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雜事詩》與海外竹枝詞

  然而，如果我們把視野進一步擴展開來，從更加廣泛的範圍來看，《日本雜事詩》的源流當然不止於此，應該說，它具有更深的文學淵源，那就是與海外竹枝詞的關係。

  關於這一點，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的最後一首詩及詩注（原本第154首、定本第200首）中作了詳細說明，原詩如下：

  紀事只聞籌海篇，徵文空誦送僧詩；

  未曾遍讀《吾妻鏡》，慚付和歌唱竹枝。[36]

  詩的前二句對中國的日本研究進行了回顧，而最後一句「慚付和歌唱竹枝」，則表明由於作者不諳日本和歌，便用中國傳統的竹枝詞形式創作《日本雜事詩》，用以描繪日本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

  竹枝詞本是巴渝地區的民歌，唱時以笛、鼓伴奏，同時起舞，聲音婉轉動人。崔令欽《教坊記·曲名篇》中載有《竹枝子》之名，可見唐玄宗時就曾被譜成樂曲。中唐詩人顧況曾有《竹枝詞》之作，但真正獨具慧眼地將竹枝詞發揚光大的應數同為中唐詩人的劉禹錫（772—842）。

  劉禹錫在任夔州刺史時，依調填詞，根據民歌創作《竹枝詞》十一首，詩的內容基本上是歌唱巴蜀的風土人情、男女愛情等。如著名的「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就是模擬民歌，借景抒情的千古傑作。詩人巧用「晴」與「情」的諧音，一語雙關，成功地刻劃出一位初戀少女含蓄而又微妙的戀情。這些新詩受民歌影響，大都採用七言絕句形式，且不拘泥於平仄，因此劉禹錫稱之為「變風」之始（《竹枝詞》引）。劉禹錫的好友、著名詩人白居易也曾創作竹枝詞，但正如《詞譜》所述，「劉白竹枝詞，俱拗體七言絕句」（《詞譜·竹枝詞注》），他們所創作的竹枝詞中多有平仄不調者。後世詩人便多借竹枝詞形式，用以描繪各地的風土人情。[37]由於竹枝多用七言絕句形式，通俗易懂，音調輕快，不但記錄了大量中國域內的風俗事物，而且還記載了不少域外的風土人情，具有很高的文學和歷史價值。前述的《南宋雜事詩》及《灤京雜詠》便屬於此列。

  對於中國歷代吟誦日本風俗的竹枝詞，黃遵憲在該詩的原注中作了詳明的闡述，雖然詩注較長，但它是我們了解《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志》創作動機及性質的重大線索，茲摘錄於下：

  《山海經》已述倭國事，而歷代史志，於輿地風土，十不一真。專書惟有《籌海圖編》，然所述薩摩事，亦影響耳。（《明史·藝文志》有李言恭《日本考》五卷，侯繼高《日本風土記》四卷，書皆不行於世。余從友人處假有《風土記》鈔本，不著撰人，未審是侯本否？書極陋，不足觀。）唐人以下，送日本僧詩至多，曾不及風俗。日本舊已有史，因海禁嚴，中土不得著於錄。惟朱竹坨收《吾妻鏡》一部，故不能詳。士大夫足跡不至其地，至者又不讀其書，謬悠無足怪也。宋濂有《日東曲》十首，《昭代叢書》有沙起雲《日本雜詠》十六首。宋詩自言問之海東僧，僧不能答，亦可知矣。起雲詩僅言長崎風民風，文又甚陋。至尤西堂《外國竹枝詞》，日本僅止二首。然述豐太閤事，已謬不可言。日本與我僅隔衣帶水，彼述我事，積屋充棟，而我所記載彼，第以供一噱，余甚惜之。今從大使後，擇其大要，草《日本國志》成四十卷，復舉雜事，以國勢、天文、地理、政治、文學、風俗、服飾、技藝、物產為次，衍為小注，丳之以詩。余雖不文，然考於書，徵於士大夫，誤則又改，故非向壁揣摩之譚也。第不通方言，終慮多謬，願後來者訂正之耳。[38]

  由於這是《日本雜事詩》的最後部分，因此在詩注中，黃遵憲對中國的日本研究作了總體回顧，並對自己創作《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志》的動機作了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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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經·海內北經》言：「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是為中國史書對日本的最早記載。以後，歷代中國正史都有關於日本的記述。但真正意義上研究日本專著的誕生，還要到明朝。明萬曆、嘉靖年間，由於倭寇的大量入侵，明人感覺有必要對日本進行深入而系統的研究，在這種背景下，湧現出不少研究日本的專門著作，詩注中所述鄭若曾的《籌海圖編》和李言恭、郝傑的《日本考》就是其中頗有影響的代表之作。另外，詩注中所指出的李言恭《日本考》與侯繼高《日本風土記》雖然作者有異，實則內容相同，屬於一書二刻，據研究，當是京官李言恭根據前線指揮官侯繼高著作易名重刊的結果。[39]

  雖然唐宋時期有不少日本僧人來華，中國詩人也與他們多有酬贈唱和之作。然而明代以前，有關日本的詩歌並未見採用竹枝詞的形式，如著名的歐陽修《日本刀歌》便是以長篇歌行體的形式而創作的。最早利用竹枝詞形式吟誦有關日本風土人情的，正如黃遵憲所述，始於明初的著名文學家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明初朝廷祭祀、朝會、詔諭、封賜等文章，大都出自他的手筆，被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同時，我們在他的文集中，也可發現不少他為日本人所作的文章，有的是為日本高僧作的碑銘，有的是為日人詩集作的序跋。在這種交流過程中，宋濂從當時的日本人處了解到不少有關日本的知識，創作了《賦日東曲》10首。按嚴紹盪先生分類，這十首詩歌內容包括王都形勝、富士景色、古老傳說、佛教盛事、中華文物等五個方面。[40]如其中第六首詠日本的楊貴妃傳說道：

  玉環妖血污寰中，豈有靈祠祝鬼雄。

  莫是仙山真飄渺，雪膏花貌主珠宮。

  （自註：國有楊貴妃祠）[41]

  由於《長恨歌》在日本的廣泛影響，日本各地都流傳著馬嵬兵變中楊貴妃未死，最終逃亡日本的故事，由此衍生出許多有關楊貴妃的傳說。如名古屋的熱田神社便流傳道，楊貴妃本為熱田明神的化身，由於唐玄宗妄圖征服日本，熱田明神便化作楊貴妃，去迷惑唐玄宗，挫敗了玄宗的侵日之志，從前社殿後面有一座五輪塔，即為楊貴妃墓。

  有關日本楊貴妃傳說產生的具體原因及其演變過程，筆者曾作過詳細論述，在此不再贅述。[42]總之，宋濂由日本友人處聽到日本有關祭祀楊貴妃靈祠的傳說，從而創作了這首詩。

  關於沙起雲《日本雜詠》16首的創作背景，作者在自序中說道：

  日本為海外諸國之勝，舟楫輻輳，其中山水奇絕，景況佳好，不可盡悉，偶占絕句十六首，聊記歲序、民風之盛。[43]

  由上述記敘看來，與宋濂根據道聽途說創作《賦日東曲》不同，沙起雲可能親自去過日本，《日本雜詠》是建立在作者在日本的實際生活體驗基礎上而創作的作品。如其中描寫中元時的日本風俗時寫道：

  一年佳節是中元，老幼挑燈立墓墩。

  火炬燦空星斗動，家家坐隊不關門。

  中元佳節，男女老少一同挑燈出門，祭祀祖先，燈火燦爛輝煌，與閃爍的星星交相輝映，詩中表達了日本純樸的民風和濃厚的節日氣氛。當然，如黃遵憲所述，此處的民風大概是指長崎一帶，沙起雲足跡也未能遍及日本。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尤侗的《外國竹枝詞》。尤侗（1618—1704），字展成，號西堂道人。康熙十八年舉博學宏儒，授翰林院檢討，並任侍講。他在撰修《明史·外國傳》時，雖然對鄭和船隊下西洋有所記載，但對於所經各地的風土人情卻敘述較少，有感於此，他特撰竹枝詞，以補正史之不足，並由其子尤珍為之作注。

  《外國竹枝詞》100首，另有土謠10首，共110首。始自朝鮮、日本、流球等東亞地區，沿海路到緬甸、真臘、爪哇、暹羅等東南亞地區，遠至天竺、歐羅巴，再沿陸路經哈密、吐魯番、于闐等西域各地，範圍之廣，幾乎遍及當時所知的整個世界。有關日本的詩歌共有兩首，一首詠豐臣秀吉，一首詠聖德太子。下面我們來看一下被黃遵憲譏為「謬不可言」的第一首：

  日出天皇號至尊，五畿七道附庸臣。

  空傳歷代吾妻鏡，太閤遂歸木下人。

  隋時，致書自稱日出處天子。國中稱天皇，以尊為號。有五畿七道三島，附庸國百餘。吾妻鏡記本國君臣事略，吾妻、島名也。木下入為平秀吉，萬曆中，篡奪倭國，自號為太閤王。[44]

  詩注的前半部分，引用《隋書·倭國傳》中聖德太子致隋煬帝書「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部分，並無不妥。但後半部分如將泛指關東地區的吾妻說成是島名，將豐臣秀吉說成是篡奪倭國王位，皆與事實不符，難怪黃遵憲要批評道「謬不可言」。

  尤侗為補正史記載之不足，撰寫《外國竹枝詞》，但由於他本人足未出國，所以他的外國知識只能藉助於有關資料記載，有些地方缺乏真實，也是在所難免的，對此我們當然不能求全責備。

  當然，上述有關日本的竹枝詞，根本談不上對日本的系統研究，來日以後，黃遵憲發現日本人研究中國的著作汗牛充棟，而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卻停留在傳說中的海外三神山基礎上，兩者相差過於懸殊，不由得感慨萬端，他在《日本國志》自敘中說道：

  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己自封，於外事向不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論議也者，可不謂狹隘歟。[45]

  由於長時間的閉關鎖國，使得中國的士大夫們沉浸在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自滿情緒中，對於外來的世界漠不關心。遠隔重洋的歐美且不用說，就連相隔一衣帶水的日本，也把它看作是傳說中的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正是這種狹隘的心理，導致近代中國的落後，而黃遵憲則很早意識到這一點，這也是他立志研究日本的原因之一。

  《日本雜事詩》雖然在形式上，與這些上述這些作品一樣，都是採用海外竹枝詞的方式，然而在內容上，《日本雜事詩》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文學藝術、風土人情、甚至技藝物產，無不成誦，遠遠超過了所有的同類作品。

  幸好，到了清朝末期，隨著中國海禁的漸開，中國與海外各國的交往也不斷增加，如同黃遵憲一樣，許多文人奉使出訪，或到外國講學遊歷時，每到一處，都仔細觀察，採風問俗，用竹枝詞的形式記下了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開闊了國人的眼界，豐富了中國文學的內涵。據王慎之、王子今輯《清代海外竹枝詞》[46]，收錄康熙20年（1681年）尤侗至清末郁華等人的海外見聞竹枝詞18種1370首，其中記述日本者約占一半，達9種900多首，除前述的何如璋《使東雜詠》、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外，還有四明浮槎客《東洋神戶日本竹枝詞》100首、濯足扶桑客《增注東洋詩史》150首（原名《日本竹枝詞》）、姚鵬圖《扶桑百八吟》108首、郭則雲《江戶竹枝詞》100首、陳道華《日京竹枝詞》100首、單士里《日本竹枝詞》16首、郁華《東京雜事詩》73首等。[47]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家郁達夫，在1916年留學日本時，也曾創作過《日本竹枝詞》12首，其詩序云：

  明治初，黃公度有《日本雜事詩》之作，數千年歷史風教網括無遺，義至博也。然近年世變重繁，民風移易，迥非昔比，古有其傳，今無其繼，非法也。於是乎《日本謠》作矣。[48]

  由此可知，郁達夫的《日本竹枝詞》乃是仿照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而作，雖然《日本雜事詩》博大精深，但由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短短的幾十年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為了繼承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的優良傳統，郁達夫創作了《日本竹枝詞》（《日本謠》）12首。

  郁達夫的這些《日本竹枝詞》，就其內容而言，分別吟詠燈籠、百人一首、菖蒲湯、淨琉璃、《源氏物語》、活動寫真（電影）、《復活》、女子高師、買花女、愛克斯光線、荒川夜櫻、吉原初見世等，雖然描繪了一些當時的風俗近事，但無論在廣度還是在深度上，都遠遠無法與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相比。而且在詩注方面，郁達夫只是片言隻語地作簡單說明，遠不如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詩注那樣翔實淵博。

  除了郁達夫的《日本竹枝詞》外，台灣的樂恕人也曾作《新日本雜事詩》（台北大華晚報社，1965年版），這就表明近代以來許多赴日的中國人，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曾不同程度地模仿過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創作出有關日本的竹枝詞。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日本雜事詩》在同類作品中的顯著地位，以及給後來作品所產生的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