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國志》的編纂過程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號人境廬主人、觀日道人、東海公等，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人，曾任駐日參贊、駐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參贊、駐新加坡總領事、湖南長寶鹽法道兼署按察使等職，是近代中國著名詩人、外交家、史學家和維新思想家。除《日本國志》外，還著有《人境廬詩草》11卷、《日本雜事詩》2卷。

  早在青少年時代，黃遵憲就懷有遠大抱負，立志「要摶扶搖羊角直上九萬里」。[68]他不願意過著那種埋頭破屋，皓首窮經式的世儒生活，主張經世致用，認為「儒生不出門，勿論當世事，識時貴知今，通情貴閱世」[69]，欲走出書齋，放眼認識外面的新世界，曾作詩曰：「噫嘻乎儒生讀書不識羞，動誇虎頭燕頷逕取萬戶侯。萬戶侯耳豈足道，烏知今日裨瀛大海還有大九州」。[70]所有這一切，都成為他日後中舉後即放棄舉業，長年出使海外的思想基礎。

  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黃遵憲開始究心時務，「取《萬國公報》及製造局所出之書盡讀之」。[71]他還遊歷廣州、香港、煙臺、天津等沿海城市，開闊了眼界，擴大了視野。生於列強入侵、外患頻仍之秋，黃遵憲逐漸認識到「非留心外交，恐難安內」，與張蔭桓等時務派人士「抵掌論當世之務」，被李鴻章譽為「霸才」。[72]

  1876年8月，經歷了科場「三戰三北」之痛的黃遵憲參加順天鄉試，終於考中了舉人。是年12月，清廷任命翰林院侍講、廣東大埔人何如璋為出使日本欽差大臣，由於何如璋賞識黃遵憲的才華，加之與黃的父親是世交，便邀黃一同出使日本。從此，黃遵憲開始了長達10餘年的外交官生涯。

  1877年（光緒三年，明治十年）11月，黃遵憲隨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抵達日本。作為參贊官，黃遵憲在協助何如璋處理當時中日間存在的各種外交問題，如琉球歸屬問題及朝鮮問題上，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針對明治政府出兵台灣、吞併琉球的擴張政策，黃遵憲充分認識到琉球所奿有的戰略地位，代何如璋上書總署，主張力保琉球社稷，為中國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對於朝鮮當時所面臨的美日叩關的危機局面，黃遵憲特撰《朝鮮策略》一文，建議其「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以圖自強」，對朝鮮的開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73]

  另一方面，黃遵憲也極力主張中日兩國應友好相處，共御外侮，為亞洲的穩定和繁榮共同努力。在《陸軍官學校開校禮成賦呈有栖川熾仁親王》一詩中，黃遵憲闡述了中日唇齒相依的近鄰關係，表達了兩國應世代友好的良好願望：「同在亞細亞，自昔鄰封輯。譬若輔車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強，乃能相輔弼。同類爭奮興，外侮自潛匿。解甲歌太平，傳之千萬億」（《人境廬詩草》卷三）。

  與此同時，黃遵憲還廣交日本友人，積極開展文化交流活動。由於德川幕府長期推行鎖國政策，江戶時期日本文人很難與中國文人進行直接交流。因此，對於首屆中華使節的到來，日本文人表現出空前的熱情，「入境以來，執經者，問字者，乞詩者，戶外屨滿，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石川英《日本雜事詩跋》[74]），登門造訪者絡繹不絕。尤其是年屆而立、風華正茂的黃遵憲，在公使館中最富文才，更成為日本友人的結交對象，每天都忙得不亦樂乎。其中情形，正如王韜在《日本雜事詩序》中所描述的那樣：「既副皇華之選，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執贄求見者戶外屨滿。而君為之提唱風雅，於所呈詩文，率悉心指其疵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為金科玉律，此日本開國以來所未有也」。[75]對於日本友人攜來的詩文，黃遵憲或為其修改，或為其作序作跋，悉心指點，不厭其煩。

  在與日本友人交往的過程中，黃遵憲也開始了自己的日本研究。其間情形，正如他後來在《日本雜事詩》定本自序中所述：

  余於丁丑之冬，奉使隨槎。既居東二年，稍與其士大夫游，讀其書，習其事，擬草《日本國志》一書，網羅舊聞，參考新政，輒取其雜事，衍為小注，丳之以詩，即今所行雜事詩是也。[76]

  

  來日後的二年間，黃遵憲一方面與日本友人廣泛開展文化交流活動，另一方面對日本社會進行仔細觀察，深入調查，他目睹了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於是萌生了撰寫《日本國志》的念頭。由於此項工作規模宏大，需要耗費大量時日，於是作為前期準備工作，黃遵憲首先撰寫了《日本雜事詩》。

  《日本雜事詩》於1879年7月由總理衙門以同文館聚珍板刊印，初版本上下二卷共收詩154首，分別從國勢、天文、地理、政治、文學、風俗、服飾、技藝、物產等各個方面，以詩夾注的形式對日本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系統而形象的描述。就內容而言，《日本雜事詩》堪稱《日本國志》的姐妹篇，所不同的是，《日本雜事詩》是採用七言絕句形式的文學作品，而《日本國志》則是採用中國傳統史書中典志體裁的史學著作，由此而言，二者相輔相成而又相映成趣。

  《日本雜事詩》刊行後，受到中日兩國文人學者的極大讚譽，日本漢學家石川英在《日本雜事詩跋》中驚嘆道：「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間時世沿革，政體殊異，山川風土，服飾技藝之微，悉網羅無遺。而詞彩絢爛，咀英嚼華，字字徵實，無一假借」，並對黃遵憲的才能佩服之至：「公度來日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詳確如此，自非讀書十行俱下，能如此乎？」[77]

  經過數年的艱苦努力，黃遵憲終於完成了《日本國志》的初稿。1882年（光緒八年，明治十五年）3月，黃遵憲駐日任期屆滿，奉命調任舊金山總領事，他在贈別日本友人詩中詠道：「海外偏留文字緣，新詩脫口每爭傳。草完明治維新史，吟到中華以外天」。[78]詩中所謂「新詩」是指日本友人廣為傳誦的《日本雜事詩》，而所謂草完的「明治維新史」，則是指已經完成初稿的《日本國志》。

  然而，在其後駐美的三年半時間，由於公事繁忙，黃遵憲無暇對《日本國志》初稿進行修改。1885年秋，黃遵憲由美乞假回鄉，決心完成《日本國志》的編撰事業，因而謝絕了新任駐美公使張蔭桓及兩廣總督張之洞之召，「家居有暇，乃閉門發篋，重事編纂」（《日本國志敘》）。經過近兩年嘔心瀝血的艱苦努力，1887年夏，黃遵憲終於完成了這部前後費時8載、洋洋50餘萬言的巨著。為此，他特作《日本國志書成志感》（《人境廬詩草》卷五）一詩，以抒發自己的激動之情：

  湖海歸來氣未除，憂天熱血幾時攄？

  千秋鑒借《吾妻鏡》，四壁圖懸人境廬。

  改制世方尊白統，罪言我竊比《黃書》。

  頻年風雨雞鳴夕，灑淚挑燈自卷舒。[79]

  詩中，黃遵憲將《日本國志》比作日本的史籍《吾妻鏡》，以及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黃書》，明確表示欲借鑑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對中國進行改革的遠大志向。

  《日本國志》撰成後，黃遵憲將稿本抄寫四份，一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送李鴻章，一送張之洞，自存一份。[80]1890年（光緒十六年），黃遵憲將《日本國志》書稿交付羊城富文齋刊刻，但此年並未出版。1894年（光緒二十年），黃又將書稿郵至巴黎，請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大臣薛福成作序。直到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底左右，《日本國志》才終於得以正式刊行，此時離黃遵憲完成書稿已逾八載。就這樣，從醞釀伊始到正式出版，《日本國志》前後竟然費時16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