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雜事詩》與明治漢詩人的竹枝詞

  以上我們主要從中國海外竹枝詞的角度探討了《日本雜事詩》的淵源關係。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考慮的另一個問題是，《日本雜事詩》既然是黃遵憲駐日期間的作品，那麼同時期的日本漢詩人又是如何描寫維新後日異變化的明治社會的呢？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與它們有著何種聯繫呢？下面再就這個問題談談筆者的一些看法。

  據木下彪《明治詩話》言，明治初期日本漢詩創作盛況空前，達到一個新的高峰，超過了日本歷史上的其他任何時期。[49]賦詩言志，不僅是少數漢學家們的專利，就連許多下級武士出身的政治家也多有抒情言志之作，如大久保利通、副島種臣等人都擅長漢詩，並與黃遵憲等駐日公使館的文人有過唱和之作。當然，這種漢詩的繁榮主要是由於德川幕府將朱子學列為官學，各地藩校注重漢學教育的結果。然而，由於幕府推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只是允許中國人和荷蘭人來長崎進行貿易，限制了中日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這對江戶時代的日本漢學家們來說，不可不謂是巨大的遺憾。

  直到1871年（清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中日簽訂《修好條約》，規定互派使節後，中日文人正式恢復交流，上述局面才得以打開。對於首屆中華使節的到來，日本文人表現出空前的熱情，據石川英《日本雜事詩》跋：「入境以來，執經者，問字者，乞詩者，戶外屨滿，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登門造訪者絡繹不絕。尤其是風華正茂的黃遵憲在公使館裡最富文才，更成了日本人的崇拜對象，每天都忙得不亦樂乎。其中情形，正如王韜在《日本雜事詩》序中所描寫的那樣：

  既副皇華之選，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執贄求見者戶外屨滿。而君為之提唱風雅，於所呈詩文，率悉心指其疵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為金科玉律，此日本開國以來所未有也。[50]

  對於日本友人攜來的詩文，黃遵憲或為其修改，或為其作序，悉心指點，不厭其煩。如對於宮島誠一郎的《養浩堂詩集》，黃遵憲費力最多，批改也最為嚴厲。[51]

  另一方面，黃遵憲也拿出自己的《日本雜事詩》原稿，懇請日本友人批評改正。這些日本詩人學者，或提供資料，或改正錯誤，對黃遵憲的日本研究工作幫助極大。可以說，黃遵憲之所以能夠完成《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志》這兩部巨著的撰寫工作，是與他們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的。

  總之，黃遵憲在任駐日參贊的4年多時間，由於能與精通漢文的漢學家們，通過作詩唱和或筆談來進行交流，由此克服了因語言不通而造成的巨大障礙，因而這段時光，成了黃遵憲14餘年外交生涯中最愉快而難忘的回憶。

  本章節來源於𝚋𝚊𝚗𝚡𝚒𝚊𝚋𝚊.𝚌𝚘𝚖

  直到1890年，黃遵憲任駐英公使館參贊時，還念念不忘這些日本友人，相繼作了《續懷人詩》10首，以表達對他們的思念之情。其中懷念大沼厚等友人的詩寫道：

  袖中各有贈行詩，向島花紅水碧時。

  只恨書空作唐字，獨無鍊石補天詞。

  大沼厚、南摩綱紀、龜谷行、岩谷修、蒲生重章、青山延壽、小野長願、森魯直、岡千仞、鱸元邦，皆詩人也。壬午春，余往美洲，設餞於墨江酒樓，各賦詩送行，多有和余流別韻者。……別後時時念之。[52]

  這裡所列的都是黃遵憲的好友，也是當時知名的漢學家。1881年1月，黃遵憲調任舊金山總領事時，他們在隅田川畔的中江酒樓，設宴餞別，席上，黃遵憲作《奉命為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留別日本諸君子》5首（《人境廬詩草》卷四），宮島誠一郎等日本友人皆有次韻唱和之作。

  關於以竹枝詞方式描繪明治初期東京狀況的作品，我們先看看前面黃遵憲所列舉的著名漢詩人大沼枕山所創作的《東京詞》。

  大沼枕山（1818—1891），名厚，字子壽，號枕山，是活躍於江戶末期至明治初期之間的日本著名漢詩人。幼從學於叔父鷲津松隱，後學詩於菊池五山，並參加著名詩人梁川星岩的玉池詩社，漸有詩名。後於下谷仲御徒町設下谷詩社，教育弟子。學詩者無論上下貴賤之別，雲集門下，稱雄詩壇達三十餘年。枕山詩主宋詩，崇尚陸放翁，最擅詠物。著有《歷代詠史百律》、《日本詠史百律》、《詠史絕句》、《江戶名勝詩》、《東京詞》等。[53]

  《東京詞》刊行於明治二年（1869）十月，共計七言絕句30首，乃津田信全仿照市川寬齋的《北里歌》，請當時著名的書法家10人各寫3首，畫家10人各畫3幅，以書畫集的形式刊印而成。津田信全在該書的跋文中寫道：

  枕山先生頃者作東京詞三十絕，其旨柔婉，其辭清麗，實有劉賓客、溫方山之妙趣矣。大都家家傳誦，洛陽之紙殆將貴矣。[54]

  信全高度評價了枕山的《東京詞》，說它柔婉清麗，實得唐代詩人劉禹錫、溫庭筠妙趣，由於它生動地描繪了明治初期東京的情景，致使人人爭相傳誦，洛陽為之紙貴，可見《東京詞》受到時人的高度喜愛。

  關於《東京詞》的內容，正如日野龍夫所說：「作者的用意多在於揶揄諷刺淺薄的文明開化的風俗，但並非全部作品都是如此，從中也可發現積極肯定新文明的一些詩歌。」[55]下面我們先來看看第一首，這是當時吟誦明治維新以後東京風情的最初漢詩作品：

  天子遷都布寵華，東京兒女美如花。

  須知鴨水輸歐渡，多少簪紳不顧家。

  明治元年（1868）7月17日，天皇下詔將江戶改為東京，9月20日車駕由京都出發，10月13日抵達東京，以江戶城為皇居，改稱東京城。隨著天子遷都的實施，許多公紳貴族也都雲集東京，由於失去了幕府時期嚴禁狎妓的束縛，新政府的高官貴族包括以前的公家縉紳們，公然出入柳橋及新橋等花柳街巷，沉湎於富貴溫柔之鄉，將舊都拋至九霄雲外。

  詩中第三句中的「鴨水」，指的流經京都的鴨川，「歐渡」則指出東京隅田川畔群鷗競飛的渡口，此處實則化用了《伊氏物語》中的有名故事。平安時代的多情才子在原業平風流倜儻，放蕩不羈，最終被趕出京城，奔赴東國。當他路過角田河（今東京隅田川）邊時，看見白色的小鳥在天空飛舞，便問船夫小鳥的名字，船夫答道「都鳥」（中文名「赤味鷗」），聽到這帶有「都」字的鳥名，日暮途遠的在原業平感慨萬千，禁不住思念遠在京城的妻子，詠道：「都鳥都鳥誠如言，借問伊人可平安？」，舟中人聞之淚流不斷。[56]大沼枕山則在詩中借用上述典故，用來諷刺那些沉湎於東京的玩樂，而忘記了從前舊都的高官貴族們。

  下面再來看看描寫維新後東京街頭日趨變化的第十首：

  城隅邸址半為空，廣狹分區課眾功。

  塵海何能變桑土，旋看平地起蠶叢。

  幕府滅亡以後，樹倒猢猻散，各藩諸侯及幕臣紛紛撤離東京，回到各地家鄉，那些幕府時期喧囂熱鬧的各個藩邸也都人去樓空，衰敗不堪。明治二年（1869）8月，太政官發出布告，獎勵人們利用藩邸舊宅的土地種茶養蠶，並將土地劃成小塊，免費出租。雖然這項政策在兩年後的明治四年八月被廢除，但這兩年期間，東京街頭上處處可見茶田和桑田，「滄海桑田」變成了地地道道的現實。「蠶叢」本為傳說中蜀國的開國之君，李白《送友人入蜀》詩云：「且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則指入蜀的崎嶇山路，而此詩以「蠶叢」對「桑土」，形象地刻劃出明治維新後東京滄海桑田般的異常變化。

  與此詩所詠內容一樣，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第49首也發出過同樣的感慨：

  新綠在樹殘紅稀，荒園菜花春既歸；

  堂前燕子亦飛去，金屋主人多半非。

  德川氏時，舊藩邸宅，皆在東京，廣廈傑閣，今皆沒入官。或改官舍，或為民居。其荒涼者，鞠為茂草矣。因記杜工部詩曰：「王侯邸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甚切近事也。[57]

  明治十年（1877）赴日的黃遵憲，當然沒能看到處處宅第變桑田的景象，但觸目所見，也是荒草萋萋，一片蕭條。詩的三、四句，顯然是化用了著名的杜牧《烏衣巷》詩中的後半部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用以表達明治維新以後舊藩邸宅的日漸衰微，而且黃遵憲還在詩注中，引用了杜甫《秋興》其四中的詩句「王侯邸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表現物是人非的人生感慨，題材風格皆與前述的枕山詩極為相近。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山內容堂的《墨水竹枝》，容堂被木下彪評為「各藩諸侯中最富詩才者」。[58]

  山內容堂（1827—1872），名豐信，號容堂，江戶末期至明治初期高知藩藩主。明治維新前夕因主張公武聯合著稱，後於慶應3年聽從後藤象二郎意見而建議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此後致力於保全德川權力，但終未能遂願。明治維新後在新政府中歷任議定、內國事務局總督、刑法官知事、學校知事、制度寮總裁、上局議長等。明治2年7月受到麝香之間祗候的優待，隱居淺草橋場別邸，過著悠悠自適的生活，明治5年6月病逝。[59]

  山內容堂《墨水竹枝》十二首，吟誦的是文明開化後的東京風情，前面已經說過，墨水即現在的隅田川。其中描寫柳橋風情的詩如此寫道：

  水樓宴罷燭光微，一隊紅妝帶醉歸。

  縴手煩張蛇眼傘，二州橋畔雨霏霏。[60]

  紅妝指柳橋的藝妓們，二州橋即如今的兩國橋。蛇眼傘，日語讀作「じゃのめがさ」，為日本江戶時期開始使用的傘，傘面為紅色或藍色，中間有一個白環，撐開後呈蛇眼狀，故名。此處蛇眼傘乃是日語固有詞彙，容堂不加改動，作為漢語詞彙用於詩中。木下彪讚嘆它甚為雅馴，不露痕跡，同時又舉出，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也曾用相同手法，這就是原本的第91首詩：

  末知散布趁農閒，買捌來尋屋小間；

  銘酒御茶閒話後，相邀一飽鴨南蠻。

  街市曰「末知」，讀若「買基」。鋪店懸幌子居賣曰「大問屋」，販賣曰「買捌所」，賤買曰「大安賣」，零賣曰「小間物屋」，易錢曰「兩替屋」，製衣曰「仕立屋」，酒曰「銘酒」（銘同名），茶曰「御茶」（御為日本通用之字，義若尊字，又日本書函、函外題名，必曰某某殿、某某樣，亦尊之之詞，皆不知何所仿也，附註於此。）飯店曰「御茶漬」，雞子曰「玉子」，草器曰「荒物類」，以油煎魚蝦曰「天夫羅」，和面以肉曰「鴨南蠻」，菜蔬曰「八百屋」……凡右所錄，彼皆筆之書者。[61]

  此詩每句皆鑲嵌著日語的固有詞彙，雖然這些詞彙，對於現今通曉日語的人們來說，也許不難理解，但在當時，如果沒有作者的詩注，人們是很難讀懂的。至於最後一句中的「鴨南蠻」，即用野鴨肉做的「蔥花鴨肉湯麵」，木下彪稱其可與容堂的「蛇眼傘」相媲美，堪稱絕妙一對。[62]

  雖然我們難以斷定兩者之間的直接承襲關係，但至少可以指出，明治初期日本漢詩中所洋溢的這種風格，對黃遵憲的創作曾經產生過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如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自序中就曾如此說道：

  余所交多舊學家，微言刺譏，咨嗟太息，充溢於吾耳。雖自守居國不非大夫之義，而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及閱曆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故所作《日本國志》序論，往往與詩意相乖背。[63]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黃遵憲的另一位日本友人大河內輝聲（1848—1882）對《日本雜事詩》的評價。今埼玉縣新座市野火止的平林寺內，樹有一座圓柱形石碑，碑面刻著黃遵憲親筆書寫的「日本雜事詩最初稿冢」九個大字，碑後是大河內輝聲撰寫的《葬詩冢碑陰志》，對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予以極其高度的評價：

  公度姓黃氏，名遵憲，清國粵東嘉應州舉人，明治丁丑隨使來東京，署參贊官，惟雋敏曠達，有智略，能文章。退食之暇，披覽我載籍，諮詢我故老，採風聞俗，搜求逸事，著《日本雜事詩》百餘首。一日過訪，攜稿出示，余披誦之，每七絕一首，括記一事，後系以注，考記詳該，上自國俗遺風，下至民情瑣事，無不編入詠歌。蓋較《江戶繁昌志》《扶桑見聞記》尤加詳焉。而出自異國人之載筆，不更有難哉。[64]

  大河內輝聲指出，黃遵憲為撰寫《日本雜事詩》，披覽日本載籍，諮詢日本故老，採風聞俗，搜求逸事，《日本雜事詩》中所描繪的日本風俗，甚至超過了寺門靜軒的《江戶繁昌記》。我們在讚嘆其刻苦努力的同時，也可以推測黃遵憲在創作《日本雜事詩》的過程中，一定會積極地吸收一些日本友人的成果。應該說，不但在內容方面，而且在形式和手法方面，與當時的日本人的漢詩及漢文作品，必定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內在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