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俄有關返還兩島與四島之爭的現狀
2024-10-13 10:44:54
作者： 吳廷璆
1991年12月25日，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從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手中接過象徵性核按鈕，成為克里姆林宮新主人，日蘇關係轉變為日俄關係。葉爾欽在執政初期，推行親歐美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日本又一次看到了收回北方四島好時機。日本迅速向俄羅斯要求儘快返還北方四島立場，並且把解決領土問題作為進行大規模經濟合作的先決條件。1992年2月，葉爾欽致信日本首相宮澤喜一郎，提出俄羅斯「決心本著法律與正義原則繼續共同探討包括領土問題在內的締結俄日和約問題」。對此日本外務省認為，這是蘇聯時代從來沒有使用過的表述，是「新的向前看的講話」。同年5月，日本外相渡邊美智雄訪問莫斯科，雙方舉行包括領土問題在內的會談。渡邊美智雄表示，只要俄羅斯認為日本對北方四島擁有主權，具體歸還時間和方法都可以靈活處理。日本為了進一步推動該問題解決，同年6月，將北方四島問題塞進了慕尼黑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發表的《政治宣言》中，企圖使日俄領土問題國際化，借用西方七國力量壓迫俄羅斯讓步。結果是欲速則不達，此舉激怒了俄羅斯，葉爾欽立即宣布推遲訪日活動。
1997年1月，日本橋本龍太郎內閣宣布調整對俄政策，放棄推行多年的「政經不可分」原則，實施所謂「多層次接觸」方針。該方針雖然把解決領土問題放在首位，但解決領土問題卻不再是唯一追求目標，而是謀求在其他領域平行取得進展過程中解決領土問題。日本對俄政策轉變後，兩國關係出現明顯變化。1997年7月24日，橋本龍太郎提出「相互信賴、利益互惠、著眼未來」的對俄政策三原則，在領土問題上強調照顧「相互利益」，本著「沒有勝者與敗者之分」的原則加以解決。11月葉爾欽與橋本龍太郎舉行非正式會晤，雙方表示「力爭在2000年前締結和平條約」。1998年4月，兩人再次舉行會晤，重申在2000年前簽署和平條約的意向。會談中橋本首相提出在擇捉島與得撫島間劃分國境線方案。1998年11月，剛上任不久的小淵惠三首相正式訪問莫斯科。在兩國首腦會談中，俄方提出將北方四島建設為俄日共同管理的「免稅經濟開發區」，北方四島「從法的角度歸屬俄羅斯管理，經濟上歸屬日本管理」。日方對此表示在一年內予以答覆。雙方決定設立國界勘定委員會和經濟合作委員會，原北方四島居民可以自由訪問北方四島。正在日俄兩國間關係發展不斷升溫之際，1999年12月31日，葉爾欽突然宣布辭去國家總統職務，隨之日俄雙方約定2000年前簽署和約許諾也化為一場美夢。
繼任者普京上台後，日本仍然表現出極大熱情，實現了邀請普京訪問日本，但是在兩國領土問題上仍處於沒有實質性進展的狀態。普京大力推行振興俄羅斯民族精神來擺脫目前國內外困難局面，使得俄羅斯國內經濟有了一定發展，社會局面得到穩定。在對日政策上，普京雖然沒有對葉爾欽時期對日政策做出重大修改，但也沒有採取重大措施推動對日關係發展，兩國有關領土問題交涉仍處於持續狀態。普京提倡俄羅斯民族精神，就要維護國家利益，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及主權。如果普京在日俄領土問題上做出讓步，必然會動搖了他提倡的俄羅斯民族精神核心。所以在目前局勢下，普京不可能在領土問題上對日本做出讓步。近來媒體報導俄羅斯方面準備返還兩島，實質上這是蘇聯就已經多次許諾的內容，毫無新的內容可談。從整個日俄關係現狀看，與原日蘇關係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雖然目前日俄間在社會制度、思想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對立消除了，國際冷戰大環境結束了，但是美國對俄擠壓政策，如在歐洲不顧俄羅斯強烈反對堅持北約東擴政策，在亞太地區強化日美同盟關係等，使得俄羅斯感到外來壓力並沒有減少。雖然日本為了收回北方領土，也在不斷變化手段贏得俄羅斯好感，但是不返還北方四島就不進行經濟技術援助的實質內容也並沒有真正改變，所以日俄兩個民族長期形成的積怨並沒有真正減輕。歷史發展證明，靠強硬政策不能使對方讓步，如超級大國蘇聯靠政治和軍事實力並沒有使日本屈服，而經濟技術大國日本靠經濟技術援助要挾也沒有使俄羅斯屈服。目前形勢下使用武力解決問題，又是非現實考慮。現在兩國對共同開發都產生一定認識，但是有關北方四島的主權最終歸屬誰仍然是矛盾焦點。日方希望俄方承認自己對北方四島擁有「潛在」主權，在此基礎上兩國進行共同開發，而俄方則希望日方承認自己對北方四島的主權，在此基礎上歡迎日本參加開發。領土問題仍是日俄兩國關係發展的最大障礙，如果兩國國內或者國外沒有什麼重大變化，即沒有出現有利於解決該問題的局面，這種僵持局面還會持續下去。
注釋
[1]本節發表於《日本研究論集200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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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中孝彥：《日ソ國交回復の史的研究——戦後日ソ関係の起點：1945—1956》，東京，有斐閣，1993年，第96頁。
[3]鹿島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原書房，1983年，第716頁。
[4]鹿島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原書房，1983年，第719—721頁。
[5]鹿島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原書房，1983年，第420頁。
[6]鹿島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原書房，1983年，第773頁。
[7]鹿島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原書房，1983年，第781—782頁。
[8]鹿島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原書房，1983年，第784—786頁。
[9]ボリス·スラビンスキー、營野敏子訳、木村汎監修：《無知の代償——ソ連の対日政策》，東京，人間の科學社，1991年，第165—166頁。
[10]ボリス·スラビンスキー、營野敏子訳、木村汎監修：《無知の代償——ソ連の対日政策》，東京，人間の科學社，1991年，第191頁。
[11]ボリス·スラビンスキー、營野敏子訳、木村汎監修：《無知の代償——ソ連の対日政策》，東京，人間の科學社，1991年，第192頁。
[12]ァレクサンドル·パノ著，高橋實、佐藤利郎訳：《不信カラ信賴ヘ——北方領土交涉の內幕》，サィマル出版會，1992年，第70頁。
[13]NHK日ソプロジエクト編：《こわがソ連の対日外交だ——秘録·北方領土交涉》，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91年，第2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