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對蘇政策的轉變

  日本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它一方面將侵略戰火進一步擴向中國華北，另一方面開始了北侵蘇聯的叫囂。對於日本來說，不僅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水火不容，而且與中國比鄰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存在的本身，就是對它侵略中國的嚴重障礙。另外，日本也看到了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妄圖使其成為反蘇反共的先鋒的陰謀，日本為了取得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對其侵略活動的縱容與支持，便於它向華北地區侵略擴張，便打起反蘇的旗號。1936年11月，日本與法西斯德國締結了「防共協定」，目的是利用德國牽制蘇聯，減輕蘇聯對日的軍事壓力。1937年，日本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在所謂「滿蘇」「滿蒙」邊界線上不斷地挑起同蘇聯的軍事爭端，以期達到以攻為守、聲北擊南的目的。諾門坎事件就是其中規模最大，也是最後一次對蘇武裝挑釁活動。

  1939年4月25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命令所屬日軍，在「滿蘇」「滿蒙」邊界線上雙方有爭議的地區，各邊防部隊司令官有權自行確定國界線。對於蘇聯及外蒙古軍隊越過邊界線的「不法行為」，各邊防部隊應以「徹底懲罰」。這樣1939年5月11日日軍便以蘇蒙軍隊「入侵」偽滿邊界為名，在「滿蒙」邊界的諾門坎地區發動了對蘇蒙軍隊的大規模武裝挑釁。日軍先後投入56000人，可事與願違，日軍遭到了蘇軍更加強大的猛烈還擊，日軍損失慘重。據統計，諾門坎事件中日軍共戰死8440人、傷8776人，死亡率達30%以上。[2]8月30日日軍面對殘局，被迫乞求停戰。

  諾門坎事件的停戰，標誌著日本對蘇武裝挑釁策略的失敗。實際上日本對蘇的強硬政策已經無法堅持下去了。

  1939年下半年，歐洲局勢發生了巨變，同日本締結「防共協定」的德國，為了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防止東西兩線作戰，於1939年8月23日，即諾門坎事件正值白熱化，日本急需德國支持的時候，竟然同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沉重打擊了日本妄圖利用德國牽制蘇聯，減少蘇聯對日壓力，以實行對蘇武裝挑釁的計劃。這樣日本在軍事上遭到失敗後，又在外交上宣告破產。

  1939年下半年，中國的全面抗日戰爭已進入了第三年。自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來，不僅速戰速決的侵華戰略沒能實現，反而在中國戰場越陷越深。據統計，1937年日本投入中國關內戰場的兵力為16個師團，在日本國內與朝鮮僅為兩個師團，到了1939年日本投入中國關內戰場的兵力竟達34個師團，在日本國內與朝鮮僅為兩個師團。[3]與此同時，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兵力卻增加很少。日本投入中國東北的兵力1937年為5個師團，1938年為8個師團，1939年為9個師團。同時期的蘇聯遠東軍，1937年為20個阻擊師，1938年為24個阻擊師，1939年為30個阻擊師。[4]日本關東軍與蘇聯遠東軍兵力的比較，說明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牽制了日本陸軍的絕大部分兵力，日本軍隊已經無力對蘇聯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日本靠同蘇聯對抗掩護和維持其侵華戰爭的政策已經走進死胡同。

  1939年下半年，在日本國內，由於長期的侵華戰爭，不僅造成經濟上的困難重重，而且政治上也出現動盪不安。在財力上，據統計，1937年至1939年，日本的直接軍費開支平均每年占國家預算總支出的73%，合計三年國家預算支出總額達213.11億日元，接近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到1936年近70年間國家預算總支出的一半。[5]在人力上，1937年日本兵員總數為108萬人，到了1940年猛增到154萬人。[6]再加上國內數百萬人直接從事軍事生產，必然造成國內其他工業、農業生產上人力的嚴重缺乏而無法生產。在物力上，軍事開支的猛增，必然造成社會物力巨大浪費和民用物資的匱乏。與此同時，日本連年侵華戰爭，致使日本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如1939年日本政府明令規定勞動日延長到12至14小時。而工人實際工資卻在1937年至1941年間下降了16%。再如，從1939年起日本實施木炭定量供應開始，它的生活必需品定量範圍越來越大，到了1940年日本居民成人每日主食定量僅約合6市兩。[7]為了生存，日本人民被迫掀起反抗鬥爭。據統計，僅1939年日本勞工運動就爆發了1120次，佃農運動爆發了3578次。[8]反映在日本政界，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第一屆近衛文麿內閣，對內既不能擺脫政治上、經濟上的困難，對外又不能使中國放棄抗戰，只得於1939年1月辭職。繼任的平沼騏一郎內閣，面對著國內外日益尖銳起來的矛盾同樣束手無策，任職8個月後同樣宣告辭職。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出現了危機。

  日本速戰速決的侵華戰略破產，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和日本國內各種矛盾的激化，即表明日本對蘇挑釁行動已經無法繼續下去，更表明這種挑釁絲毫也無助於它的侵華戰爭。因此日本為了集中力量解決「中國問題」，只好收起對蘇挑釁行動。以1939年8月30日諾門坎事件的停戰為標誌，日本改變了對蘇強硬政策，進入了謀求調整兩國關係的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