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本國志》的主要協助者

  據薛福成序，黃遵憲撰《日本國志》「采書至二百餘種」，這些書籍包括中日兩國的正史、野史、筆記、雜錄等。其中日本史籍有德川光國的《大日本史》、賴山陽的《日本政記》《日本外史》、岩垣松苗的《國史略》、蒲生秀實的《山陵志》《職官法》，以及《日本書紀》《續日本書紀》《日本後紀》《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懷風藻》《扶桑集》《扶桑略記》《凌雲集》《延喜式》《類聚三代格》《吾妻鏡》《徂徠集》《江戶繁昌記》等。[92]另據最新研究，《禮俗志》中不少條目多采自江戶時期漢學家村瀨栲亭的漢文著作《藝苑日涉》。[93]

  而有關明治維新後的資料，據黃遵憲介紹，「所據多布告之書，及各官省年報」[94]，可知主要采自明治政府的太政官布告以及各省官年報。另據考證，《地理志》所據材料，則采自地理寮地誌課冢本明毅等編撰的《日本地誌提要》。[95]

  由於黃遵憲沒有具體記載所引資料的來源，書中亦未列出引用書目，因此給《日本國志》資料來源的考證辨析工作帶來諸多不便，需要我們今後進行更加細緻的調查研究。

  黃遵憲駐日前後只有四年有餘，又不通日本語言，因此要編纂一部包羅日本歷史各個方面的史書，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典章制度方面，因史料匱乏，甚至令日本史學家亦望而卻步，知難而退。日本友人岡千仞就曾告訴黃遵憲說：「此事水戶史官所欲為而不能為，蓋無足以供史料者也。蒲生君平亦有此志，中途而止，亦坐無史料耳」[96]，黃遵憲亦在《日本雜事詩》中嘆道：「兵刑志外徵文獻，深恨人無褚少孫」[97]。然而，黃遵憲還是決心效仿褚少孫續補《史記》，完成《日本國志》的編撰工作。

  當然，在撰寫《日本國志》的過程中，黃遵憲亦曾面臨重重困難。他將這些困難概括為以下三點（《凡例》）。

  第一，采輯之難：「日本古無志書，近世源光國作《大日本史》，僅成兵、刑二志，蒲生秀實欲作氏族、食貨諸志，有志而未就，新井君美集中有田制、貨幣考諸敘，亦有目而無書，此皆漢文之史而殘闕不全，則考古難；維新以來，禮儀典章，頗彬彬矣，然各官省之職制、章程、條教、號令，雖頗足徵引，而概用和文，不可勝譯，則征今亦難。此采輯之難也。」[98]

  第二，編纂之難：「以他國之人，寓居日淺，語言不達，應對為煩，則詢訪難；以外國之地，襄助乏人，瀏覽所及，繕錄為勞，則抄撮亦難。此編纂之難也。」

  第三，校讎之難：「既非耳目經見之書，又多名稱僻異之處，而其中食物之名，有以和文譯漢文者，有以英文譯和文再譯漢文者，或同字而異文，或有音而無義，則校讎亦頗為難。」[99]

  上述種種困難，使得黃遵憲有時感到力不從心，「擱筆仰屋，時欲中輟」（《凡例》），甚至曾對日本友人說「此事大難，恐不成書」[100]。

  幸好黃遵憲周圍聚集了一大批碩學鴻儒，可以隨時為他提供各種幫助。據黃遵憲自稱，「遵憲來東，士大夫通漢學者十知其八九」[101]，可見當時與日本漢學家交流之廣泛。[102]黃遵憲在任駐日參贊的四年多時間，由於能與這些漢學家們通過作詩唱和或筆談來進行交流，得以克服因語言不通而造成的巨大障礙。可以說，黃遵憲之所以能夠完成《日本國志》這部巨著的撰寫工作，是與他們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的。

  

  就現有史料可以看出，黃遵憲在編纂《日本國志》的過程中，主要得到了宮島誠一郎、青山延壽、石川鴻齋、龜谷省軒等人的大力協助。[103]他們都曾在修史館任職，具有很高的史學素養，熟悉相關史料，通過筆談可以隨時為黃遵憲解疑釋難，提供幫助。下面就利用一些筆談資料，分別予以論述。[104]

  1.宮島誠一郎

  宮島誠一郎（9838—1911），號栗香、養浩堂等，曾供職於左院、修史局、宮內省等，後被敕選為貴族院議員，著有《國憲編纂起原》、《養浩堂詩集》等。宮島與首屆公使何如璋、第二屆公使黎庶昌、以及黃遵憲，楊守敬等人皆交情深厚，他們先後都參加過宮島《養浩堂詩集》的俾改、評點、序跋工作，其中尤其以黃遵憲用力最深。[105]

  正如宮島在其《養浩堂詩集》序中所述：「黃參贊公度，與余交莫逆」，二人交情非同一般。黃遵憲亦在詩中詠道：「一龕燈火最相親，日日車聲碾麴塵」[106]，將宮島視為一龕燈火下最為相親的摯友。宮島所居的麴町與公使館僅一街之隔，二人來往頻繁，關係非常密切。

  由於黃遵憲與宮島交情深厚，黃駐日期間，宮島又先後任職於修史館與宮內省，因此能夠為黃遵憲《日本國志》的寫作提供資料協助。

  如1879年（明治十二年）3月31日，黃遵憲致函宮島說：「德行自藤惺窩、文章自物徂徠以下諸公，乞條其名字、籍貫、所著之書，一一以告，漢學、宋學又當分別，文與詩又分舉為妙也」[107]。藤惺窩即藤原惺窩，江戶朱子學的開創者；物徂徠即荻生徂徠，江戶古文辭學派的代表。毋庸置疑，黃遵憲是在為撰寫《日本國志·學術志》中的漢學部分而請求宮島提供有關資料。

  又如，1880年（明治十三年）5月，黃遵憲在與宮島筆談中，介紹正在編撰的《日本國志》情況：

  公度：近日作《日本史志》，必至今年年尾，乃能脫稿。分十三目，書約三十卷。

  宮島：先生獨力猶為此事乎？且有公事，應多忙。吾輩突然訪高館，費貴閒，甚無心。一卷何十葉？

  公度：獨力為之。每脫一稿，則何大使潤色之。一卷三十葉左右。

  其目曰：國勢、鄰交（上下）、天文、地輿（有圖）、食貨（為目者六）、刑法、兵（為目二）、文學（為目三）、禮俗（為目十二）、物產、禮樂、工藝（十一）。有《禮俗志》一篇，中分十二目。有曰朝會，有曰祭祀者，此二事缺欠焉不詳。閣下方官宮內省，必能縷悉之。幸於暇時別紙條示，感戴不盡。[108]

  據此可知，黃遵憲計劃於年內完成《日本國志》的編撰工作。將當時構想與後來成稿相比，可以發現略有不同，如十三目後減為十二志（無政治），三十卷後增至四十卷，另外如國勢、地輿、兵制、文學，後亦改名為國統、地理、兵、學術諸志。但我們也可從筆談中發現，此時黃遵憲已經初步設計好各志的細目。

  由於當時宮島正任職於宮內省，因此黃遵憲特地就《禮俗志》中有關朝會和祭祀問題請求幫助。隨後，黃遵憲便開列了有關朝會和祭祀的十一項疑問，請求宮島根據現行制度予以回答：

  一問朝會日期。如天長節之類。

  一問常朝儀式。

  一問朝會時尚有鹵簿否？

  一問朝會時儀式。

  一問宮中女官參朝儀式。

  一問天子親祭之神。

  一問遣使祭告之神。

  一問祭祀儀式。

  一問祭祀時供設品物。

  一問祭祀時祝辭。

  一問臣庶家祭祀儀式。[109]

  並特別指出：「以上所問，據現今所行而答，其古時制度，且略而弗道。閣下若有不及盡知者，祈轉詢之友人，是所至禱。」

  對此，宮島回答道：「朝會祭祀許之。現以假皇居，未有確制。古制則詳於邦典，閣下應悉知。朝會規則現於式部寮議定之，閣下若求之，則緩求之。比閣下尊著漸成，必應定製。雖然，大抵假定之制度有之，仆為閣下徐應編纂之。」[110]表示願意為黃遵憲提供幫助。

  不久，宮島將有關朝會、祭祀的暫行規定《現行假例》交給黃遵憲。8月14日，黃遵憲致函宮島：「收到見惠《朝會祭祀現行假例》一本，俟暇趨謝。」並言：「前承賜《朝會典禮》，詳密整贍，拜謝無已！」[111]

  今閱《日本國志·禮俗志》有關朝會、祭祀記載，其中朝會包括新年朝賀、新年宴會、紀元節宴會、天長節宴會、每月賜宴等，祭祀包括新年祭、元始祭、祈年祭、春秋季皇靈祭、新嘗祭、祭禰廟、祭陵等條目，分門別類，條理分明。而在最後的小注部分，黃遵憲寫道：「以上今禮，從宮內書記詢問得之，名曰《現行例假》，謂暫時所行，非典制也。」（《禮俗志》一）顯然，此處所謂宮內書記是指宮島誠一郎，所言《現行例假》即前述宮島所提供者。

  然而，宮島並非能為黃遵憲提供所需的一切資料，尤其是有關軍事機密的內容，更是無法滿足黃的要求。如1881年（明治十四年）7月17日，黃遵憲致函宮島：

  仆所撰《日本志》將近脫稿，中有海軍一門，因海軍尚無年報，拉雜采輯，慮不免有誤，且尚有一、二詢請之事，因念令弟小森澤君今官海軍，仆亦叨有一面之識，不揣冒昧，敬以奉懇。[112]

  信中提出《兵志》中的海軍一節，因需要海軍船艦表、海軍兵學校、海軍新設規程局以及海軍每年經費等有關資料，請當時任職於海軍省的宮島誠一郎胞弟小森澤長政（小森澤家養子）幫忙提供如下信息：

  一、今送到海軍船艦表共四紙，中有錯誤者祈為改正，有疏漏者祈為補入。

  一、問海軍兵學校規則，明治四年正月十日太政官布告者，今猶用否？若有新規則，可以借示否？

  一、海軍新設規程局，敢問所司何事？

  一、問海軍兵卒（專指下卒）規則可借示否？兵卒每月給俸一元七十錢，有等第否？

  一、問海軍每歲經費何項用多少？可示其大概否？[113]

  宮島8月2日回函，轉達小森澤婉言回絕此事之意：

  所示海軍船艦表並軍兵學校其餘數件，仆已領命。弟小森澤長政現奉職東海鎮守府，常在橫濱總轄諸艦。閣下所云，仆已轉致。頃弟從橫濱來，曰所云件件仔細檢查，此等之事，固當明告者。但秘史之職，事無大小，非受省卿之命，則不能私告。若轉照之本省書記，則知之亦甚容易耳。俄、德二公使亦有此公問，已經一一明告。弟之言如此，便以告閣下。[114]

  但是，不久宮島轉來小森澤婉言回絕的口信：「秘史之職，事無大小，非受省卿之命，則不能私告」，要求黃遵憲直接照會海軍省書記，並說對德、俄兩國公使也持同樣態度。

  今《兵志》海軍部分，較之陸軍，內容要簡單得多，其原因大概在此。

  2.

  青山延壽

  青山延壽（1820—1906），字季卿，號鐵槍，生於史學世家，著有《皇朝金鑒》、《大日本史地理志稿》、《讀史雜詠》、《讀史偶筆》、《鐵槍文集》等。父延於，兄延光，皆為水戶史學的著名學者。1878年，黃遵憲為其《皇朝金鑒》佼序，對青山父子的史學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

  日本之史，以漢文紀事者，莫善於《大日本史》，而其書實出水戶藩士之手。水戶藩號多賢，有青山雲龍氏者，世以史學鳴，其伯子延先（按：「光」之誤），繼《日本史》後，為《紀事本末》一書，而史體始備。余來日本，即聞青山氏名，後得與其季子延壽交。延壽官於史館，平生所著述，多涉國史，與之徵文考獻，無能出其右者。[115]

  由此可知，黃遵憲所交的日本友人之中，以青山延壽對日本史學造詣最深。

  1878年（明治十一年）3月23日，青山延壽訪問公使館，與何如璋、黃遵憲等舉行筆談，以下是何如璋與青山之間的問答：

  如璋：君在史館現編何書？貴國史有各志否？如有成書，乞惠示一觀為快。

  青山：仆在史館，搜索史料，是其任也。如撰修則在編修職，今仆所任，輯各藩史料也。《大日本史》有十一志略已就緒，兵志、刑法志已刻成，其他校合未畢也。[116]

  據此可知，青山在史館的工作主要是搜集史料。筆談中，青山還介紹說，《大日本史》11志（按：實為10志）當時只刊行了兵、刑二志，其他尚未校合完畢。《大日本史》10志（神祇、氏族、職官、國郡、食貨、禮樂、兵、刑、陰陽、佛事）最終全部刊行完畢，還須待到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因此黃遵憲編纂《日本國志》時，除兵、刑二志外，其餘諸志皆未能參照。

  青山延壽學識淵博，家藏史書極為豐富，可以推斷，與其交流，是黃遵憲獲取有關日本史志知識的重要途徑之一。

  3.石川鴻齋

  石川鴻齋（1833—1918），名英，字君華，號鴻齋、芝山外史等，三河豐橋人，工詩文，亦擅山水人物畫。著有《精注唐宋八大家文》《日本八大家文讀本》《日本外史纂論》《芝山一笑》等。1879年黃遵憲撰成《日本雜事詩》，石川曾為之題跋。二人來往密切，筆談頻繁。如1878年（明治十一年）6月16日的筆談：

  公度：《大日本史》有紀傳而無表志，欲考典章，必於志乎。仆急急欲得如史志諸書覽之，恨其不知也。

  鴻齋：《日本外史》初卷有引書標目，仆不悉記，請在館中示之耳。

  公度：各史所引書目，多和文者，仆意欲得漢文者耳。[117]

  由於《大日本史》表志部分此時尚未刊行，黃遵憲請石川為其推薦有關日本典章的史志書籍。對此，石川介紹說賴山陽的《日本外史》中列有引書目錄，而黃遵憲更希望閱讀用漢文撰寫的日本史料。

  又如該年11月21日的筆談中，黃遵憲請石川代為翻譯岩垣松苗的《國史略》:

  公度：此篇自「政體」以下，祈代為譯漢，但何以酬勞，祈足下自度，與王桼園言之。

  鴻齋：政體以來迄尾譯之歟？

  公度：是書譯畢，他尚有煩君者。一切紙筆之費，仆以為不如計篇數，如每十篇需多少，足下自審度之可也。

  鴻齋：此文鄙拙，譯之不甚佳，惟貫串意而已。仆塵事多端，請限今年畢業。

  公度：是文雖鄙，閣下熟史，以意潤色貫穿之可也。他日攜歸，可為君刊行之。

  （中略）

  公度：仆閱史，喜閱志，故求足下先為此。

  鴻齋：譯新聞紙布令者，有其人乎？未否？

  公度：此間本有翻譯馮姓者為之，然仆觀之，不譯亦知其事也。通西人語言文字者多，通日本語言文字者少。[118]

  筆談中，黃遵憲不僅委託石川翻譯《國史略》的部分章節，而且提出譯畢後，還有其他史籍需要石川繼續幫忙，可見石川為黃遵憲採集資料提供了極大幫助。

  另外，由此筆談可知，對於當時報紙刊登的各種布告，黃遵憲無需藉助翻譯，便可大致看懂。因明治初期的新聞布告，尚保留較濃的漢文色彩，這也給不通日語的黃遵憲的資料採集工作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便利。

  4.龜谷省軒

  龜谷省軒（1838—1913），名行，字子省，號省軒，擅長詩文，曾任太政官少史、修史庶務、記錄局長等職，後辭職專心從事著述，除《省軒文稿》

  外，還著有《論語管見》、《論語彙纂》、《詠史樂府》、《近世義烈傳》等。黃遵憲曾對日本友人說：「仆來此，最親慕者，龜穀子一人」，足見其對龜谷非常推崇。

  1879年（明治十二年）12月18日，黃遵憲與龜谷筆談，其中內容多涉及《日本國志》的編纂問題：

  省軒：閣下近來有何著述？

  公度：近來方編《日本國志》，恐至明年此時方能脫稿，為目十有二：

  曰國統，曰鄰交，曰天文，曰地輿，曰職官，曰食貨，曰兵，曰刑，曰學術，曰禮俗，曰物產，曰工藝，成書約有五六十卷。

  省軒：所引之書已具否？弟有所知，亦應言之。

  公度：其不備不全者，當一一請教。雖然，仆之此書，期於有用，故詳近而略古，詳大而略小，所據多布告之書，及各官省年報也。[119]

  據此筆談可知，黃遵憲對於《日本國志》篇目的構想最早形成於此時。12目中除地輿後改為地理志外，其他篇名與後來成書完全相同，只是卷數略有減少而已。另外，黃遵憲所言「所據多布告之書，及各官省年報也」，也為我們研究《日本國志》的資料來源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筆談中，龜谷還向黃遵憲介紹了伊藤東涯的《制度通》，羽倉勝堂的《甘雨亭叢書》以及蒲生秀實、新井白石等的有關著作，增強了黃遵憲有關日本史學的知識。

  以上據現有筆談史料，主要介紹了宮島誠一郎、青山延壽、石川鴻齋、龜谷省軒對黃遵憲編纂《日本國志》的協助情況。除此之外，當時其他漢學家如重野安繹、岡千仞等人，也都曾給予黃遵憲有力的幫助。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關於《日本國志》的作者，現在一般皆認為由黃遵憲獨自編撰而成，但黃本人曾數次言及《日本國志》乃與公使何如璋共同編輯，事實究竟如何？我們有必要對此問題進行探討。

  如1880年7月25日（光緒六年六月十九日），黃遵憲致函王韜時說：「頃隨何星使後，共編《日本志》，而卷帙浩博，明年乃能卒業」。[120]同年8月21日（七月十六日），黃遵憲在與朝鮮修信使金宏集的筆談中，再次言及與何如璋共同編輯《日本國志》事：「《日本志》仆與何公同為之，卷帙浩博，可為三十卷，姑未清草」。[121]由此看來，《日本國志》似乎僅非黃遵憲個人所為，公使何如璋亦曾參與其中。

  那麼，何如璋究竟參與了哪些工作呢？據同年5月黃遵憲與宮島誠一郎的前述筆談，便可知編撰工作實際上仍由黃遵憲獨力進行，何如璋只是負責初稿的潤色工作。筆談中宮島問道：「先生獨力為此事乎？」黃答曰：「獨力為之。每脫一稿，則何大使潤色之」。[122]

  當然，作為公使，何如璋亦為《日本國志》的編纂提供了諸多方便。可以設想，要想完成如此龐大的煌煌巨著，沒有公使的大力支持，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作為有力的協助者和支持者，何如璋可謂功莫大焉，但若僅以上述材料為據，將何如璋作為《日本國志》的合著者，顯然是不妥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