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日本國志》的影響

  《日本國志》於光緒十三年（1887）撰成後，黃遵憲曾向李鴻章和張之洞各送一部，二人皆對此書給予了高度評價，如李鴻章在《稟批》中稱其「博稽深考，於彼國改法從西原委，訂證尤為賅備，意在於酌古之中，為匡時之具，故自抒心得，設論恢奇，深協覘國採風之旨」，指示「應如所請，即由本大臣備咨並原書兩函，驛寄總理各國事物衙門備覽」。[123]張之洞亦在《咨文》中稱其「條例精詳，綱目備舉，寄意深遠，致功甚勤，且於外洋各國風俗政事，俱能會通參考，具見究心時務」，認為此書「實為出使日本者必不可少之書目」。[124]光緒二十年（1894），薛福成在《日本國志序》中也對此書大加稱讚：「此奇作也，數百年來鮮有為之者」。[125]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日本國志》書稿一直沒有刊行於世，因此未能產生廣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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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國志》的正式出版大約是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底。此時適逢甲午戰敗不久，昔日「天朝大國」竟然敗給了「蕞爾小島」的日本，國人深感震驚。出於認識和了解日本的需要，《日本國志》開始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成為人們了解日本的必讀書籍，以致被「海內奉為瑰寶。由是誦說之士，抵掌而談域外之觀，不致如墮五里霧中」（狄葆賢《平等閣詩話》[126]）。

  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梁啓超撰《日本國志後序》，以半喜半悔的口吻慨嘆道：「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撰《日本國志》，梁啓超讀之，欣懌詠嘆黃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懣憤責黃子曰：乃今知中國，乃今知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127]梁啓超指出，《日本國志》撰成後未能立即流布，致使國人對日本一直缺乏了解和警惕，「不鑒不備，不患不悚」，最終導致甲午戰敗、秿弱積貧的悲痛局面，這與前述袁昶的喟嘆大致相同，應是當時有識之士的共同感受。

  文中，梁啓超稱讚《日本國志》「於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維新變政之由，若如其閨闥而數米鹽，別白黑而誦昭穆也」，認為雖然該書撰寫於十年以前，但「其於今日之事，若燭照而數計也」。[128]

  其後，梁啓超將《後序》發表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二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時務報》第21冊中，為《日本國志》的傳播起了極好的宣傳作用。是年，黃遵憲在《日本國志》的改刻本中，撤去李鴻章的《稟批》及張之洞的《咨文》，而將梁吿超的《後序》補入。當時，《日本國志》刊印700部，其中500部是通過《時務報》館發售。另外，梁啓超在《西學書目表》及《讀西學書法》中，將《日本國志》列為重點書目，推薦給維新派人士。後來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時，又將《日本國志》指定為學員的必讀書籍。由於梁啓超的大力宣傳，《日本國志》引起維新派人士的高度重視，對戊戌變法維新運動起了極夯的推動作用。

  與那些走馬觀花式的日本聞見錄不同，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是近代中國第一部對明治維新系統而深入地進行研究的著作，並對改革中國的現狀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意見。因此，維新運動中深受到維新派知識分子的歡迎。維新運動高潮的1898年，《日本國志》就曾三次刊刻，足見其影響之大之廣。

  不僅如此，《日本國志》還受到維新派領袖康有為以及光緒皇帝的高度重視，為戊戌變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諾指導。據研究，康有為戊戌奏稿以及《日本變政考》中言及效法日本之論，不少地方就是直接取材於《日本國志》。[129]

  康有為極力鼓吹效仿日本實行變法，引起了光緒皇帝對《日本國志》的極大興趣。戊戌變法前夕，光緒皇帝兩次催促翁同龢進呈《日本國志》，據翁戊戌年正月二十三日日記記載：「上向臣索黃遵憲《日本國志》，臣對未洽，頗致詰難」，次日又曰：「是日以《日本志》兩部進呈」。[130]可見光緒皇帝對此書的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