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國志》的編纂動機

  《日本國志》共40卷50餘萬言，除卷首中東年表外，全書共分12志，計國統志3卷，鄰交志5卷，天文志1卷，地理志3卷，職官志2卷，食貨志6卷，兵志6卷，刑法志5卷，學術志2卷，禮俗志4卷，物產志2卷，工藝志1卷。作者採用中國傳統史書中專門敘述典章制度的典志體裁，從各個角度對日本的歷史和現狀進行系統而深入的介紹和研究，稱得上是一部研究日本的百科全書。特別是在介紹明治維新的制度改革方面，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官制、文化等各個層面，故黃遵憲亦稱其為一部「明治維新史」。在介紹總結明治維新經驗的同時，黃遵憲還史論結合，與中國的現狀進行多角度對照比較，提出一系列先進的改革主張。

  黃遵憲為何要編纂《日本國志》這部煌煌巨著呢？筆者認為，其動機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參贊官的使命感

  據《清史稿·職官志六》記載：「使臣掌國際交涉，參贊佐之」，規定參贊的主要職責主要是輔佐公使處理各種外交事務。然而，黃遵憲卻認為，除此之外，身為參贊官，自己還負有仞事日本研究的歷史使命。在《日本國志敘》中，黃遵憲明確表示：「今之參贊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職也」，並引用《周禮·秋官·小行人》:「小行人之職，使適四方，以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順逆為一書，以反名於王」；以及《周禮·春官·外史氏》:「外史氏掌五帝三王之書，掌四方之志」，來具體說明自己的職責。黃遵憲認為，古昔盛時，就「已遣輶軒使者於四方，采其歌謠，詢其風俗，又命小行人編之為書，俾外史氏掌之，所以重邦交，考國俗者」，而如今，由於出使大臣忙於各種外交大事，無暇著述，於是採風問俗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落在身為僚屬的自己身上，「不從事於採風問俗，何以副朝廷咨諏詢謀之意？」故而將之視為參贊官義不容辭的使命。

  （二）對中國人缺乏了解日本的強烈不滿

  黃遵憲來日後，發現日本人研究中國的著作汗牛充棟，而中國人對日本卻缺乏最基本的常識，不由得感慨萬端，他在《日本國志敘》中寫道：

  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己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論議也者，可不謂狹隘歟！[81]

  長期的閉關鎖國，使得中國的士大夫們陶醉在天朝至上、固步自封的自滿情緒中，對於外部世界一直漠不關心。遠隔重洋的歐美且不用說，就連僅隔一衣帶水的日本，也將其視作傳說中的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有感於此，黃遵憲認為有必要對日本進行全方位的介紹研究，以彌補國人對日認識的不足。

  雖然鴉片戰爭後，為抵抗外來侵略，有志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著手研究外國，誕生了徐繼畲的《瀛寰志略》及魏源的《海國圖志》等富有影響的著作。然而，誠如薛福成所言，它們「於西洋絕遠之國，尚能志其崖略；獨於日本，考證闕如。或稍述之，而惝恍疏闊，竟不能稽其世系疆域，猶似古之所謂三神山者之可望不可至也。」（《日本國志序》）如徐繼畲的《瀛寰志略》雖於卷一敘述東洋二國日本與琉球，但竟稱日本是由對馬、長崎、薩馬（按：薩摩之譯音，今鹿兒島）三島組成，並用地圖標出，足見當時國人的日本地理知識何等膚淺。而魏源的《海國圖志》亦只是羅列前人的有關記述而已。

  與此相比，《日本國志》乃是黃遵憲親自考察日本的結晶，所據材料皆為作者駐日四年間多方蒐集而成，自然與徐、魏的著作不可同日而語。對此，黃遵憲也頗為自信，曾致函日本友人宮島誠一郎，稱《日本國志》「翔實有體，蓋出《海國圖志》、《瀛寰志略》之上。」[82]

  

  （三）明治維新觀的轉變

  黃遵憲來日後，雖然親身經歷了明治維新後日本社會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變化，但他對於明治維新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由懷疑到認同，再到讚美的轉變過程。對此，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定本自序中回憶道：

  余所交多舊學家，微言刺譏，咨嗟太息，充溢於吾耳。雖自守居國不非大夫之義，而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及閱曆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故所作《日本國志》序論，往往與詩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見歐人，其政治學術，竟與日本無大異。今年日本已開議院矣，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時與彼國穹官碩學言及東事，輒斂手推服無異辭。[83]

  由於黃遵憲來日當初，結交的友人多為漢學家，受他們對明治維新「微言刺譏，咨嗟太息」的影響，《日本雜事詩》初版本中「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甚至作詩譏諷維新後的民風衰敗。[84]

  但隨著他「閱曆日深，聞見日拓」，來日後期黃遵憲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認識到正是因為日本革故鼎新，引進西方的各項先進位度，才能做到「卓然能自樹立」，進而堅信中國走向變法也是勢在必然。他曾對何如璋說：「中國必變從西法，其變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強，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轄，或如波蘭之瓜分，則吾不敢知，要之必變」，並且預言：「三十年後，其言比驗」。1880年前後，日本自由民權運動方興未艾，黃遵憲「初聞頗驚怪，既而取盧梭、孟德斯鳩之說讀之，心志為之一變，以為太平盛世必在民主」，這種思想轉變使他認識到必須把明治維新的改革經驗介紹到中國，為中國的改革提供寶貴的借鑑，這也是促使他著手編纂《日本國志》的動機之一。

  後來黃遵憲出使美英，在與歐美人的接觸中，發現它們對日本明治維新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讚不絕口，更加深了他對明治維新的高度評價。因此，黃遵憲於1890年在英國倫敦公使館，對《日本雜事詩》進行大幅度修訂，刪除了初版本中譏諷明治維新之作，補充了吟誦各種新制度的詩歌，詩的數量由154首增至200首，並以其作為定本。

  （四）對日本不斷擴張的高度警戒

  明治維新後，日本積極推行富國強兵政策，一方面殖產興業，對內發展經濟，另一方面開疆拓土，對外不斷擴張，1874年入侵台灣，1879年強占琉球，進而窺視朝鮮，對中國構成威脅。正如梁啓超所言，黃遵憲著《日本國志》，其用意之一就在於警告國人「日本維新之效成且霸，而首先受其衝者為吾中國」。

  在《日本雜事詩》定本自序中，黃遵憲回顧道：維新之初，人們對於日本的走向議論紛紜，有人認為是「外強中乾，張脈僨興」，無法維持多久；也有人認為能「以小生巨，遂霸天下」。而黃遵憲則以其高度敏銳的洞察力，發現「日本維新以來，頗汲汲於武事」（《兵志》一），認為日本「頗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地理志》一），因此極為詳細地介紹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採用西方兵制，設立陸海二軍的過程，並在《兵志》中著錄了有關明治日本軍事的最新統計表37個，包括「明治十三年徵兵表」、「六管鎮台表」、「陸軍編制表」、「陸軍軍費出入表」及海軍「船艦表」等，以期多角度地把握明治初期日本的軍備發展情況。

  1894年春，薛福成讀罷《日本國志》，對中日兩國的前途頗感不安，指出兩國「自今以後，或因同壞而世為仇讎，有吳越相傾之勢；或因同盟而互為唇齒，有吳蜀相援之形。時變遞嬗，遷流靡定，惟勢所適，未敢懸揣」（《日本國志序》），批評國人對日本缺乏相應的了解：「使稽其制而闕焉弗詳，覘其政而瞢然罔省，此究心時務、閎覽劬學之士所深恥也」，並盛讚黃遵憲「可謂閎覽劬學之士」。[85]

  不久，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清廷統治者的腐敗以及對日認識的不足，致使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被迫與日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屈辱求和。據黃遵憲回憶，當時任總理衙門章京的袁昶曾喟嘆道：若是《日本國志》能夠早流布的話，就可省去對日賠款的二億兩銀子！[86]雖屬事後誇大之辭，但也一語道破《日本國志》所具有的遠見卓識及其覘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