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兢對屬論 01

  東卷《二十九種對》收在元兢所論平、奇、同、字、聲、側及的名、異類諸對。

  第十二平對和第十三奇對，都是元兢提出的。平對就是平常之對，像青山、綠水一樣。相對於奇對而言，平常的的名對、異類對、同對之類，都是平對。所謂奇對，用元兢的話來說，是出奇而取對。一般的情況，的名對也好，異類對和同類對也好，都只有一層對偶。而奇對則有二層以上的對偶。元兢所舉的例子，馬頰河和熊耳山，作為河名和山名，是一層對偶，在河名和山名中，馬和熊是獸名，頰和耳是形名，是又一層對偶。還有如漆、沮、四塞，漆與四是數名，又兩字各是雙聲對，這就包含數名和雙聲二層對偶。又如曾參和陳軫，作為古人名是一層對偶，參與軫同是二十八宿名，又是一層對偶。這就叫出奇而取對，這就叫奇對。只要出奇而取對，的名對、異類對和同類對同時可以是奇對。如果不能出奇而取對，那它們就只是平常之對。二層以上對偶，出奇而取對，當然是更高的對屬藝術。初唐人們是借著總結和提出各種對屬，探求更為精緻複雜的藝術表現技巧。

  「第十四同對」收存有元兢《詩髓腦》和上官儀《筆札華梁》之說。元兢稱為同對，上官儀稱為同類對。元兢的同對，是同類又同義或義相近，他說，若大谷、廣陵，薄雲、輕霧；此大與廣、薄與輕，其類是同，故謂之同對。大與廣，薄與輕，其實既同類，在特定的語境中，表示的語義又相近。這與他的正對不同，也與他的異對不同。上官儀的同類對，有一部分也是語義相同或相近，如宵、夜，朝、旦，山、岳，途、路之類。元兢和上官儀都以同義之詞為同對。上下句中用同義之詞，曾被批評為繁說病，後來也批評對屬中的合掌，有的也指這種情況。北卷《論對屬》引《筆札華梁》和《文筆式》，也說到以日對景，將風偶吹，持素擬白，取鳥合禽的情況，以為「雖復異名，終是同體。若斯之輩，特須避之」。一邊把這種情況列為對屬的一種，一邊又批評這種情況，說明對同一對屬有不同看法，甚至同一作者（如上官儀），在不同的場合，也有不同看法。也可能只是客觀地總結，前人有這種情況，給予客觀的總結，並不意味著他們就贊成可以用同義之詞為對。

  第十五字對，第十六聲對和第十七側對，出元兢《詩髓腦》和崔融《唐朝新定詩格》。第十七側對，崔融稱之為「字側對」。

  所謂字對，就是僅以某一字面之義相對。元兢舉例，桂楫、荷戈。「荷戈」的「荷」在這裡作動詞用，為負之義，在意義上本不與「桂」字相對。但是「荷」同時是草名，這就可以和「桂」相對。崔融舉例，「山椒架寒霧，池篠韻涼飈。」「山椒」是山頂的意思，和意為傍池竹的「池篠」本不相對，但僅從字面看，「山」可與「池」相對，而「椒」可與「篠」相對。「何用金扉敞，終醉石崇家。」「金扉」是普通名字，並非人名，而「石崇」是人名，本也不相對，但從字面看，「金」與「石」對，「扉」與「崇」對。「石崇家」三字，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義演本作「石家崇」。若從醍醐寺甲本等本，則「金扉」與「石家」更為切對。崔融又一例「原風振平楚，野雪被長菅。」平楚為草木廣遠貌，與「長菅」本不相對。但只從字面看，「楚」是灌木，「菅」為草名，則可相對。

  所謂聲對，就是以同聲別字相對。元兢舉例曉路、秋霜，崔融舉例「彤騶初驚路，白簡未含霜」。「路」是途路，字義與「霜」本不相對，字面意義也不相對，因此說「字義俱別」，但「路」聲與「露」同，借其同聲別字，便可以與「霜」字相對。又一例：「初蟬韻高柳，密蔦掛深松。」「蔦」為草屬，與「蟬」本也不對，但「蔦」字聲與「鳥」同，因此可以與「蟬」相對。

  所謂側對，是用字體一側相對。元兢舉例，馮翊、龍首。馮翊為地名，龍首為山名，但從字義看，馮與龍，翊與首，並不相對。但若取其字體一側，「馮」字半邊有「馬」，可與「龍」為對；「翊」字半邊有「羽」，可與「首」為對。同樣的道理，元兢舉例，泉流和赤峰，「泉」字其上有「白」，與「赤」為對。崔融舉例，「忘懷接英彥，申勸引桂酒。」「英彥」與「桂酒」本不相對，但「英」之半體為「艹」和「桂」之半體為「木」，「彥」之半體為「彡」，「酒」之半體為「氵」，故可相對。又二例：「玉雞清五洛，瑞雉映三秦。」「桓山分羽翼，荊樹折枝條。」前詩「玉雞」是神鳥，「瑞雉」指雉堞，字義俱別，本不相對，但「瑞」字有「玉」旁，與「玉」可相對，「雞」和「雉」均有「隹」旁，也可相對；後詩「桓山」與「荊樹」本也不相對，但「桓」之側為「木」，「荊」之側為「艹」，可以相對，「樹」之側為「村」，可與「山」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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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種對屬都是義不相對。「第十五字對」元兢明確說：「不用義對，但取字為對。」崔融也說：「字對者，謂義別字對是。」「第十六聲對」崔融明確說：「聲對者，謂字義俱別，聲作對是。」「側對」也是一樣。崔融說：「字側對者，謂字義俱別，形體半同是。」以字面別義相對，以同聲別字相對，以字側半體相對，就是不用字詞的本身之義相對。這類對屬，純粹是形式上的對仗。

  這可以說從一個側面更為充分地表現了對屬的特性。對屬從一開始，就帶有形式化的特點。不過這種形式化，總是和內容聯繫在一起，詞語形式相對的同時，詞語之間的內容往往也是相對的。或者說，詞對義也對。但這些對仗，確實有形式上相對的一面。從藝術上來說，對偶本來就屬於表現形式。字對、聲對和側對是把對屬所注重的形式性發揮到極致，以至於可以離開字義，以單純的形式相對。

  這三種對屬充分利用漢字的特點。漢字的基本特點，是音、形、義的統一。就義來說，漢字往往一字多義。字對正是充分利用了很多漢字一字多義的特點。漢字又多有同聲字協聲字。這一點早為人們所認識，《左傳》多有同聲假借字，《說文解字》多有「讀若」類字，所謂「讀若」，也是同聲字。初唐人們提出「聲對」之說，不過是把這種認識運用到對屬論中。漢字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的「形」。很多字，本來就是象形字。很多漢字由不同的部首組成，作部首的漢字偏旁，大都具有表示意類的作用，很多形旁相同的字，字義上往往有某種聯繫。文學創作上，人們要注意到字音的同時，也注意到字形。劉勰《文心雕龍》有《練字》篇專門從字形上談文章寫作中文字的選擇和運用，他提出字形單復妍媸的問題，提出字形肥瘠的問題。他還提出半字同文的問題，就已是從文章寫作的角度涉及到字的偏旁問題。初唐人們論文病，也涉及字形問題。崔融提出叢木病，就是不主張二句詩中同一偏旁的字出現太多。元兢崔融提出側對之說，不過是把這種文學中對字形的認識運用到對屬論中。這反映了初唐對屬論的一種傾向。人們在對屬論中充分注意到漢字音、形、義的特點，充分發掘漢字的表現力。

  從材料來看，至晚在齊梁時代，已有人用同聲別字為對，並且以顏色字和數字居多。比如，沈約《齊謳行》：「青丘良杳郁，淄宮信疏敞。」借「淄」音「紫」與「青」相對。沈約《應王中丞思遠詠月》：「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蕭繹《賦得涉江采芙蓉》：「葉卷珠難溜，花舒紅易傾。」江總《衡州九日》：「園菊抱黃華，庭榴剖珠實。」都是借「珠」音「朱」分別與「綠」、「紅」、「黃」相對。蕭綱《詠初桃》：「枝間留紫燕，葉里發輕香。」何遜《奉送始興王》：「桂晚花方白，蓮秋葉始輕。」都借「輕」音「青」分別與「紫」和「白」相對。江總《詠雙闕》：「刻鳳棲清漢，圖龍入紫虛。」借「清」音「青」與「紫」相對。庾肩吾《歲盡應令》：「聊開柏葉酒，試奠五辛盤。」借「柏」音「百」與「五」相對。

  至晚在梁陳時代，已有人借字面之義相對。如蕭繹《賦得竹》：「柯亭臨絕澗，桃枝夾細流。」柯亭為古地名，又名高遷亭，在今浙江紹興西南，「柯亭」與「桃枝」本不相對，但「柯」字有喬木意，可與「桃」相對。何遜《早朝車中聽望》：「宿霧開馳道，初日照相風。」「相風」為相風烏，為專有名詞，與「馳道」本不相對，但「相」「馳」同為動詞，「道」「風」同為名詞，借其字面之義，故可相對。何遜《贈諸游舊》：「望鄉空引領，極目淚沾衣。」「空」字在此處作狀語，是空自的意思，與「淚」本不相對，但「空」字字面有天空意，可作名詞，與「淚」相對。何遜《別沈助教》：「道險若波瀾，人生異金石。」「道險」是主謂結構，道路艱險之意，「人生」是固有名詞，人之一生之意，二詞本不相對，但「人」與「道」均是名詞，「險」是形容詞，「生」可解作動詞，故可相對。江總《游攝山棲霞寺詩》：「荷衣步林泉，麥氣涼昏曉。」「荷」在這裡是「負」的意思，用作動詞，與「麥」字本不相對，但「荷」字字面義是植物，是荷葉荷花，故可與「麥」相對。江總《三善殿夜望山燈》：「採珠非合浦，贈佩異江濱。」合浦，古郡名，在今廣西，以產珍珠出名，這是專有地名，與「江濱」本不相對，但從字面義，「浦」和「濱」則可相對。江總《賦得一日成三賦應令》：「飛文綺縠采，落紙波濤流。」前句之「采」為色彩之意，為名詞，與後句作為動詞的「流」本不相對，但「采」字字面有採集義，可用作動詞，故可與「流」相對。初唐也有這樣的例子。如虞世南《結客少年場行》：「尋源博望侯，結客遠相求。」「博望」為古地名，在今安徽，博望侯為專有官名，與「遠相求」本不相對。但從字面看，「博」與「遠」，「望」和「相」，均可相對。「侯」字音「候」，可與動詞「求」相對。虞世南《門有車馬客》：「日斜青瑣第，塵飛金谷苑。」「金谷」為專有地名，與「青瑣」本不相對，但從字面看，「金」與「青」，「谷」與「瑣」可相對。

  這是符合文學的歷史發展的。魏晉文學自覺以後，人們追求與探尋各種藝術表現手法和技巧，詩歌逐漸講究對偶。齊梁以後，一方面，不僅講求字詞的對偶，也講求聲律的對偶；另一方面，則探求各種對偶形式。詩歌創作中的聲對和字對可能因此應運而生。初唐人們提出聲對和字對，正是對這一探索過程的總結。

  但是側對似有不同。從前代詩歌，我們能找到一些例子，這些例子，或者可以解釋為側對。比如沈約《有所思》：「昆明當欲滿，蒲萄應作花。」「滿」為動詞，與「花」不相對，但「滿」字形體一半為「氵」，可與「花」偏旁「艹」為對。蕭綱《蓮曲其一》：「風起湖難度，蓮多摘未稀。」「湖」為名詞，與動詞「摘」不相對，但「摘」字一半為「扌」，為手字，可與「湖」相對。初唐也有幾例。如宋之問《夜飲東亭》：「暗芳足幽氣，驚棲多眾音。」「芳」為名詞，「棲」為動詞，本不相對，但「芳」字上半為「艹」，「棲」字一半為「木」，可以相對。虞世南《奉和至壽春應令》：「文鶴揚輕蓋，蒼龍飾桂舟。」「輕」為形容詞，「桂」為名詞，本不相對，但「輕」字一半為「車」，則可與「桂」字相對。但是這樣的例子不多，而且，把這些例子解作側對，說作者本意就是以此為側對，多少有些勉強。前代詩人是否意識到側對並在詩中自覺運用，很難說。「第十七側對」引元兢說有一段話，說：「以前八種切對。時人把筆綴文者多矣，而莫能識其徑路。於公義藏之於篋笥，不可示於非才。深秘之，深秘之。」這裡所謂「八種切對」，指平對、奇對、同對、字對、聲對、側對這六種出元兢《詩髓腦》的對屬，另加上「第一的名對」「第六異類對」作為「元兢曰」的正對和異對，不需要以為「八種切對」為「六種切對」之誤[6]。「於公義」解作人名，以為是於公異[7]；或者以為「於」字為「乎」字之訛，「公」字為「八」字之訛，當訓作「莫能識其徑路乎，八義藏之篋笥云云」，而「八義」就是前面所說的「八種切對」[8]。於公異為中唐時人，元兢是初唐時人，元兢論對屬，決不可能論及中唐之人。以為「公」字為「八」字之訛，可備一說，但「公」字上半其形固可為「八」字，但其下半之形「厶」則作何解釋？因此這二說都不可靠。我以為，「於公」本不是人名，「公」字或為「今」字形訛。當訓為「於今義藏之篋笥」，這是說，筆者即元兢自己欲將此義深藏之篋笥。說平對等八種對時人都莫識其徑路，顯然有些誇張，但就側對來說，前代詩歌創作很少側對之例，那麼，元兢說時人莫能識其徑路，要將此義藏之於篋笥，是有道理的。如果說，初唐人們提出聲對和字對，是對前人創作經驗的總結，那麼，側對的提出很可能是元兢和崔融的創意。他們是根據漢字字形的特點，根據對偶形式化的特點，當然也根據創作的需要，提出這類很有創意的對屬。

  以字面之義相對，以同聲別字相對，用字體一側相對，都不用字詞的本身之義相對，這是為類對屬的共有特點。這類對屬，把文學中對漢字音、形、義特點的認識運用到對屬論中，充分發掘漢字的表現力，把對屬這一表現手法所注重的形式性發揮到極致。從文學發展看，詩歌創作中聲對和字對的運用是魏晉文學自覺以後，人們探尋各種藝術表現手法和技巧包括各種對偶形式的結果，初唐人們提出聲對和字對，正是對這一探索過程的總結。側對則前代少見其例，元兢說時人莫能識其徑路，要將此義藏之於篋笥，是有道理的。側對的提出，很可能是初唐元兢和崔融他們的創意。他們是根據漢字字形的特點，根據對偶形式化的特點，當然也根據創作的需要，提出這類很有創意的對屬。這也是一種藝術探求。簡單地說這幾種是寬泛之對，是不夠的。這是我們對這幾種對屬的一些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