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宮島為《日本國志》提供資料

  據薛福成序，黃遵憲撰《日本國志》「采書至二百餘種」，這些書籍包括中日兩國的正史、野史、筆記、雜錄等。而有關明治維新時期的資料，則主要采自明治政府的太政官布告以及各省官年報。黃遵憲駐日前後只有四年有餘，又不通日本語言，因此要編纂一部包羅日本歷史各個方面的史書，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典章制度方面，因史料匱乏，甚至令日本史學家亦望而卻步，知難而退。日本友人岡千仞就曾告訴黃遵憲說：「此事水戶史官所欲為而不能為，蓋無足以供史料者也。蒲生君亦有此志，中途而止，亦坐無史料耳。」[15]黃遵憲亦在《日本雜事詩》中嘆道：「兵刑志外徵文獻，深恨人無褚少孫。」然而，黃遵憲還是決心效仿褚少孫續補《史記》，完成《日本國志》的編撰工作。

  幸好黃遵憲周圍聚集了一大批碩學鴻儒，可以隨時為他提供各種幫助。據黃遵憲自稱，「遵憲來東，士大夫通漢學者十知其八九」[16]，可見當時與日本漢學家交流之廣泛。黃遵憲在任駐日參贊的四年多時間，由於能與這些漢學家們通過作詩唱和或筆談來進行交流，得以克服因語言不通而造成的巨大障礙。可以說，黃遵憲之所以能夠完成《日本國志》這部巨著的撰寫工作，是與這些漢學家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的，宮島誠一郎就是其中之一。[17]

  由於黃遵憲與宮島交情深厚，黃駐日期間，宮島又先後任職於修史館與宮內省，因此有條件為黃遵憲《日本國志》的寫作提供資料協助。

  如1879年（明治十二年）3月31日，黃遵憲致函宮島說：「德行自藤惺窩、文章自物徂徠以下諸公，乞條其名字、籍貫、所著之書，一一以告，漢學、宋學又當分別，文與詩又分舉為妙也」[18]。藤惺窩即藤原惺窩，江戶朱子學的開創者；物徂徠即荻生徂徠，江戶古文辭學派的代表。毋庸置疑，黃遵憲是在為撰寫《日本國志·學術志》中的漢學部分而請求宮島提供有養資料。

  又如，1880年（明治十三年）5月，黃遵憲在與宮島筆談中，介紹正在編撰的《日本國志》情況：

  仆近日編《日本史志》，必至今年年尾乃能脫稿，分十三目，書約三十卷，一卷三十葉左右。其目曰：國勢，鄰交（上下篇），天文，地輿（有圖），食貨（為目者六），刑法，兵制（為目二），文學（為目三），禮俗（為目十二），物產，職官，政治，工藝（十一）。有禮俗志一篇，中分十二目，有曰朝會，有曰祭祀者，此二事缺焉不詳，閣下方官宮內省，必能縷悉之，幸於暇時，別紙條示，感戴不盡。[19]

  據此可知，黃遵憲計劃於年內完成《日本國志》的編撰工作。將當時構想與後來成稿相比，可以發現略有不同，如十三目後減為十二志（無政治），三十卷後增至四十卷，另外如國勢、地輿、兵制、文學，後亦改名為國統、地理、兵、學術諸志。但我們也可從筆談中發現，此時黃遵憲已經初步設計好各志的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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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當時宮島正任職於宮內省，因此黃遽憲特地就《禮俗志》中有關朝會和祭祀問題請求幫助。隨後，黃遵憲便開列了有關朝會和祭祀的十一項疑問，請求宮島根據現行制度予以回答[20]，並特別指出：「以上所問，據現今所行而答，其古時制度，且略而弗道。閣下若有不及盡知者，祈轉詢之友人，是所至禱。」

  對此，宮島回答道：「朝會、祭祀件，東遷後因假定皇居，未有確制，不可以直告之。如古制則詳於邦典，現行規程則現於式部寮編纂之。閣下若求之，則應徐請之，比尊著告成，仆為編成一部以奉贈也。此事豫申宮內卿而著手，未可望急效也。」表示願意為黃遵憲提供幫助。

  不久，宮島將有關朝會、祭祀的暫行規定《現行假例》交給黃遵憲。8月14日，黃遵憲致函宮島：「收到見惠朝會、祭祀《現行假例》一本，俟暇趨謝。」並言：「前承賜朝會典禮，詳密整贍，拜謝無已。」[21]

  今閱《日本國志·禮俗志》有關朝會、祭祀記載，其中朝會包括新年朝賀、新年宴會、紀元節宴會、天長節宴會、每月賜宴等，祭祀包括新年祭、元始祭、祈年祭、春秋季皇靈祭、新嘗祭、祭禰廟、祭陵等條目，分門別類，條理分明。而在最後的小注部分，黃遵憲寫道：「以上今禮，從宮內書記詢問得之，名曰《現行例假》，謂暫時所行，非典制也。」（《禮俗志》一）顯然，此處所謂宮內書記是指宮島誠一郎，所言《現行例假》即前述宮島所提供者。

  然而，宮島並非能為黃遵憲提供所需的一切資料，尤其是有關軍事機密的內容，更是無法滿足黃的要求。如1881年（明治十四年），黃遵憲提出《兵志》中的海軍一節，因需要海軍船艦表、海軍兵學校、海軍新設規程局以及海軍每年經費等有關資料，請當時任職於海軍省的宮島誠一郎胞弟小森澤長政（小森澤家養子）幫忙提供。但是，不久宮島轉來小森澤婉言回絕的口信，「秘史之職，事無大小，非受省卿之命，則不能私告」，要求黃遵憲直接照會海軍省書記。今《兵志》海軍部分，較之陸軍，內容要簡略得多，其原因大概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