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文鏡秘府論》編撰時間考

  本節考察《文鏡秘府論》的編撰時間。

  一、《文鏡秘府論》初稿不太可能作於高雄山寺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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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藤湖南《弘法大師的文藝》據《文筆眼心抄》序「於時弘仁十一年中夏之節也」一句，斷定《文鏡秘府論》作於弘仁十一年即820年之前。加地哲定《文鏡秘府論概說》據《文鏡秘府論》每卷的署名「金剛峰寺禪念沙門遍照金剛撰」，進一步認為《文鏡秘府論》作於弘仁十年即819年金剛峰寺建立以後。但小西甚一《研究篇》（上）認為，弘仁十年、十一年之際，空海往返於京都、高野山之間，營築高野山極為繁忙，不可能整理眾多的文獻撰寫《文鏡秘府論》。而自大同四年（810）八月至弘仁七年（816）之前的六年間，空海住高雄山神護寺，時間最充裕。《文鏡秘府論》的初稿應在這一時期寫成。至於「金剛峰寺禪念沙門遍照金剛撰」的署名，則當是弘仁十年五月以後次年夏之前最後修訂時的加筆。

  《文鏡秘府論》的作年不會太早。《文鏡秘府論》作於弘仁十一年即820年之前，它的材料準備時間較早，並且先有初稿，爾後修訂，這些都沒有問題。但是，把有關材料清理過來之後，我們會發現，它不太可能作於大同四年（810）稍後的幾年。

  如果從大同四年（810）算起，到弘仁十年（819），有十年之久，即使從稍後的幾年算起，距定稿也有七八年，或五六年時間。一部幾萬字的著作，從初稿到定稿，不太可能相隔那麼長時間，除非寫完之後一直擱置起來。這是一。

  前面說過，《文鏡秘府論》的編撰和「一多後生」勸說有關。小西甚一認為空海說的「一多後生」可能指真濟。若依此說，一些事實就難以解釋。比如，真濟投於空海門下得度剃髮，在弘仁三年（813）[9]，則至少在這之前真濟不太可能勸說空海。真濟生於延曆十九年（800），師事空海時年僅14歲。勸說空海編撰一部書，至少應該懂得編撰這部書的價值。年僅14歲，尚未成人，年少無知，不太可能懂得這麼多這麼深。《文鏡秘府論》天卷序空海自述「志篤禪默，不屑此事」，似乎不太可能聽從一位年僅14歲的少年之勸，就改變初衷，致力於一部不算太小的著作的編撰。真濟之外，十大弟子中，真雅生於延曆二十年（801），大國四年（809）師事空海時年僅9歲。泰范比空海僅小4歲，杲鄰比空海大7歲，這二人都不當稱為「後生」。據《文德實錄》卷三，道雄先投法相宗的慈勝受唯識論，後入東大寺從長歲和尚學華嚴和因明，最後才投於空海門下（轉自《弘法大師傳》第25章《弟子傳》），他投於空海門下時間應該比較晚。真如原為高岳親王，大同四年（809）立為皇太子，旋被廢，因此出家。他是看破紅塵的悲劇人物。空海住高雄山神護寺期間，即大同四年（810）八月至弘仁七年（816）之前的六年間，這幾個人都不太可能在對空海有什麼勸說。圓明和忠延不知生年。如果「一多」可以是指32這個數，「一多後生」可以是指時當32歲的弟子，那麼，這六年間，空海十大弟子中沒有一個相合。真濟、真雅尚在年幼，杲鄰、泰范年紀較大，這自不用說，智泉生於延曆八年（789），32歲則已在弘仁十一年（820）。實慧生於延曆五年（786），32歲也在弘仁八年（817）。從空海弟子年齡來看，既與「一多後生」不合，也與其他情況不合。《文鏡秘府論》不太可能編撰於空海住高雄山神護寺期間。這是二。

  還有第三點，居高雄山神護寺期間，特別是最初幾年，創業伊始，空海的主要精力是謀求在各派宗教勢力激烈競爭中紮下根基，事務其實很雜，很繁忙。至少，空海可能並不清閒。

  嵯峨天皇初即位，他請求修行佛法以鎮護國家，以取得嵯峨天皇的支持，創立真言宗。弘仁元年（810）十月二十七日，空海上《奉為國家請修法表》說：「從來月一日起首，至於法力成就，且教且修。」[10]《本朝通鑑》第十一卷說：「帝乃納其儀，於是從十一月一日剋一七日，開念誦道場修仁王經守護經佛母明王經法。」[11]兩條材料要注意兩點：一、空海自十一月一日起，每七天要一次開念誦念道場。二、他是「且教且修」。為什麼要「且教且修」？因為開念誦道場不能只是空海一人，還需有一批僧眾。他開誦的是仁王經，從記載的材料來看，當時僧眾未必熟悉，因此要「且教且修」。這樣，空海既要自己開念誦道場，還要教僧眾學經，而且每七天一次道場，細想一下，其實是很繁忙的。

  空海是否曾為東寺別當？目前還有爭議。但空海曾補山城國乙訓寺別當，《高野大師御廣傳》等史料的記載卻是可靠的，事在弘仁二年（811）十一月九日。據《東寺長者次第》，弘仁三年（812）十月二十九日，空海已辭乙訓寺，還住高雄山。為什麼移居乙訓寺？《高野大師御廣傳》載大政官符治省贈空海書說：「件僧住山城高雄山寺，而其處不便，省宜承知，令住同國乙訓寺者。」[12]從這條記載來看，嵯峨賜空海移住乙訓寺，是為了召見方便，因為高雄山寺畢竟在山中，比較遠。這樣看來，空海在乙訓寺主要是便於天皇隨時召見。但不到一年又還住高雄山，這之後是開壇灌頂，收徒授業。可能空海還是想作自己的事，所以辭去乙訓寺，回到高雄山。從這點推測，空海移住乙訓寺，主要活動在應付天皇隨時召見，時間並不寬裕。

  回住高雄山寺，緊接著是開壇灌頂，廣收弟子。高雄山寺時期，見於記載的有三次。一次在弘仁三年（812）十一月十五日，為金剛界結緣灌頂，入壇者為最澄、和氣真綱、和氣仲世和美濃仲人等人。一次在同年十二月十四日，為胎藏結緣灌頂，這一次有以最澄為道的太僧眾數22人，其他沙彌41人，近事41人，童子71人，另外還有音聲人等，一共190多人[13]。一次在弘仁四年（813）三月六日，有泰范為首的僧人5人，另有沙彌12人（空海《灌頂歷名》，轉引自《弘法大師年譜》卷之六）。真濟、道雄、杲鄰等弟子都是在高雄山時期來投空海的。短短時間，三次開壇灌頂，而且第二次達190多人，這也需費一些精力。

  空海在高雄山寺還要處理或整理寺內日常事務。

  我們看幾條材料。一條是空海《高雄山寺擇任三綱之書》，載《性靈集》卷之九。他擇任杲鄰、實慧、智泉三人為三綱。他告誡說：「等意上下無諍論，長幼有次第，如乳水之無別，護持佛法，如鴻雁之有序，利濟群生。」又說：「長兄以寬仁調眾，幼弟以恭順問道，不得謂賤貴。一缽單衣除煩擾，三時上堂，觀本尊之三昧，五相入觀，早證大悉地。變五濁之澆風，勤三覺之雅訓，酬四恩之廣德，興三寶之妙道。」又說：「自外訓誡，一如顯密二教，莫違越。」空海這番話應當是針對寺內當時狀況。從空海這番話背面，可以推測寺內管理現狀的某些情況。因為上下有諍論，所以告誡要「上下無諍論」，因為長幼無次第，所以告誡要「長幼有次第」，因為風氣澆薄，所以要「變五濁之澆風」。「自外訓誡」違越之處也不在少，所以告誡「自外訓誡，一如顯密二教，莫違越」。上下諍論，長幼無序，長兄不能以寬仁調眾，幼弟不能恭順問道，有五濁之澆風，失三覺之雅訓，自外訓誡，亦有違越。

  這其實已相當混亂了。他又說：「若能悟解已，即名是佛弟子。若違斯義，即名魔黨。」又說：「若故違越者，五大忿怒，十大金剛，依法檢殛。」措辭是相當嚴厲的。之所以這樣嚴厲，當是寺內狀況已到了非嚴格管理不可的地步。他說：「今此高雄伽藍，未補三綱，無人護持。緇林郁茂，近童駢羅，不因指車，誰知曉暮。」這事實上指出其原因。一是無人管理，所謂「未補三綱，無人護持」，二是僧眾人雜，所謂「緇林郁茂，近童駢羅」，三是寺規不嚴或者根本就沒有寺規，所以他說「不因指車，誰知曉暮」。不解決這些問題，空海所謂弘法傳道的志業就是一句空話。所以空海要大力解決這些問題。擇任三綱以管理寺內庶務。是解決這些問題的舉措之一。他可能還要訂立一些寺規，還要耐心對那些僧眾進行教育。《高雄山寺擇任三綱之書》這篇書，據《性靈集》載，作於「弘仁之年季冬之月」，據《高野雜筆集》卷上所載，則在「弘仁之三年季冬之月」（祖風宣揚會《弘法大師全集》第3卷）。就是說，弘仁三年（812）前後，空海就忙這些事。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加強管理，整頓寺風。這是很耗費精力的。

  另一條材料，是最澄和勝仁行者上書。最澄上書說：「高雄山寺食料都無。乞同法禪師來，令持早來上，更余無覓，尤要切。若借他米付上五斛，不任至要。」[14]此狀是弘仁三年（812）十一月十五呈上的。正是空海開壇灌頂的那一天。那一天最澄等四人接受金剛界結緣灌頂。勝仁行者上書也有這樣的話：「強乞食勝仁行者，最澄受法之時糧乏。伏垂恩幸謹空。」[15]勝仁行者之書未署年月，從內容推測，當也作於高雄灌頂之時。高雄灌頂之時，為什麼向空海提出食料都無的問題呢？分析這一問題，需要簡要了解高雄山寺有關的一些情況。高雄山寺後來稱神護寺。它何時創立，由誰創立，尚不太清楚。《元亨釋書》第28卷：「高尾神護寺者，光仁帝受八幡大神之託所建也。」[16]但《御遺告》說：「夫以神護寺是和氣氏建立。」[17]它與和氣氏有密切關係。日本古代，寺院有官寺和私寺，定額寺與非定額寺之分。官寺由官府負責費用，私寺則靠檀主。定額寺領有不交租稅的寺田，僧數也有定額。《類聚國史》卷一八〇:「（天平十八年，746）五月，庚申，禁諸寺競買百姓墾田及園地永為寺地。」《禪林象器箋》：「朝廷定天下佛寺之數有限，此雲定額外，定額外不許私建寺，凡定僧數，或定賦稅數，皆稱定額。」[18]非定額寺可能一切費用都要自己解決。和氣氏建有神願寺。《大日本史》卷一二〇:「延曆中私創河內神願寺，帝敕為定額。」[19]則神願寺在延曆中已為定額寺。和氣氏先是和氣清磨，延曆十八年（799），和氣清磨去世，時67歲。他有三子：廣世、真綱、仲世。廣世早逝，和空海交往較多的是真綱和仲世。和氣真綱、和氣仲世曾上表：「至延曆中，私建伽藍名曰神願寺，天皇追嘉先功，以神願寺為定額，今此寺地勢汗穢不宜壇揚，伏望相替高雄寺，以為定額，名曰神護國祚真言寺。」天長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得到敕許，《類聚國史》卷一七九：「敕，一代之間每年聽度一人，又備前國水稻田廿町賜傳二世為功田者，入彼寺充果神願者，更延二世，自余依請。」[20]由此看來，高雄山神護寺是私寺，天長元年（824）之前尚不是定額寺，而是非定額寺。支持它經濟費用的是檀主，和氣氏是它的外護。既然不是官寺，而是私寺，而且沒有定額，一切經濟來源都靠自己。一旦檀主因故不能及時接濟，寺內經濟包括食糧就要發生困難。最澄和勝仁行者上書之所以說食料都無，可能就是寺內經濟發生了困難。而之所以向空海上書，就因為這些問題需要空海解決。如果真是這樣，那空海在高雄山寺就真夠忙了。高雄山寺如果是從光仁帝開始創立，距空海高雄灌頂時當有三、四十年，歷年下來，僧眾當不少。空海《高雄山寺擇任三綱之書》說寺內「緇林郁茂，近童駢羅」，也說明這一點。而到這一年的十二月十四日開壇胎藏結緣灌頂時，入壇者又有190多人，這當中，寺內僧侶當有不少。在沒有官府定額的情況下，檀主若不能及時接濟，僅靠空海，要解決這麼眾多的僧人的食糧等問題，該要耗費多大精力！即使不要空海全部解決，至少，空海要在這方面投入不少精力。

  如果以上分析離事實尚不是太遠，可以說，空海在高雄山寺時期時間並不寬裕。至少，居高雄山寺的前期，空海的精力當主要在寺內庶務和弘法。

  因此，說空海在這期間時間寬裕，僅據此而認為《文鏡秘府論》應該作於這一時期，理由並不充分。我們前面說過，《文鏡秘府論》從初稿到定稿不太可能相隔太長時間，再從「一多後生」的解釋和空海弟子這一期間的情況來看，《文鏡秘府論》可能更晚一點編成，而不太可能編成於這一時期。

  二、《文鏡秘府論》初稿當作於弘仁八年以後

  《文鏡秘府論》初稿的編撰時間，我以為可能是在弘仁八年（817）以後。

  想到的一點，是前面分析過的「一多後生」。「一多後生」的勸說應當在這年左右。前面我們分析過，空海在《文鏡秘府論》天卷序說到撰述的直接動機，在於「一多後生」熱心文筆，懇請大師撰述。這「一多後生」，更有可能是實慧。他是空海十大弟子之首，最得空海信任。他受空海派遣，向嵯峨天皇獻書，有可能接觸《文鏡秘府論》的材料，萌生某些想法。「一多後生」的「一多」二字，可能指解《易》大衍義的「兩少一多」，若然，則當指32這個數，指「後生」時年32歲。如果這「後生」指實慧，實慧比空海小12歲，生於延曆五年（786），以《易》大衍義「兩少一多」之數算，實慧32歲就正好是弘仁八年（817）。

  想到的又一點，是前面分析過的空海和嵯峨天皇的文學交誼。在嵯峨天皇的文學交誼中，可以看出空海在這時已有某種意向。空海向嵯峨天皇獻詩文集，最早在弘仁二年（811）六月、弘仁三年（812）七月（《書劉希夷集獻納表》作於弘仁二年，《獻雜文表》作於弘仁三年）。前面說到過，弘仁二年（811）六月，空海獻《劉希夷集》四卷，王昌齡《詩格》一卷、《貞元英傑》六言詩三卷。弘仁三年（812）七月，獻《王昌齡集》一卷、《雜詩集》四卷、《朱晝詩》一卷、《朱千乘詩》一卷、《王智章詩》一卷等。這時，雖涉及有關的材料（如王昌齡《詩格》），但尚未見直接談到與《文鏡秘府論》有關的問題。但是到了弘仁七年（816），情況有了重要變化。這年八月十五日，他作《敕賜屏風書了即獻表並詩》，不但又獻《古今詩人秀句》二卷，而且更具體的談到與《文鏡秘府論》較為直接有關的調聲、避病、格律等問題。他說：

  譬詩家之格律，詩是有調聲避病之制。書亦有除病會理之道。詩人不解聲病，誰編詩什。書者不明病理，何預書評。作詩者以學古體為妙，不以寫古詩為能[21]。

  這段話很值得注意。空海是借詩學談書法，談了很多與《文鏡秘府論》有關的內容。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編入了南卷。他說「詩是有調聲避病之制」，「調聲」是天卷的一章，而「避病」是《文鏡秘府論》的重要內容，其西卷基本由詩文病累的內容構成。《文鏡秘府論》講格律聲病，主要針對近體詩而言，空海這裡說「不以寫古詩為能」，正是主張寫格律近體詩。這已完全是貫穿於《文鏡秘府論》的基本思想！這段話明白地告訴我們一個信息，空海關於《文鏡秘府論》的一些思想已經成熟。因此，入唐回日本之後，和嵯峨天皇的文學交誼，可能逐漸促使他在創立真言宗的同時，思考一些聲病詩律問題。只是他「志篤禪默，不屑此事」，一直僅僅是一般思考而已。但到弘仁七年（816），這種一般的考慮已經帶有朦朧的意向。這正是弘仁八年（817）的前一年，弘仁七年（816）！有這種意向，加上「一多後生」的勸說，於是欣然命筆，著成篇章，是很自然的。

  想到的再一點，是嵯峨天皇敕賜高野山這件事。事在弘仁七年（816），這年的六月十九日，空海上《於紀伊國伊都高野峰被請乞入定處表》[22]，七月八日，嵯峨天皇敕許賜高野山[23]。從此，空海開始了他真言宗事業的一個新階段。空海作《高野建立初結界時啟白文》，文中說：「某甲幸賴諸佛加持力，幽明機熟之力，以去延曆二十三年，入彼大唐，奉請大悲胎藏及金剛界兩部大曼荼羅法，並一百餘部金剛乘，平歸本朝，地無相應之地，時非正是之時。日月荏苒，忽過一紀。爰則輪王啟運，擬弘此法，必須得其地，簡擇四遠，此地卜食。」（《性靈集》卷九）從這段話看，空海是把建立高野山看作入唐歸日本後十多年來的一樁心愿。而這也確是空海事業中的一件大事。空海雖然一直志在傳道弘法，創立真言宗，但此前都是入住現成寺院。天皇敕賜高野山，空海才得以第一次創立自己的弘道基地，建立自己的伽藍寺院。這是預示真言宗事業將更為輝煌的新起點。

  那麼，《文鏡秘府論》的編撰和敕賜高野山這件事有什麼聯繫嗎？我以為有。《文鏡秘府論》一個重要宗旨，是以編入其中的聲韻、詩病、格律、體勢、對屬等作為陶冶真言的規矩準繩。《文鏡秘府論》的編撰和他的真言宗事業不但有關係，而且可以說是密切相關。如果這一分析尚可成立，那麼，在他營建高野山，建立自己的第一個伽藍寺院時，就很可能同時考慮真言宗理論體系的完善。《文鏡秘府論》的編撰就應該在敕賜高野山之後。

  我們可以作這樣的推測。弘仁七年七月敕賜高野山，可能促使他認真考慮真言宗理論體系的完善問題，考慮陶冶真言的規矩準繩問題。到這年八月，他向嵯峨天皇獻《古今詩人秀句》等書，就已相當關注聲病詩律問題，說明他對這方面問題已有某種朦朧的意向。到弘仁八年（817），又有大弟子實慧即所謂「一多後生」的勸說。於是開始了《文鏡秘府論》的編撰。

  弘仁八年（817），空海派弟子實慧和泰范去高野山建立寺院。《高野雜筆集上》：

  是以為造立一兩草庵，且差弟子泰范實慧等發向彼處，伏乞為護持佛法，方圓相濟，幸甚幸甚，貧道來年秋月必參。披謁未間，珍重珍重，謹狀。

  《高野雜筆集下》載空海於弘仁十年暮春書狀說：「貧道以去弘仁九年冬就閒寂於紀州南嶽。」知空海於弘仁九年登高野山，這裡說「貧道來年秋月必參」，知派遣泰范、實慧前往高野山建立寺院在弘仁八年。

  實慧將赴高野山，面對真言宗發展新的契機，臨行前，大師和弟子當要談一些事情。可能就在臨行前的談話中，實慧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懇請空海編這樣一部書。之所以作這樣的推測，除了時間上吻合之外，我還想到《文鏡秘府論》天卷序空海自述寫作緣起的一段話。這段話前面我們已經引述過，為了說明問題，不妨再看一下。這段話里，空海在說到他自幼頗學藻麗，入唐粗聽餘論之後說：「雖然，志篤禪默，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後生，扣閒寂於文囿，撞詞華乎詩圃。……」為什麼在「一多後生」懇請之前，強調他「志篤禪默，不屑此事」？所謂「志篤禪默」怎麼理解？有沒有具體所指？如果有，又指什麼？我想，所謂「志篤禪默」，當然首先指空海自幼志向在學道弘法，但在當時情況下，可能還具體指其時志在真言宗事業，營建高野山太繁忙了。如果可以這樣理解，那麼，「志篤禪默」四字實際告訴我們，《文鏡秘府論》是在他潛心於真言宗事業，比較繁忙之時所編撰的。具體來說，可能就暗示是營建高野山之際。這樣理解，推測實慧是在赴高野山建立寺院臨行前，即弘仁八年（817）懇請空海編這部書，就順理成章了。

  「一多後生」（可能是實慧）懇請空海在編撰弘仁八年（817），至於具體什麼時候開始動筆編撰，我想有二種可能。一種可能，實慧懇請之後空海馬上開始編撰，編撰時間在弘仁八年（817）實慧往高野山之後，次年即弘仁九年（818）空海自己初登高野山之前的一年間。這段時間空海仍在高雄山寺。另一種可能，就是作於弘仁十年（819）年五月著手建立高野山伽藍金剛峰寺以後。《建立金剛峰寺最初勸請鎮守啟白文》作於弘仁十年五月三日[24]，知此時始著手建立高野山伽藍金剛峰寺。後一種可能並非不存在。自弘仁十年（819）五月到弘仁十一年（820），空海營築高野山確實很忙，但營築工作並非只在這一年，自弘仁七年（816）天皇敕賜高野山，就已開始，而這之後也一直在進行。營築的具體繁雜事務，自有他的許多弟子和其他人去辦，他不必事無巨細，一一躬臨。空海不至於忙得無暇旁顧。事實上，就在這一年，他仍著述不斷，《秘密曼荼羅教付法傳》二卷可能就寫於這期間，而《文筆眼心抄》一卷不容置疑就是這一年完成的。

  在這之前，不管空海是否有意寫這麼一部書，客觀上，他已有充分的資料準備，一些基本思想已經形成。《文鏡秘府論》的篇幅雖有七八萬字，但也不是太多。這是編撰之著，大部分是稍事編改，抄錄原文。從現存文字看，明顯有材料相重複矛盾之處，看出編撰時比較匆忙的痕跡。在基本思想已經形成，資料準備充分的情況下，不是精雕細琢，不是獨立著述，而是將現成的原文不加改動或稍作綜合，編輯抄錄，一年之內抽出一些時間，完成七八萬字的一部書，這樣的工作，對於空海這樣才思敏悟、學識深博的大師來說，當不是什麼很困難的事。可能在弘仁八年（817）至九年（818）的一年間寫成初稿，而弘仁十年（819）年五月著手建立高野山伽藍金剛峰寺以後又對《文鏡秘府論》初稿進行修訂。但也可能從初稿到修訂，甚至直到把它簡編成《文筆眼心抄》，都一氣呵成。無論從空海的思路、心氣、才氣，還是從他處事果決的性格來說，這都更有可能。他沒有必要把這樣一件對他來說不是太費精力的事拖上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