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國聯盟」構想與日本對蘇政策的轉變
2024-10-13 10:42:17
作者： 吳廷璆
日本對蘇採取強硬政策失敗以後，下一步將採取什麼樣的對蘇政策，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出現明顯分歧。阿部信行、米內光政等人主張對蘇採取消極態度，僅就邊界衝突與蘇聯談判，另一方面極力與美國調整關係，以維持日本在華侵略擴張。近衛文麿、松岡洋右等人則主張對蘇採取積極態度，這一派人就是接受了德國的「四國聯盟」的影響。
近衛文麿、松岡洋右等人認為：「當今世界的國際鬥爭，實際上是要求改變世界現狀和要求維護世界現狀的國家之間的鬥爭。英法美是要求維護現狀的勢力，而日德意蘇是要求改變現狀的勢力，因此四國聯盟就是極為必要的。」就日本當前的形勢看，首要的問題是解決長期侵華戰爭。中國政府之所以不投降，就是因為有西方國家和蘇聯的援助。如果日本與蘇聯搞好關係，既可使蘇聯放棄援華，又可使日本實施「北守南進」計劃。只有「北守南進」才能切斷西方國家對華援助，「那麼不出半年即可解決中國戰爭」。同樣，「日德意蘇四國的聯合力量，在外交上、軍事上、經濟上決不次於英法美的力量」。日本還可以利用「四國聯盟」的威力，「南進」占領英法美在東南亞地區的殖民地，利用東南亞地區豐富的戰略資源來維持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機器的運轉。[7]日本對蘇強硬政策的失敗，為日本主張與美國調整關係一派人上台創造了條件。自1939年8月30日起，阿部、米內先後掌握了日本內閣，然而日本對美調整關係並沒有收到效果，美國要求日本從中國全部撤出侵略軍隊，這是日本堅決不肯讓步的。與此同時在歐洲，德國侵占了波蘭後，又侵占了北歐、西歐。法西斯德國這種戰爭初期的勝利，極大地刺激了日本軍界。日本軍界此時提出「不能誤了這班車」口號。在軍界的支持下，1940年7月，近衛文麿上台，組成了歷史上所稱的第二屆近衛內閣，松岡洋右被任命為外相。
第二屆近衛內閣成立後，馬上開始了積極的對蘇外交活動。1940年9月10日，外相松岡洋右會見德國訪日特使斯特瑪，斯特瑪對松岡表示德國願為調整日蘇關係而努力。[8]這樣1940年9月27日，日本與德意兩國簽訂了三國同盟。日本的目的：首先以接受德國提出的三國同盟要求來換取德國在日蘇關係調整中的中介作用。因為日本已經得知蘇聯方面曾表示歡迎德國來調節日蘇關係的消息。[9]其次，日本想利用日德意三國同盟的威力，迫使蘇聯儘快接受日蘇關係調整，進一步實現「四國聯盟」，以便於日本更大規模地對外侵略擴張。日德意三國同盟簽訂後，日本便開始了直接的對蘇交涉。1941年3月，日本外相松岡洋右親自出訪歐洲。松岡首先來到德國，然而此時這個「四國聯盟」的設計師德國，不僅放棄了「四國聯盟」策略，而且還下令積極準備對蘇開戰。柏林的會談使松岡外相大失所望。4月11日松岡外相走訪完義大利後，來到了莫斯科。此時德國已經開始大舉進攻東南歐地區，蘇德戰爭的爆發迫在眉睫。這樣在蘇德戰爭的威逼下，蘇聯很快接受了日本的主張，4月13日日蘇兩國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標誌著日本對蘇中立政策的確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德國的「四國聯盟」宣傳，在日本對蘇中立政策的轉變過程中起了重大作用。首先，德國的「四國聯盟」宣傳，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對蘇政策處於盲目困惑中的日本，指出了一條確實可行的對蘇路線。其次，德國的「四國聯盟」策略實施，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日本謀求對蘇中立政策起了一定的溝通媒介作用。最後，雖然德國在日本對蘇中立政策即將大功告成的前夕，放棄了「四國聯盟」策略，但是它實際上已為日蘇中立談判的很快成功，鋪設了一定的通路。三國同盟的簽訂，實際上當時已經起到了對蘇構成一定威脅的作用。這是蘇聯當時能很快主動讓步並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不可忽視的因素。「四國聯盟」的宣傳，在日本實際上起到了超越其設計者本身的願望的作用。此後的日本並沒有再次隨著德國對蘇政策的轉變而轉變，致使在整個蘇德戰爭中，日本對蘇聯始終保持著中立狀態，這也可以說是德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四國聯盟」雖然沒有實現，但是在幾乎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與德、意、蘇三國實際上處於非戰的狀態中。對於日本來說，實際上已經達到了它所追求的「四國聯盟」的初步目的。
注釋
[1]該節發表於《吉林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2期。
[2]中國二戰史學會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85—186頁。
[3]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67頁。
[4]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73頁。
[5]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15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1970年，第208頁。
[6]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33—226頁。
[7]崛內謙介監修：《日本外交史》第21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昭和46年，第225—226頁。
[8]工藤美知尋：《日ソ中立條約の研究》，南窓社會，1985年，第66頁。
[9]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15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1970年，第2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