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九意》作者的推測

  本節對《九意》作者作一些推測。

  一、《九意》作者可能為日本人

  我以為，《九意》的作者極少可能是中國人，而極可能是日本人。

  主要的根據，就是前面用大量篇幅論證了的土馬這一物—詞。道理很簡單。土馬為日本的信仰物及用詞，在中國唐以前（日本平安時代以前），中國人似沒有可能使用中國所沒有而日本獨有的，在日本文化背景基礎上形成的漢語詞彙，中國當時人寫不出「雲從土馬」這樣描述日本特有情景的句子。既然如此，使用了「土馬」這一日本漢語詞彙，寫出「雲從土馬」這樣句子的《九意》，其作者不可能是中國人，只可能是日本人。

  關於《九意》的作者，現在有了兩個根據，一個是小西甚一50年前注意到的押韻的情況，一個是本文提出的土馬的情況。隨著研究的深入，還可能會發現新的根據。說《九意》作者為日本人，理由應該比較充分了。

  二、《九意》作者可能為空海

  在當時的日本人中，最有可能寫作《九意》的是弘法大師空海自己。

  之所以這樣推測，主要是《九意》的「九」這個數字。《九意》之所以是「九」意，而不是十意，八意之類的，可能與某種數字崇拜或說由數字崇拜而形成的習慣數字用法有關。如果確是這樣，就很值得注意了。因為在日語裡，「九」字的一個讀音與「苦」字的讀音一樣，一些日本人因此忌諱「九」這個數字，至少不崇拜這個數字。這個習慣從什麼時候開始，沒有去追溯，但日本人忌諱「九」這個數字當無疑問。忌諱「九」而《文鏡秘府論》地卷《九意》又用「九」之數，我以為跟密教有關。因為在數字崇拜上，日本的密教是個例外。日本密教對「九」這個數字非常推崇，大至金剛界曼荼羅、小至護摩的供物，都是「九」。金剛界有成身、三味耶、微細、供養、四印、一印、理趣、降三世三昧耶這九會曼荼羅。住在胎藏曼荼羅中胎八葉蓮華有五佛四菩薩，叫九尊。有祈求禳災的九字之咒和九印。有九執，即日月火水木金土這七曜加上羅睺、計都二星。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奄摩羅為九識。護摩有瀨口、蘇油、乳木、塗香、飲食、五穀、切花、丸香、散香九種供物，有九種護法，九種心藥。有九聲，即宮、商、角、徵、羽、加上變徵、變宮、揚羽、揚商。有九生如來，大法會時做各種勤務有導師、咒願、唄師、散花師、梵音師、錫杖師、引頭、堂達、納眾這九僧。懺悔禮佛法有九種方便，有九徹劍，《大日經》有九句法門。似乎大大小小的東西都用「九」來歸納、稱呼，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對「九」的數字的崇拜。這些東西當然是從印度再經中國傳到日本來的，但日本密教卻是全部接受了這些東西。既然一般的日本人對「九」之數看得很平淡或說忌諱，而密教那樣崇拜「九」之數，我以為《九意》之「九」與密教之崇拜「九」就可能有某種聯繫。《九意》可能即為日本密教中某個人物所寫。這個人因為是密教中人，因此對數字的崇拜就與一般日本人不一樣，不但不忌諱「九」，反而崇拜「九」，也正因為這樣，他在寫（或編）《九意》時，自覺不自覺地就把密教中崇拜「九」的習慣帶了進來，於是不是七意，八意，而是「九意」。

  如果這個推斷大致不錯，那《九意》的作者就應該是空海和最澄這二個人物中的一位。因為密教經典雖然早已傳入日本，但並沒有引起佛教界的重視。自空海入唐受法於密宗高僧惠果，回日本後奏請天皇准許，密教在日本才得以傳布。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密教是空海從中國傳來的。最澄和空海是日本密教最早的代表人物。而這兩個人物相比，空海寫作《九意》的可能性就大得多。空海和最澄，一個開創真言宗，一個為天台宗的首創者，因教派對立而使他們個人之間的關係也並不太好，空海似不太可能把最澄的東西編入自己的著作里。除了最澄，那就只有空海自己。空海之後的密教人物不可能寫作《九意》，而空海之前密教還沒被傳到日本。這是理由之一。還有一個更主要的理由。《九意》雖然只是隨身卷子之類的東西，但要寫出《九意》篇這樣的句子，卻需要較高的文學修養。空海完全具有這種素養。他不但是日本佛學中開宗派的人物，而且在文學上也很有成就。《性靈集》空海的許多詩作就很出色，他的《聾瞽指歸》也是很好的散文。最澄在文學上則沒有什麼成就可言，以最澄的文學素養，不太可能寫得出《九意》這樣的以精練的四言形式簡括某一詩意的長篇韻文。從這點看，比較這二個人，只有空海才更有條件寫作《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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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海有一組詩，題目為《九想詩》，這也是推測《九意》作者為空海的一個理由。《九想詩》的內容本身和《九意》毫無關係，但是，《九想詩》明確把它的「想」歸為九類用詩歌表現出來，卻是值得注意的。這「九想」之「九」應該與空海從中國傳來的密教對「九」之數的崇拜有關。從《九想詩》看，空海是把密教崇拜「九」之數的習慣帶到了他的詩創作。既然如此，他也就有可能把這個習慣帶到其他方面，比如說，帶著這個習慣寫出《文鏡秘府論》的《九意》。《九想詩》一作《九相詩》。如作「相」，則為世相之相。如作「想」，則為心中所想之想。「想」實際就是「意」，心中之想，心中之意，所謂九想詩實際可以說就是九意詩，雖然這九意（想）與《文鏡秘府論》之《九意》的意完全兩碼事，但作為思維習慣，卻是有相通之處的。有這種思維習慣，人們就有理由由「九想」聯想到「九意」。

  空海自己親自祈過雨，這是推想《九意》作者可能是空海的又一個理由。空海最早在天長元年（824）於神泉苑修請雨經法。這事在《弘法大師御行狀集記》《本朝通鑑》《大日本史》等史料中都有記載，其中《大日本史》卷二二這樣記載：

  是春（天長元年）大旱，令僧空海修請雨經法於神泉苑二七日，雨三日，遍於天下。

  天長四年（827）他又一次修法祈雨。《行化記》這樣記載：

  今年五月（天長四年）依祈雨，令少僧都空海請佛舍利內里禮拜灌浴，後大陰雨降，數克而止，濕地三寸。

  《性靈集》卷六里，還收有空海於天長四年祈雨時寫的《請百僧雩願文》，卷一有空海的詩作《喜雨歌》。他還自中國請來請雨經典二種：《大孔雀明王經》三卷和《大雲輪請雨經》一卷。這一情形讓人聯想到前面分析過的《九意》中「雲從土馬」這一句子。「雲從土馬」描寫祈雨而雨貌，與空海二次祈雨而雨之情形是極為相似的。現存史料並未記載空海以土馬請雨，而且空海請雨也在《文鏡秘府論》編定之後，也就是在《九意》寫成之後。但是，在《文鏡秘府論》編撰之前，空海請來過請雨經法；朝廷之所以請空海請雨，應該也因為他對祈雨之法比較熟悉。這樣看，他對「雲從土馬」這樣的情形應該比一般人熟悉一些，當然也就更有條件更有可能寫出「雲從土馬」這樣的祈雨而雨貌的句子來，而既然「雲從土馬」有可能是空海寫的，《九意》作者也應該是空海。

  注釋

  [1]波戶岡旭《〈文鏡秘府論〉の〈九意〉にいつぃて》。

  [2]藤貞斡《集古圖》（1789年，寬政元年）記有二例：大和國高市郡三瀨東檜隈大內陵（天武、持統）兩帝畔土中所得瓦犬，美濃國不破郡宮城村古墳中所得瓦馬長八寸許，宮代村願林寺所藏。轉據小田富士雄、真野和夫《土馬》，《神道考古學講座》第3卷，日本：雄山閣1983年二版。

  [3]《 》（1882，）: 1.（，松浦武四郎撥雲餘興第二集 年明治十五年記有以下五例 出所不知完形須惠質？），2.和州式上郡栗殿村堀出（頭、足欠，土師質），3.和州高市郡檜前村堀出（頭、足、、），4.（、），5.（欠鞍付土師質 和州春日山堀出只有頭須惠質 和州添下郡超升寺堀出 足一部欠，土師質）。轉據小田富士雄、真野和夫《土馬》，《神道考古學講座》第3卷，日本：雄山閣1983年二版。

  [4]這些論著論文，除前注提及的小田富士雄等《土馬》一文外，筆者查閱過的還有：梅原末治《河內國發見の土馬》（《考古學雜誌》4卷12號，1914年），梅原末治《上代文化研究の二三の新資料》（《思想》第2輯，1921年），柴田常惠《沖島の御金藏》（《中央史壇》13卷4號，1927年），島田貞彥《考古片錄》（《歷史と地理》18卷5號，1926年；25卷4號，1930年），溥野謙次《伯耆出雲ょり周防へ》（《民族》3卷6號，4卷1號，1928年），島田貞彥 《攝津國豐能郡垂水先史時代遺蹟》（《史前學雜誌》2卷5號，1930年），福貴恆吉《土馬》（《考古學》8卷9號，1937年），大場磐雄《上代馬形遺物に就ぃて》（《考古學雜誌》27卷4號，1937年），土井實《大和土製馬考》（《古代學》4卷2號，1955年），大場磐雄、小澤國平《新發現的祭祀遺蹟》（新發現の祭祀遺蹟）（《史跡と美術》33卷8號 1963年），大場磐雄《上代馬形遺物再考》（《國學院雜誌》69卷1號，1966年），森浩一著《考古學と馬》（森浩一編《日本古代文化の探究——馬》，社會思想社，1974年），前田豐邦《土製馬に關する試論》（《古代學研究》53號，1968年），小笠原好彥《土馬考》（《物質文化》25卷，1975年），泉森皎《大和の土馬》（《橿原考古研究所論集》（創立35周年紀念），吉川弘文館，1975年），小田富士雄《古代形代馬考》（《九州島考古學研究》（古墳時代篇），學生社1979年），村上吉郎《土馬祭祀と漢神信仰》（《石川考古學研究會會志》第25號，1983年）。以上是已查閱的，末及查閱的還有不少。

  [5]據大場磐雄《上代馬形遺物に就ぃて》。

  [6]據小田富士雄《古代形代馬考》。

  [7]如佐藤虎雄《神馬の研究》，《古代學》16卷2、3、4號合刊，1969年。

  [8]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論集—創立三十五周年紀念》第403頁。

  [9]見該書第162頁。

  [10]《國史大系》本，吉川弘文館。

  [11]《續群書類叢》第194卷，東京《續群書類叢》完成會，1957年訂正三版。

  [12]《聖德太子傳歷》推古天皇六年條，《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12卷，名著普及會1979年版。

  [13]《國史大系》第6卷。

  [14]《國史大系》本。

  [15]以上分別見於《游囊剩記》《越後野志》十八、《松浦記集成》《尾張志》《山陽美作記上》《三國地誌》《津島紀事》《駿國雜誌》《真澄遊覽記》三十二下、《山梨縣市町村志》《三國名勝圖會》《相州留恩紀略》三、《新編武藏風土記稿》《風谷問狀答》《犬山名所圖會》《贊岐三代物語》《三郡雜記》下、《和氣絹》上、《和漢三才圖會》《坂田郡志》下、《相中志》《阿州奇事雜話》三、《曳馬拾遺》《肥後國志》《三原志稿》《日本宗教風俗志》《真澄遊覽記》三十九、《大日本老樹名木志》《駿國雜誌》。關於日本民俗中的馬信仰，柳田國男《河童駒引》及《馬蹄石》引用大量資料（其中一部分為柳田國男實地考察所得）進行了詳細分析。本文此段所引資料，均據柳田國男這二篇論著。柳田國男這二篇著作，現收入《定本柳田國男集》第27卷，日本：築摩書房，1964年初版。

  [16]柳田國男《河童駒引》引述了大量這方面的資料，可參看。

  [17]以上分別見《糠部五郡小史》《三郡雜記》下、《三郡雜記》上、《山形縣地誌提要》《津島紀事》《出雲國懷橘談》《淡海木間攫》《綴喜郡志》《濃陽志略》《新編武藏風土記稿》《勢陽雜記》《吉賀記上》《石見外記》《山陽美作記》《東作志》《真澄遊覽記》三十一、《和賀貫二郡鄉村志》《房總志料》。均轉引自柳田國男《馬蹄石》及《河童駒引》，《定本柳田國男集》第二十七卷，其中一部分資料為柳田國男實地考察或直接從民間口碑所得。

  [18]這種對《日本書紀》的史料價值的評價，在日本眾多史學論著中都可以看到。筆者直接利用的，是《國史大系》本《日本書紀》前的「凡例」，及收入《末永博士古稀紀念—古代學論叢》（1967年）的 田香融《日本書紀の系圖につぃて》。

  [19]譽田陵發現土馬，見梅原末治《河內發現的土馬》。

  [20]黑姬山古墳和仁德陵湟外發現祭祀品的情況，見森浩一《子持勾玉の研究》，《古代學研究》創刊號，1949年。

  [21]繼體天皇陵出土土馬，轉據《日本古墳大辭典》，日本：東京堂出版，1989年。

  [22]日本古墳有圓墳，方墳，前方後圓墳，帆立貝式古墳，雙方中圓墳，前方後方墳，雙圓墳，中方雙方墳，上圓下方墳，八角墳等數種，而以前方後圓墳最有代表性。

  [23]見小澤一雅著《前方後圓墳數理》第237頁，日本：雄山閣出版，1988年。

  [24]日本很多研究前方後圓古墳的著作都有統計，此據涉谷茂一《巨大古墳的聖定》，日本：六興出版，1988年。

  [25]比如村上吉郎《土馬祭祀與漢神信仰》便這樣說：「さらに釜山金海府院洞遺蹟の例除ぃて，中國大陸さらに朝鮮半島北部一帶で管見の限り、一例の土馬の存在も知らなぃ。」（除復釜山金海府院洞遺蹟的用例之外，據管見，中國大陸還有朝鮮半島北部一帶，一例土馬的存在也不知道。）

  [26]本節作為單篇論文寫成於1997年，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方便的電腦檢索技術。今用電腦檢索唐前經、史、子、集基本文獻，仍未見「土馬」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