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筆式》與前代八病遺說

  可以就這些材料作進一步考察。

  這些材料的有些內容，可能典出較晚。比如，《文筆十病得失》前半「平頭」舉例「開金繩之寶曆」二句，出陳徐陵《為貞陽侯與陳司空書》，見《文苑英華》卷六七七。「上尾」舉例「縈鬟聊向牖」二句，出陳張正見《艷歌行》，見《樂府詩集》卷二八。「蜂腰」舉例「惆悵崔亭伯」，出張正見《白頭吟》，見《樂府詩集》卷四一。「鶴膝」舉例「朝關苦辛地」四句，又例「沙幕飛恆續」四句，二例均為陳張正見《雨雪曲》，見《樂府詩集》卷二四。又例「西郊不雨」四句，出北周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射馬賦並序》，見《庾子山集》卷一。又例「能短能長」四句，出北齊魏收《赤雀頌序》，見西卷《文二十八種病》「第四鶴膝」《四聲指歸》引。「小韻」舉陳徐陵《殊物詔》「五雲曖曃」四句。「傍紐」舉例「管聲驚百鳥」二句，出北周庾信《詠畫屏風詩》，見《庾子山集》卷五。又庾信詩例「胡笳落淚曲」二句，為庾信《擬詠懷詩二十七首》其七，見《庾子山集》卷三。《文筆十病得失》後半舉北魏溫子升《寒陵山碑序》、北齊邢劭《高季式碑序》、北齊魏收《文宣諡議》和《赤雀頌序》、陳徐陵《勸進表》和《定襄侯表》等例。又引隋劉善經之說。這些內容典出較晚，出南朝陳以後，北朝北齊北周至隋以後，是沒有問題的。

  但有些內容可能典出較早，可能保存了更早的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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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材料，有直接依據作為旁證。一些材料，甚至直接標明齊梁作者出處。比如前面引述過的《文筆十病得失》前半說：「筆復有隔句上尾，第二句末字，第四句末字，不得同聲。」《文筆十病得失》後半又說：「隔句上尾者，第二句末與第四句末同聲也。」又說：「但筆之四句，比文之二句，故雖隔句，猶稱上尾，亦以次避，第四句不得與第六句同聲，第六句不得與第八句同聲也。」這幾條材料均論隔句上尾。比如《文筆十病得失》前半，先說：「或云：平聲賒緩，有用最多，參彼三聲，殆為大半。」後又說：「凡用聲，用平聲最多。五言內非兩則三，此其常也。亦得用一用四：若四，平聲無居第四；若一，平聲多在第二，此謂居其要也。猶如宮羽調音，相參而和。」這幾條材料均是平聲賒緩之說。比如論傍紐、正紐。《文筆十病得失》前半舉例，謂：「失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這是論傍紐的詩例。《文二十八種病》「第七傍紐」和「第八正紐」第二段，據三寶院本注，均典出《文筆式》，前者論「傍紐者，據傍聲而來與相忤也」云云，後者說：「又一法，凡入雙聲者，皆名正紐」。這都是劉滔之說。前面已經說過，隔句上尾最早為劉滔所提出，這裡說筆之四句，比文之二句云云，正是劉滔的論述。平聲賒緩之說，為劉滔論蜂腰時提出，這裡說平聲賒緩，有用最多云云，也都是出自劉滔的論述。劉滔論傍紐，正是用「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為例詩，據《文二十八種病》「第七傍紐」引《四聲指歸》引劉滔之說，劉滔以雙聲亦為正紐，以異紐同韻為傍紐，「第七傍紐」第二段論字從連韻而紐聲相參，「第八正紐」第二段說凡入雙聲者，皆名正紐，正是劉滔之說。前面所引這些材料，有的也見於《四聲指歸》。人們甚至因此認為，《文筆十病得失》前半就是《四聲指歸》。其實，《文筆十病得失》前半隻是雜編《四聲指歸》的材料，並非典出《四聲指歸》，而當典出《文筆式》，這一點，前面我們已經分析過。《文筆十病得失》前半和後半的這些存有劉滔之說的論述，有可能轉據《四聲指歸》，但是，有沒有可能直接依據劉滔之說，只是沒有註明劉滔之說而已呢？換句話說，劉滔之說是《四聲指歸》的原典依據，也是《文筆式》的原典依據，有沒有可能這是二家共有的原典依據呢？並不是沒有這種可能性。《文二十八種病》「第七傍紐」和「第八正紐」第二段則顯然是《文筆式》直接保存劉滔遺說。

  比如「第四鶴膝」首段：「王斌五字制鶴膝，十五字制蜂腰，並隨執用。」「第七傍紐」首段王斌云：「若能迴轉，即應言奇琴、精酒、風表、月外，此即可得免紐之病也。」這二條都是直接標明作者，保存梁代王斌論聲病的材料。

  比如「第四鶴膝」首段「釋曰」:「故沈東陽著辭曰：『若得其會者，則唇吻流易，失其要者，則喉舌蹇難。事同暗撫失調之琴，夜行坎壈之地。」直接標明作者，直接保存沈約的聲病材料。前面說過，所謂沈東陽，就是沈約。這條材料，不僅證明沈約有鶴膝之說，而且證明，永明之後，沈約為東陽太守時，還在探討聲病之說。當然，這條材料也說明，《文筆式》保存齊梁之說，有時對原典材料不加改動，原原本本的保留。比如這裡，就不稱沈氏，而稱沈東陽。「沈東陽」這一稱呼，應該是保留了原貌，因為沈約是出為東陽太守，後來官職升遷，人們就不會再用「沈東陽」這個稱呼了。

  沒有標明作者出處，沒有直接依據作為旁證的那些材料，也可以作些推測。

  推測的一個依據，是前述那些材料。引用或說雜編前人的論述，說明作者論聲病所據，就是前人著述。一些材料，作者可能轉據《四聲指歸》，但也可能直接依據沈約等人的著作。特別是直接標明作者出處的那些地方。換句話說，《文筆式》編纂之時，作者手頭就應該有沈約、劉滔、王斌等人的著作。如果手頭沒有這些人的著作，作者根據什麼引用和編寫這些人的論述呢？標明作者出處，可以知道存有沈約等人之說。沒有標明作者，沒有直接依據的，是不是也有可能所存為齊梁遺說呢？《文二十八種病》「第七傍紐」和「第八正紐」第二段保存的為劉滔之說，不就沒有標明作者嗎？

  還有其他一些蛛絲馬跡。

  比如，「第一平頭」引《四聲指歸》：「沈氏云：『第一、第二字不宜與第六、第七同聲。』」這是可以確認的沈約的論述。它的論述格式，也是「第×字不宜與第×字同聲」，也是定義性的論述。前八病首段開頭一小段的定義性論述，和這一模一樣，不同的是，一作「不得」，一作「不宜」，但語氣、意思完全一樣。前八病首段的那些定義，當出同一家，有沒有可能據沈約之說編寫而成呢？

  「第二上尾」引《四聲指歸》：「沈氏亦云：『上尾者，文章之尤疾。自開闢迄今，多慎不免，悲夫。』」這也是可以確認的沈約的論述。這裡說「上尾者，文章之尤疾」，「第二上尾」首段「釋曰」也說，「此是詩之疣」；這裡說「自開闢迄今，多慎不免」，「第二上尾」首段「釋曰」則說「如此病，比來無有免者」;「第三蜂腰」首段「釋曰」也說：「若安聲體，尋常詩中，無有免者。」語氣、措辭都極為相似，這些地方，有沒有也是根據沈約之說用自己的語言編寫的呢？或者原本就是沈約的論述，只是未加註明，象「第七傍紐」「傍紐者據傍聲而來與相忤也」那一段一樣呢？

  「第三蜂腰」引《四聲指歸》：「沈氏云：『五言之中，分為兩句，上二下三。凡至句末，並須要煞。』」「要煞」意難明，我的理解，就是句末為一句聲韻之要點，一定要迴避聲病之意。沈約是強調某些要點之處定要迴避聲病。如果可以這樣理解，那就還可以前述材料中找到一些類似的例子。比如前面引述過的，「第二上尾」首段「釋曰」:「此是詩之疣，急避。」「第三蜂腰」首段「釋曰」:「凡一句五言之中，而論蜂腰，則初腰事須急避之。」都是要「急避」。「急避」和「要煞」是不是相近的意思或說語氣呢？如果是，這些地方的論述是不是和沈約之說有聯繫呢？

  還有前面引述過的，天卷《調四聲譜》：「北方入聲，壬、衽、任、入。」再看「第八正紐」首段定義：「正紐者，五言詩壬、衽、任、入，四字為一紐；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入等字。如此之類，名為犯正紐之病也。」都用壬、衽、任、入說明四聲一紐，僅僅是用例來自沈約，還是使用這類用例的定義本身就出自沈約呢？沈約創《四聲譜》，論聲病自用其例，不是很正常的嗎？如果這樣，前八病首段關於八病的定義，不是和沈約關係很密切嗎？甚至這些定義性論述原來就出自沈約呢？前面分析過，沈約論病的體例，比如論平頭病，不正有定義性一類內容嗎？

  《文筆十病得失》前半有一段話，這段話向未引起人們注意。這段話說：「若五字內已有『阿』字，不得復用『可』字。此於詩章，不為過病，但言語不淨潔，讀時有妨也。今言犯者，唯論異字。如其同字，此不言，言同字者，如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大東小東』，『自南自北』等，是也。」「阿」的聲符用為「可」，有如《文心雕龍·練字》所說的「聯邊」，和「半字同文」，這段話的意思可能是說，五字中這樣的字不能重出，或者有似崔融所謂「叢木病」。興膳宏《文鏡秘府論譯註》就是這樣看的[31]。但是細看，這裡說的其實還是聲病問題。這裡的「阿」字與「可」字，在《韻鏡》同為內轉第二十七合之字，「阿」字為影紐平聲歌韻，「可」字為溪紐上聲哿韻。其韻同為歌、哿、箇之紐。就是說，它們屬於傍紐同韻之字。「阿」與「可」，正是劉滔所謂的從傍而會連韻紐之的傍紐之病。正因為此，這段話《文筆十病得失》前半和《文筆眼心抄》都列於「傍紐」之後。這會不會就是劉滔異紐同韻為傍紐的遺說呢？還有，一，一般的傍紐，是指二句之內，而這裡卻說「五字之內」。這是不是傍紐的又一說呢？二，一般說來，同字必然同紐，不但同紐，而且同韻同調。但是這裡說，「如其同字，此不言」，意思是說，如果同字則是允許的。它的根據，是《詩經》的二個例子。《詩經》尚且可以同字，則後人自然也可以如此。提出同字則不論，《詩經》可能是根據之一，更主要是根據，可能是創作實踐。齊梁以來，詩中同字疊用的情況不少，這可能是一種追求。同字疊用，往往能收回環往復之效果，而同字又與聲病說相衝突。可能就是因為創作中出現這樣的問題，人們因此提出解決辦法，才有這段話的論述。聲病說提出之後，不斷根據創作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加以修正，提出新的解決辦法，可能是聲病說發展中常見的現象。而就原典材料來說，由異紐同韻的傍紐，說到如其同字此不言。這會不會也是劉滔傍紐說引申出來的遺說呢？

  後世詩話載錄的八病材料也許可以作點參考，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這一問題。我們看傳《魏文帝詩格》《金針詩格》《續金針詩格》《詩苑類格》《詩人玉屑》《詩家全體》和《冰川詩式》。這些詩話論載錄的八病材料，多同時見於《文鏡秘府論》。《詩苑類格》《詩人玉屑》「上尾」條載錄例詩「青青河畔草」和《詩苑類格》《詩人玉屑》《金針詩格》《冰川詩式》「蜂腰」條例詩「聞君愛我甘」為元兢《詩髓腦》所論，「鶴膝」條例詩「客從遠方來」見於《四聲指歸》。《續金針詩格》和《詩家全體》載錄例詩「新裂齊紈素」（《續金針詩格》「裂」作「制」）見於《筆札華梁》，除此之外，後世這些詩話出《文鏡秘府論》的八病材料，都見於《文筆式》。「聞君愛我甘」一例同時見於西卷前八病首段和《文筆十病得失》前半，《金針詩格》和《冰川詩式》引此例時說蜂腰為兩頭大中間細，就見於西卷前八病首段，「客從遠方來」未見於《文筆式》，但《金針詩格》和《冰川詩式》引此例時說鶴膝為兩頭細中間粗，也見於西卷前八病首段。只有「青青河畔草」一例未見於《文筆式》。《詩苑類格》和《詩人玉屑》論上尾和蜂腰的例詩見於元兢《詩髓腦》，因此可能其出典與元兢《詩髓腦》有較多聯繫。此外的那些詩話，包括傳《魏文帝詩格》《金針詩格》《續金針詩格》《詩家全體》和《冰川詩式》，前四病與西卷前八病首段完全相同的定義，平頭的例詩「朝雲晦初景」，上尾的例詩「盪子到娼家」和「西北有高樓」，蜂腰的例詩「徐步金門旦」和「聞君愛我甘」，鶴膝的例詩「陟野看陽春」，大韻的例字新、津、人，論小韻說居五字內最急，九字內稍緩，傍紐的例字月、元、阮、願，論傍紐五字中急，十字中稍緩，以金、錦、禁、急與陰、飲、蔭、邑連韻紐之從傍參之為傍紐，詩例「丈人且安坐」，正紐四聲一紐例字壬、袵、任、入，詩例「我本良家子」，都出《文筆式》，和可能典出《文筆式》的西卷前八病首段及《文筆十病得失》前半。《詩家全體》同時存有二說，小西甚一稱一為《詩家全體》甲，一為《詩家全體》乙。小西甚一《研究篇》（下）以為《金針詩格》和《詩家全體》甲都典出《詩髓腦》，後者雜有《筆札華梁》之說。看來他的看法應該修改。後世詩話載錄的八病材料在傳抄過程中可能雜入有其他原典材料，但是，如果可確認西卷前八病首段及《文筆十病得失》前半典出《文筆式》，那麼傳《魏文帝詩格》《金針詩格》等詩話載錄八病的基本內容應與《文筆式》同一出典，甚至就典出《文筆式》。與《文筆式》同一出典或者典出《文筆式》的這些八病材料，在傳抄過程中可能有誤，比如流柳當為正紐，《冰川詩式》以流柳為傍紐，顯然沿襲了《詩苑類格》之誤。但其中有與《文筆式》一致的內容，應該沒有多大疑問。如果這一點可以確認，那麼，一些問題就很可注意。最值得注意的，當然是一些詩話註明為沈約八病。比如《冰川詩式》前四病和後四病均註：「以下沈約八病中四病」，《詩家全體》說「沈約曰：詩病有八」云云。《詩苑類格》和《詩人玉屑》也說八病的出處是「沈約」。這些註明「沈約」八病的材料怎麼看？不加辨析把這些材料統統說成是沈約之說，顯然過於草率，取完全否認態度，以為這些材料完全沒有沈約之說，可能更為武斷。不排除假託的可能，《魏文帝詩格》就是假託之作，《金針詩格》《續金針詩格》也可能分別假託白居易和梅堯臣。但是，正如學界早就有人指出的，書名為假託，而內容卻真實。平頭、上尾、蜂腰、鶴膝與前面我們分析過的沈約之說相合，沈約也以雙聲為病，不過稱之為小紐。連韻紐之，紐聲相參，正與沈約大紐、劉滔傍紐相合，傳《魏文帝詩格》和《詩家全體》引又說，以田、寅、延相犯為傍紐，田為定紐，寅、延為喻紐，田與寅、延並非雙聲，但田為先韻，延為線韻，正是沈約稱之為大紐，劉滔稱之為傍紐的異紐同韻相犯。《文筆式》的材料一般不注出典，《文鏡秘府論》的很多材料也不注出典，這是不是前代的材料沒有出典，後世詩話反而註明出典的原因呢？如果是這樣，產生於北宋時期的一些詩話保留材料的同時保留出典，也不是不可能的。後世詩話材料有可能保留齊梁遺說甚至沈約遺說，和這些材料同一出典的《文筆式》，《文筆式》保存的這些定義、說明、詩例、字例中，其中會不會也有齊梁遺說甚至沈約之說？可不可以把這些材料作為齊梁遺說或者沈約遺說來看呢？這確實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

  要之，《文鏡秘府論》西卷典出或可能典出《文筆式》的那些材料，不少可信是前人之說，不少很有可能有前人之說。有隋代遺說，主要是劉善經《四聲指歸》之說。有齊梁遺說，有沈約、劉滔、王斌之說。這些材料雜編前人之說，除「第四鶴膝」和「第七傍紐」首段之外，一般都不出現原典及作者之名。各種跡象表明，很多情況下，《文筆式》的作者（準確地說，是編者）是把各種前代材料不作改動，不加融合，原原本本地雜編到一起。這使這些材料缺乏系統性，不是系統的論述之體，而是把各種材料直接排列的雜編之體。作為論述之體，它是失敗的，但正因為是雜編之體，使許多前代遺說得以保存。其中尤為珍貴的，當然是保存了齊梁遺說特別是沈約遺說。很好地甄別和利用這些材料，可以更為清晰地弄清唐前聲病說，特別是齊梁聲病說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