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大河內文書》刊行的文化史意義

  2014年底，「東亞筆談文獻整理與研究」入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課題負責人：現浙江大學王勇教授，項目號：14ZDB070）。以此為契機，筆談研究在中國開始嶄露頭角，諸多成果應運而生。[121]而在文獻整理方面最受矚目的成果，當屬王寶平教授主編的《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大河內文書》全八冊。[122]

  

  如書名所示，本書為收錄大河內輝聲與明治前期赴日的中國人、朝鮮修信使之間筆談資料《大河內文書》的全紀錄。該資料從前就在研究者之間廣為流傳，而這一次編者將大東文化大學圖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高崎市賴政神社所藏的筆談原本（部分為抄本）委託日本的專業公司製成彩色圖片。本書全八冊共計3785頁，不僅僅是筆談項目的中間成果，更是受惠於中國國家出版基金的重大工作，對學界大有益處。

  大河內輝聲（1848—1882）為原高崎藩主，姓源，亦稱松平，號桂閣、墨水逸人。萬延元（1860）年，由於其父大河內輝聽去世，13歲的輝聲繼承了家督之位，於慶應三（1867）年被任命為陸軍奉行助理，向法國軍官夏諾安（Charles Sulpice Jules Chanoine，1835—1915）學習戰術。廢藩置縣後成為華族，居住在淺草今戶町的宅邸桂林荘中，沉迷於風雅之趣。明治十一（1878）年2月25日，始與位於芝增上寺月界院的清國公使館中的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筆談交往，頻繁拜訪公使館，開展與中國人的筆談。正如改年2月28日創作的七言律詩之頸聯「不假辯官三寸舌，只揮名士一枝毫」（《大河內文書》第三冊，第1362頁）所述，與翻譯（辯官）相比，大河內更喜歡用筆談進行交流。包括孩子和雜役在內，只要見到陌生面孔，就請求用筆談進行交流。而且，為了便於理解當時筆談的情況，大河內在回到家以後，會用紅筆對筆談者的姓名、地點、場景等進行細緻地說明，編號之後精心保存起來。他也在筆談中反覆強調，這一目的是為了將筆談記錄作為傳家寶留給後代。

  發現這一規模龐大的筆談資料，並將其首先介紹給學界的，是已故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1964年，實藤惠秀教授將其中部分筆談編譯為《大河內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的交遊》（平凡社東洋文庫），使得筆談資料廣為人知。其後，又與鄭子瑜共同編著，刊行了《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1968年版），2005年中華書局出版《黃遵憲全集》時，將鄭先生的最新改訂版以《與日本友人大河內輝聲等筆談》為題收錄其中。

  正如大河內本人對朝鮮修信使所說，「仆藏清人筆話帖，已百有餘卷」（《大河內文書》，第八冊，第3647頁），筆談資料原有100卷以上，現存僅78卷76冊。具體為，大東文化大學圖書館51卷50冊，早稻田大學圖書館16卷16冊，賴政神社6卷6冊，實藤抄本5卷4冊。以下對此筆談資料進行簡要梳理。

  一、《羅源帖》:1875（明治八、乙亥）年9月3日至翌年8月22日，大河內輝聲與來日畫家羅雪谷之間的筆談記錄，現存十六卷。羅雪谷為清末畫家，廣東人，名清，字壺水，號羅浮山樵、雪谷道人。1871年赴日，1876年回國。

  二、《丁丑筆話》:1877（明治十、丁丑）年7月7日至12月31日間的筆談記錄，現存七卷。筆談者為大河內輝聲與王治本、王藩清、王仁乾等赴日的民間文人。

  三、《戊寅筆話》:1878（明治十一、戊寅）年1月2日至12月15日間的筆談記錄。現存25卷，缺第24卷。第6卷與第15卷的筆談原本佚失，僅存實藤抄本。其筆談者，日方除大河內輝聲外，主要有石川鴻齋、龜谷省軒、增田岳陽、青山延壽、加藤櫻老、森春濤等漢學家。中方除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沈文熒等公使館員外，上文提到的王治本、王藩清、王仁乾等民間文人也參與其中。

  四、《己卯筆話》:1879（明治十二、己卯）年12月12日至12月31日間的筆談記錄。原有16卷，現僅存第15卷原本及第16卷實藤抄本兩卷。筆談者為大河內輝聲、石川鴻齋、龜谷省軒等人與黃遵憲、沈文熒等公使館員，以及上文提到的王治本、王藩清、王仁乾等民間文人。

  五、《庚辰筆話》:1880（明治十三、庚辰）年1月日至5月26日間的筆談記錄。現存第一卷為實藤抄本，第二卷至第九卷為筆談原本。筆談者為大河內輝聲、石川鴻齋、龜谷省軒等人與黃遵憲、沈文熒等公使館員，以及上文提到的王治本、王藩清、王仁乾等民間文人。

  六、《桼園筆話》:1880（明治十三、庚辰）年5月10日至翌年10月13日間的筆談記錄。17卷17冊。筆談者主要為大河內輝聲與王治本（號桼園）。

  七、《韓人筆話》:1卷1冊。1880（明治十三、庚辰）年8月27日至9月6日間的筆談記錄。筆談者為大河內輝聲、龜谷省軒、石川鴻齋、王治本與赴日朝鮮修信使金宏集、隨員李容肅、李祖淵、姜瑋等。

  八、《書畫筆話》:1卷1冊。以王治本為大河內輝聲修改後的詩作為主。

  在本書的開頭，王寶平教授撰寫長文「近代中日筆談文獻之瑰寶——《大河內文書》前言」，詳細介紹了《大河內文書》一名的由來及本書的結構、發現者實藤惠秀教授、《大河內文書》的主人大河內輝聲、筆談的主要場所，以及《大河內文書》的特色、研究史概要、本書的出版經過等。另外，在第八冊卷末，附有附錄一「《大河內文書》佚存一覽表」、附錄二「《大河內文書》細目」、附錄三「筆談者小傳及索引」，記載了諸多利於使用本筆談錄的指南信息。正如編者在序言中指出，雖說筆談中一部分已然佚失，但在現存的筆談中，論資料的龐大、整理的細緻、內容的豐富、參加人數眾多等方面，未有出《大河內文書》其右者。相信本書的刊行，定會對東亞文化交流的研究推進產生極大貢獻。

  翻閱本書後，便覺上述《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這一題目尚有美中不足之感。實際上，根據附錄三的統計，在《大河內文書》中登場的中國筆談者包含公使館員及民間人士在內共58名，朝鮮修信使5名，日本參加人數總計共68名。其中不僅有石川鴻齋、岡千仞、增田貢、重野安繹、龜谷省軒、青山延壽、森春濤、依田學海、鷲津毅堂等有名的漢學家，還有與大河內輝聲同為舊藩主的松平春岳、本多正訥，以及榎本武揚、勝海舟等幕臣，可見交流範圍之廣。在拋開政治純粹進行文人交流這一點上，與《宮島誠一郎文書》性質截然不同，在考察近代東亞文化交流上，顯然是極為珍貴的資料。

  例如，1878年4月16日，大河內招待來日不久的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等公使館員在向島賞花，日方陪同是加藤櫻老和內邨綏所，眾人享受日本料理與雅樂演奏，進行漢詩唱和等，氣氛十分熱烈。《戊寅筆話》第九卷第58話中，當日的筆談占有相當的篇幅，正如何如璋公使吟詠的「海外看花第一遭」（《大河內文書》第四冊，第1618頁），本次賞花大會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其後黃遵憲《日本雜事詩》關於賞花的詩二首，關於梅若之墓的詩一首，都被認為是基於當日的體驗寫作的。

  此外，在1878年9月6日的筆談中，黃遵憲向石川鴻齋和大河內輝聲盛讚了《紅樓夢》，稱「紅樓夢乃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中略）論其文章，直與左、國、史、漢並妙」（《大河內文書》第五冊，第1179頁），將其置於與《左傳》、《國語》、《史記》、《漢書》比肩的至高地位上。這一軼事作為最早向外國人介紹《紅樓夢》的事例而聞名，黃遵憲在140年前，已然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進行高度評價，這一慧眼不得不讓人嘆服。

  另外，在《韓人筆話》中，大河內輝聲寫道，「仆秘藏貴邦學士權菊軒氏與邦儒石川丈山筆話之帖，及邦儒林春齋與貴邦信使筆話之牒。仆欲歷閣下之清鑒，賜跋文之撰」（《大河內文書》第八冊，第3621—3622頁）。秘藏權菊軒與石川丈山之筆談，以及林春齋與朝鮮修信使之筆談，請新修信使金宏集提跋文這一筆談內容，顯然是日韓文化交流史的珍貴記錄。

  實藤惠秀在《大河內文書》（平凡社東洋文庫）的扉頁上寫道，「此乃明治時代，日本人與中國人開展筆談的珍貴記錄。談文，論詩，詢問民俗，盡述風流。是中國崇拜的最後寫照，包含日中友好的諸多問題」，本書不僅僅是對近代中日，對於整個東亞的文化交流研究來說，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筆者於2010年底，曾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刊行《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下兩冊[123]，收錄了《與大河內輝聲等筆談》等六種筆談資料。其中第一編《與大河內輝聲等筆談》不僅以壓倒性的分量占有整體的五分之三，即便如此，翻刻完畢的也不足《大河內文書》的四分之一。期待通過筆談課題的深入，全書的翻刻完成以及相關研究的下一步進展。

  （原文為日文，題為「近代東アジアの筆談資料に不可欠な貴重資料——『大河內文書』刊行の文化史的意義」，載2018年10月發行的《東方》第452期，第28—31頁，蔣靜瑤譯。）

  注釋

  注釋

  [1]沈括撰、胡道靜校註：《夢溪筆談校證》，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3頁。

  [2]《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六次修訂版。

  [3]王曉秋：《海外文字緣——清代中日筆談交流研究》，載香港浸會大學編《人文中國學報》第十六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8—609頁。

  [4]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參見王芸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第一章「中日始訂修好條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29—44頁。

  [6]參見吳振清、吳裕賢編校整理：《何如璋集》卷二所收《使東述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82頁。

  [7]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清國欽差出使以來照會覆》。

  [8]參見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十卷，日本國際聯合協會1949年版，188—190頁。然《日本外交文書》所引文字稍有不同，即國書鈔稿中「二品頂戴升用翰林院侍講」作「二品頂載 用翰林院侍講用」，「三品頂戴」作「三品頂載」，名單中參贊官前尚有「正使 何如璋，副使 張斯桂」，「余雋」作「余攜」，「任敬和」作「仁敬和」，無「又共其僕役二十八人」等字。

  [9]參見王寶平：《甲午戰前中國駐日翻譯官考》，載《日語學習與研究》2007年第五期；閻立：《清末中國的對日政策與日語認識》第五章「清國首屆駐日公使館團與日語」，日本東方書店，2009年版，187—241頁。

  [10]鍾叔河：《日本雜事詩廣注》，《走向世界叢書》第五輯，嶽麓書社，1985年版，793頁。

  [11]以上字號據吳振清、吳裕賢編校整理《何如璋集》「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學界著述多作「何如璋，字子峨」，而據1878年2月25日何如璋與大河內輝聲筆談原件中所作的自我介紹：「仆名如璋，字璞山，號子峨。」（見本書第一編「戊寅筆話」第三卷第23話），另據1878年10月15日何子綸與增田貢筆談：「家兄號子峨」（見本書第五編二），可知「子峨」確非何如璋之字，乃其號也。

  [12]詳見龔纓晏：《張斯桂：從寧波走向世界的先行者》，載《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21卷第六期，2008年11月。

  [13]參見中國寧波網2010年7月1日《慈城發現100多年前出版的日語詞典》。

  [14]參見王寶平：《清季東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輯存》，載《文獻》2009年10月第四期。

  [15]佐藤三郎：《關於〈日本紀游〉的作者》，載日本歷史學會編：《日本歷史》總143期，1960年5月。

  [16]李筱圃：《日本紀游》（王曉秋標點、史鵬校訂），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五輯，嶽麓書社，1985年版。

  [17]黃遵憲：《中學習字本序》，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第241頁，中華書局，2005年版。

  [18]引文皆見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第一編「與大河內輝聲等筆談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9]參見實藤惠秀、鄭子瑜編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實藤惠秀序」，收入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卷，中華書局2005年版，554—558頁。

  [20]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1]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紀要《國際文化學研究》第三號，1994年11月。

  [22]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宮島誠一郎文書》C12「清國公使筆談」。

  [23]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宮島誠一郎文書》C7，目錄題作《栗香大人與支那人之問答錄》。

  [24]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韓國史料叢書》第九卷《修信使日記卷二（朝鮮策略）》，1985年版，160—171頁。

  [25]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編：《金弘集遺稿》所收《修信使日記》，高麗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306—313頁。

  [26]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7]《養浩堂私記》十冊，見魚住和晃：《宮島家文書收錄資料目錄》（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紀要《國際文化學研究》第三號，1994年11月）所收「一、縮微膠捲收錄資料」之「2.《養浩堂私記》十冊，宮島誠一郎撰，手抄本」。

  [28]詳見劉雨珍：《〈宮島誠一郎文書〉中的琉球交涉史料》，載中國史學會、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黃遵憲研究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365頁。收入本書第五編第一章。

  [29]以下引用《養浩堂私記》，除標明原文為漢文外，均為作者自譯。

  [30]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9頁。

  [31]「桂閣：而那琉球先生姓名如何？公度：皆其使館之官，一尚姓，一毛姓。桂閣：兩人官系何職？公度：毛法司，尚耳目。」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頁。

  [32]黃遵憲《續懷人詩》其一五：「東方南海妃呼稀，身是流離手採薇。深夜驪龍都睡熟，記君痛哭賦《無衣》。」自注曰：「琉球馬兼才。初使日本，泊舟神戶。夜四鼓，有斜簪頹髻、衣裳襤褸者，逕入舟，即伏地痛哭，知為琉球人。又操土音，不解所謂。時復搖手，慮有倭人聞之。既出一紙，則國王密敕，為言今日阻貢，行且廢藩，終必亡國。令其求救於使臣者也。」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30頁。

  [33]《日本外交文書》第十一卷125「十月七日 清國公使ヨリ寺島外務卿宛」，第271頁。

  [34]《日本外交文書》第十一卷126「十一月二十一日 寺島外務卿ヨリ清國公使宛」，第272頁。

  [35]詳見米慶余：《琉球歷史研究》第七章「中日交涉琉球歸屬問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6]筆談原件（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宮島誠一郎文書》C9）之註記及《問答錄》皆作「三月二日」。

  [37]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4頁。

  [38]《養浩堂私記》卷二。

  [39]《問答錄》作8月4日。

  [40]《養浩堂私記》卷二。

  [41]《養浩堂私記》卷二。

  [42]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4—595頁。

  [43]參見伊原澤周著：《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為鑑」——中日近代關係史研究》第一編第二章「論黎庶昌的對日外交——以琉球、朝鮮為中心」，中華書局，2003年版。

  [44]參見河宇鳳著、森山茂德譯：《開港時期修信使的日本認識》，宮島博史、金容德編：《近代交流史與相互認識Ⅰ》，日韓共同研究叢書2，（日）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1年版。

  [45]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2頁。

  [46]詳見劉雨珍：《黃遵憲〈朝鮮策略〉中的日本因素》，載李卓主編：《近代化過程中東亞三國的相互認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446頁。

  [47]參見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第三章「從《朝鮮策略》看黃遵憲的外交思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楊天石：《黃遵憲的〈朝鮮策略〉及其風波》，載《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48]王寶平：《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代前言「清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視角」，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

  [49]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3頁。

  [50]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頁。

  [51]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頁。

  [52]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宮島誠一郎文書》E—27。

  [53]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宮島誠一郎文書》E—109。

  [54]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6—507頁。

  [55]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2頁。

  [56]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0頁。

  [57]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13頁。

  [58]詳見劉雨珍：《日本國志》「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參見本書第四編第十六章及第十七章。

  [59]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13頁。

  [60]金宏集：又作「金弘集」，因其自身在與何如璋、黃遵憲等筆談資料中皆作「金宏集」，故本文統一作「金宏集」。

  [61]中國方面的主要研究論著有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第三章「從《朝鮮策略》看黃遵憲的外交思想」，三聯書店1988年版；楊天石：《黃遵憲的〈朝鮮策略〉及其風波》，載《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後收入楊天石著：《海外訪史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夏曉虹：《揭示一段沉埋多年的歷史真相——黃遵憲撰寫〈朝鮮策略〉的緣起》，載《中華讀書報》2000年8月16日版；魏明樞：《論黃遵憲的〈朝鮮策略〉》，載《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3期，2004年5月。日本方面的主要研究論著則有平野健一郎：《黃遵憲〈朝鮮策略〉異本校合——近代初期東亞國際政治中文化的交錯》，載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國際政治研究》第129號，2002年2月。

  [62]有關此四次修信使的活動行程及意義，參見河宇鳳著、森山茂德譯：《開港時期修信使的日本認識》，宮島博史、金容德編：《近代交流史與相互認識Ⅰ》，日韓共同研究叢書2，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1年版。

  [63]參見前注河宇鳳著、森山茂德譯：《開港時期修信使的日本認識》。

  [64]參見前注河宇鳳著、森山茂德譯：《開港時期修信使的日本認識》。

  [65]參見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第六編「與朝鮮修信使金宏集筆談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6]參見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第二編「與宮島誠一郎等筆談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7]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2頁。

  [68]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3頁。

  [69]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4頁

  [70]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5頁。

  [71]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6—707頁。

  [72]曖依村莊為日本近代著名實業家澀澤榮一（1840—1931）的別墅，故址在今東京都北區飛鳥山公園內，現建有澀澤史料館。

  [73]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頁。

  [74]關於宮島誠一郎與黃遵憲等人的交友情況，詳見本書第四編第十四章。

  [75]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頁。

  [76]1882年2月4日，宮島誠一郎為任期屆滿、即將離日的何如璋、黃遵憲設宴餞別時，黃遵憲亦作詩道：「天下英雄君操耳，高談雄辯四筵驚。紅髯碧眼正橫甚，要與諸君為弟兄。」此處亦表達了作者對紅髯碧眼橫行一世局面的不滿，以及希望亞洲聯合起來的美好願望。參見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1頁。

  [77]跋文曰：「余得晤栗香先生數次，襟度淵雅，英華襲人，今讀其《養浩堂集》，可謂詩若其人，不覺心折。臨行書此，以志景仰。『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為君一誦，黯然而已。雞林歸客金宏集拜識。」參見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頁。

  [78]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頁。

  [79]參見王寶平主編：《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大河內文書》第八冊所收「韓人筆話」，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80]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6—707頁。

  [81]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12頁。

  [82]參見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第三章「從《朝鮮策略》看黃遵憲的外交思想」（三聯書店1988年版），及楊天石：《黃遵憲的〈朝鮮策略〉及其風波》（《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等。

  [83]《朝鮮策略》常見主要版本有：1.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修信使記錄》，《韓國史料叢書》第九卷，1958年版；2.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編：《金弘集遺稿》，高麗大學出版部1976年版；3.趙一文譯註《朝鮮策略》，建國大學校出版部；3.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十三卷 第389—394 頁。關於《朝鮮策略》的各種版本，參見平野健一郎：《黃遵憲〈朝鮮策略〉異本 校合——近代初期東亞國際政治中文化的交錯》，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國際政治研究》第129號，2002年2月。以下本文所引《朝鮮策略》據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51—258頁。以下引文除特別註明外，均引自《朝鮮策略》。

  [84]「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斗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賈誼《過秦論》見《史記》陳涉世家，《漢書》陳勝傳，《文選》卷51。

  [85]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二卷，第438頁。

  [86]《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二卷，第439頁。

  [87]《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二卷，第403—405頁。

  [88]《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二卷，第403—405頁。

  [89]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8頁。

  [90]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5頁。

  [91]《日本雜事詩》其二十二（《人境廬詩草箋注》附錄一，第1104頁）。

  [92]《陸軍官學校開校禮成賦呈有栖川熾仁親王》（黃遵憲著，錢仲聯箋註：《人境廬詩草箋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頁。以下引用《人境廬詩草》時均據此版本，不特一一註明）。

  [93]《馬關紀事》（《人境廬詩草箋注》卷八，第676—681頁）。

  [94]《奉命為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留別日本諸君子》其三（《人境廬詩草箋注》卷四，第337—342頁）。

  [95]關於《日本國志》的編纂過程及影響等，請參見劉雨珍：《日本國志》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引用《日本國志》原文時皆據此版本，不特一一註明。

  [96]《黃遵憲全集》上，第255—256頁。

  [97]《黃遵憲全集》上，第256頁。

  [98]《日本國志》卷七「鄰交志」下一，第88—89頁。

  [99]《黃遵憲全集》上，第256頁。

  [100]《日本國志》卷二十「食貨志」六，第231頁。

  [101]《黃遵憲全集》上，第256頁。

  [102]《日本國志》卷三十八「物產志」一，第395頁。

  [103]《黃遵憲全集》上，第256—257頁。

  [104]《日本國志》卷二十一兵志一，第233頁。

  [105]錢仲聯「黃公度先生年譜」光緒十三年條，《人境廬詩草箋注》第1195頁。

  [106]黃遵憲：《三哀詩·袁爽秋京卿》:「馬關定約後，公來謁大吏。（中略）公言行篋中，攜有《日本志》，此書早流布，直可省歲幣。我已外史達，人實高閣置。我笑不任咎，公更發深喟。」（《人境廬詩草》卷十）

  [107]《李朝實錄》高宗卷十七，第128頁。

  [108]《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二卷，第445—446頁。

  [109]《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二卷，第452頁。

  [110]《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二卷，第437頁。

  [111]《李朝實錄》高宗卷十七，第177頁。

  [112]《李朝實錄》高宗卷十七，第183頁。

  [113]《李朝實錄》高宗卷十七，第183—184頁。

  [114]劉雨珍編校：《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4頁。

  [115]《人境廬詩草箋注》，第586頁。

  [116]《黃遵憲全集》上，第130頁。

  [117]《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中略）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余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關於策之解釋，分為「馬鞭」與「策書」兩種，杜預註：「策，馬檛。臨別授之馬檛，並示己所策以展情。」孔穎達疏：「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

  [118]《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鑑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119]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卷七，第586頁。

  [120]《後漢書》隈囂傳：元遂說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跡，表里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121]王勇主編，謝詠副主編：《東亞的筆談研究》，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22]王寶平主編：《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大河內文書》全八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123]劉雨珍編校：《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