪難；以外國之地，襄助乏人，瀏覽所及，繕錄為勞，則抄撮亦難。此編纂之難也。」

  第三，校讎之難：「既非耳目經見之書，又多名稱僻異之處，而其中事物之名，有以和文譯漢文者，有以英文譯和文、再譯漢文者，或同字而異文，或有音而無義，則校讎亦頗為難。」[142]

  上述種種困難，使得黃遵憲有時感到力不從心，「擱筆仰屋，時欲中輟」（《日本國志·凡例》），甚至曾對日本友人說「此事大難，恐不成書」[143]。

  幸好黃遵憲周圍聚集了一大批碩學鴻儒，可以隨時為他提供各種幫助。據黃遵憲自稱：「遵憲來東，士夫通漢學者十知其八九」（《中學習字本序》[144]），足見其與日本漢學家交流之廣泛。僅《人境廬詩草》中所詠及的日本友人，便有石川鴻齋、伊藤博文、榎本武揚、大山岩、淺田惟常、重野安繹、宮本小一、大沼厚、南摩綱紀、龜谷省軒、岩谷修、蒲生重章、青山延壽、小野長願、森魯直、岡千仞、鱸元邦、宮島誠一郎、秋月種樹、日下部東作等二十餘名，他們多為活躍在明治前期的著名政治家或漢學家。據蔡毅教授統計，《黃遵憲全集》中所記載的與其交流的明治時期的日本人名多達79人[145]。黃遵憲在任駐日參贊的四年多時間，由於能與日本漢學家們通過作詩唱和或筆談來進行交流，得以克服因語言不通而造成的巨大障礙。可以說，黃遵憲之所以能夠完成《日本國志》這部巨著的撰寫工作，是與他們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的。

  就現有史料可以看出，黃遵憲在編纂《日本國志》的過程中，主要得到了宮島誠一郎、青山延壽、石川鴻齋、龜谷省軒等人的大力協助。[146]他們都曾在修史館任職，具有很高的史學素養，熟悉相關史料，通過筆談可以隨時為黃遵憲解疑釋難，提供幫助。下面就利用一些近年來整理發表的一些筆談資料，分別予以論述。[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