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顯呈現被動性與主動性相互轉換過程

  如果我們把1917年11月到1991年12月的日蘇關係史作為一個整體看，明顯可以看出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界限可分成上下兩個部分，其主要根據就是日蘇兩國的綜合國力發生了轉換。所謂綜合國力，簡單地說就是指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綜合實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蘇聯作為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各個方面發展上受到帝國主義國家的遏制。在經濟發展上，蘇聯被迫主要依賴國內市場及自身增長的經濟、技術實力；在政治上，蘇維埃政權自建立起就受到帝國主義國家威脅，如出兵干涉蘇俄革命、「禍水東引」等；在軍事上，雖然我們很難分清誰在實力上強於對手，但是明顯可以看出蘇聯軍隊長期是處於守勢，而日本軍隊長期是處於攻勢。日本作為當時主要帝國主義國家之一，特別是發動侵略中國戰爭，使其經濟實力大增。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綜合國力對比上，日本相對強於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蘇兩國綜合國力發生了轉換。首先就是日蘇兩國在政治上分別處於戰敗國與戰勝國的地位。其次在經濟上，蘇聯利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幫助，利用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市場，特別是蘇聯長期積累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而日本方面雖然自50年代中期騰飛，到70年代初期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但是總體經濟實力並不強於蘇聯多少。最後在軍事上，蘇聯為僅次於美國的軍事大國，有很多方面甚至還要強於美國，而日本方面本身受到憲法限制至今不敢公開發展軍事實力。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作為政治、經濟、軍事強國，而日本也僅作為經濟強國而已。

  日蘇兩國這種綜合國力強弱的轉換，反映在相互關係上也呈現被動性與主動性的轉換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由於在綜合國力上日本強於蘇聯，所以日本在對蘇聯關係上就明顯呈現主動性特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在綜合國力上日本弱於蘇聯，所以日本在對蘇聯關係上就明顯呈現被動性特徵。

  二戰前日本對蘇聯關係呈現主動性特徵，具體表現為利權問題、漁業問題等。利權問題本身就反映出蘇聯當時國力軟弱的狀況。1925年《日蘇基本條約》首先就是承認1905年9月《朴次茅斯條約》的繼續有效性，而該條約正是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俄國失敗所帶來的結果。《日蘇基本條約》承認日本人在蘇聯領土庫頁島北部擁有開採石油、煤炭的利權，蘇聯方面以這些為代價，換取日本方面對蘇聯的承認，撤出干涉軍隊等。此後蘇聯方面雖然多次要求解除北庫頁島利權問題，但是日本方面則利用各種理由加以拒絕，直到1944年3月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敗局已定，美軍已經開始直接攻擊日本本土的情況下，日本才同意解除北庫頁島利權。解除北庫頁島利權問題實質上是日蘇兩國綜合國力轉換過程的一種體現。關於漁業問題，在蘇俄革命時期，日本方面就採用軍艦護航進行所謂自治捕魚。根據1925年《日蘇基本條約》規定，1928年簽訂了《日蘇漁業條約》，該條約很大程度上繼承了1907年《日俄漁業條約》內容，而1907年《日俄漁業條約》正是根據1905年的《朴次茅斯條約》而制定的。這些漁業條約的最大特點，就是日本人有權在蘇聯所領有的海域內捕魚作業及租借漁區，而且還享有同蘇聯人一樣的權利。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北庫頁島利權問題、漁業問題都是在日本處於有利條件下締結條約的。此後蘇聯在被動下不斷要求解除或者修改這些條約，而日本在主動下以各種理由拒絕或者拖延。

  二戰後日本對蘇聯關係上呈現被動性，具體表現為領土問題、漁業問題。領土問題本身就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所帶來的結果。1951年9月簽訂的《舊金山對日媾和條約》，日本被迫放棄了所謂北方領土。雖然該條約沒有規定日本放棄的這些領土最終歸屬國，但是這些領土由蘇聯方面根據二戰期間與同盟國締結的有關條約而實際上占領。二戰後日本方面堅決要求返還所謂固有領土北方四島，而蘇聯方面則以各種理由拒絕或者拖延。二戰後的日蘇漁業問題實際上受到兩國領土問題的制約。蘇聯占領了包括北方四島在內的千島群島及庫頁島南部，也就實際上把日本方面幾乎排除在北太平洋漁場之外，日本要想進入北太平洋漁場必須得到蘇聯方面允許，對於日本方面違反蘇聯政府有關漁業規定，蘇聯方面則採取強力扣押等措施。總之，二戰後日蘇之間領土問題、漁業問題，是在日本處於不利條件下締結條約的，此後日本在處於被動下要求返還或者修改這些條約，而蘇聯方面則在處於主動下以各種理由拒絕或者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