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與《文鏡秘府論》編撰相關的兩個重要人物

  回國之後，與《文鏡秘府論》的編撰有關，有兩方面人物值得注意。

  一、嵯峨天皇與《文鏡秘府論》的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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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人物是嵯峨天皇。

  之所以注意到嵯峨天皇，是因為空海和這位天皇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這種關係首先是政治上的。在嵯峨天皇與貴族代表藤原氏的鬥爭中，空海布道弘法明確以「鎮護國家」為號召，全力支持嵯峨天皇。試想，一方面數年來農業歉收，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貴族藤原仲成、藥子等專橫跋扈，明爭暗鬥，矛盾日益激化。嵯峨天皇於大同四年（809）四月十三日即位，就面對這一嚴峻現實。嵯峨天皇採取果斷措施，於即位之次年，即弘仁元年（810）九月十日，解除藤原藥子的官位，拘捕藤原仲成。十二日，上皇剃髮入道，藤原藥子被迫服毒自殺，十三日，廢皇太子高岳親王（見《日本後紀》卷二〇）。就在嵯峨天皇平息藤原氏之亂的次月，弘仁元年（810）十月二十七日，空海上《奉為國家請修法表》，請求念誦仁王經、守護國界主經等，以「摧滅七難，調和四時，護國護家，安已安他」[1]。據《遊方記》卷二：

  十月廿七日師上表曰：頃日禍亂不溢而磷，雖國家茲康未洗兵法雨，恐剩穢氣或發凶殃，請為國家報修供。帝乃納其儀，於是從十一月一日剋一七日，開念誦道場修仁王經守護經佛母明王經法，國消不虞之災，宮舉大和之風。帝悅優賞。

  嵯峨天皇採納了空海的請求，從「帝悅優賞」來看，嵯峨天皇相當讚賞。從此，他們相扶相倚，天皇藉助宗教之力穩定民心，鎮護國家，而空海則藉助政權之力量使真言密教日益隆昌。弘仁二年（811）十一月，空海得補山城國乙訓寺別當。弘仁七年（816），得敕賜紀伊高野山，作為傳播真言宗的基地。弘仁十四年（823），再得敕賜京都東寺作為又一傳教基地。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文學藝術上的密切交往。嵯峨多才多藝。書法與空海並為「二聖」，加上橘逸勢並稱「三筆」。他好尚漢詩文，在位之時，敕命臣下編有二部日人漢詩集，一是《凌雲集》，敕命小野岑守等於弘仁五年（814）編成。二是《文華秀麗集》，敕命仲雄王等於弘仁九年（818）編成。嵯峨自己對漢詩也有很深的造詣。《凌雲集》收其御製詩22首，《文華秀麗集》也收入他很多詩作。嵯峨於漢詩各體俱擅長，既能七言律詩，又能五言律詩，還能七言絕句（據《弘法大師傳》第十一章，第755頁）。空海和嵯峨天皇有不同尋常的文學藝術上的交誼。他們有詩作交往。《本朝通鑑》卷一一弘仁五年三月條下載：「敕使內舍人布勢海賜綿一百屯兼七言詩於僧空海，空海詩韻不改奉謝恩賜。」嵯峨天皇贈詩載《凌雲集》，詩云：「問僧久住雲中嶺，遙想深山春尚寒。松柏料知甚靜默，煙霞不解幾年飡。禪關近日消息絕，京邑如今花柳寬。菩薩莫嫌此輕贈，為救施者世間難。」空海回贈詩載《性靈集》，詩序將嵯峨比作中國之魏武唐文，說：「彼魏武唐文豈得比肩乎。」其詩曰：「力袍苦行雲山里，風雪無情春夜寒。五綴持錫觀妙法，六年蘿衣啜蔬飡。日與月與丹誠盡，覆瓮今見堯日寬。諸佛威護一子愛，何須惆悵人間難。」前面我們列數了空海入唐攜回的詩文集，那些詩文集，回國後未即獻給當時在位的平城天皇。事隔五年之後，才奉獻給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六月二十七日，獻《劉希夷集》四卷，並獻王昌齡《詩格》一卷、《貞元英傑》六言詩三卷。弘仁三年（812）七月二十九日，獻《王昌齡集》一卷、《雜詩集》四卷、《朱晝詩》一卷、《朱千乘詩》一卷、《王智章詩》一卷等。弘仁七年（816）八月十五日，又獻《古今詩人秀句》二卷。他還獻書法作品。弘仁二年（811）八月，獻歐陽詢真跡等。弘仁三年（812）六月七日，奉獻狸毛筆和真書、行書等。弘仁五年（814）閏七月八日獻王羲之蘭亭碑等章[2]。

  嵯峨天皇及其與空海的交往，和《文鏡秘府論》的編撰並非沒有關係。這可以提出幾點。

  其一，嵯峨天皇好尚漢詩文，加上平安時代日本學人本來就追慕唐文化，嵯峨時代創作漢詩文更是蔚成風氣。《文鏡秘府論》編入大量中國詩文論著作，為日本士子提供詩文創作之格式，應當和平安時代特別是嵯峨時代這種好尚漢詩文創作的風氣有關。

  其二，嵯峨天皇需要真言密教的，是其鎮護國家的政治作用。空海密教正是在這一點上，適應了當時的政治需要。考慮政治需要，這一思想同樣表現在《文鏡秘府論》之中。天卷序說：「夫大仙利物，名教為基，君子濟時，文章是本也。」又說：「至如觀時變於三曜，察化成於九州。金玉笙簧，爛其文而撫黔首，郁乎煥乎，燦其章以馭蒼生。然則一為名始，文則教源，以名教為宗，則文章為紀綱之要也。」把文章看作是紀綱之要，強調的是文章濟時拯世，化成九州，撫黔首，馭蒼生的政治作用。這是不是也同樣適應了嵯峨時期教化百姓的政治需要呢？

  其三，空海編撰《文鏡秘府論》，是否有可能通過嵯峨天皇，利用了宮中所藏的某些資料。編入《文鏡秘府論》中的詩文論著作，有些是空海自己親自從中國帶回來的，有些是前人帶回來後藏於民間，但應有一些攜帶回來後，呈獻於天皇后藏於宮中。空海有沒有可能通過嵯峨天皇利用皇宮的藏書呢？

  最後一點，也是更為重要的，空海和嵯峨天皇應當討論過文學問題，討論過詩文作法問題。以他們不同尋常的交誼，以他們共同的文藝興趣和修養，這是很有可能的。空海奉進之書，都是嵯峨天皇敕命索要的。這些書，有些後來直接編入了《文鏡秘府論》，如王昌齡《詩格》，如《古今詩人秀句序》。他們是不是就有關的問題討論過，各自表示過某種看法呢？《書劉希夷集獻納表》說：「王昌齡《詩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於作者邊偶得此書。古詩格等，雖有數家，近代才子，切愛此格。」[3]王昌齡《詩格》是直接編入《文鏡秘府論》的一部書，這裡強調「近代才子，切愛此格」，空海這時是不是有了某些與《文鏡秘府論》有關的想法，有意無意把這種想法呈告嵯峨，而嵯峨得到王昌齡《詩格》之後，是不是發表過什麼御旨呢？空海獻表談到的調聲、避病、格律等問題，是《文鏡秘府論》的重要內容。他們不一定直接談到過《文鏡秘府論》，但與嵯峨的文學交誼，對引發空海編撰動機會不會有某種間接作用呢？

  二、「一多後生」與《文鏡秘府論》的編撰

  值得注意的還有「一多後生」。

  《文鏡秘府論》天卷序空海自述寫作緣起，說：「雖然，志篤禪默，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後生，扣閒寂於文囿，撞詞華乎詩圃。音響難默，披卷函杖，即閱諸家格式等……」他說，《文鏡秘府論》撰述的直接動機，在於「一多後生」熱心文筆，懇請大師撰述。

  「一多後生」何所指，各家理解不同。空海《三教指歸序》：「爰有一多親識，縛我以五常索，斷我以乖忠孝。」這裡所謂「一多親識」，指空海外舅阿刀大足。而所謂「一多後生」，一說指一人及多人，一說指一個優秀的後輩，一說指一多法界說之後輩。《研究篇》（上）：

  所謂「一多」是一人以及多人之義。《三教指歸序》也有「爰有一多親識」（這個「一」指阿刀大足），就是說，其中應該有一個特別熱心的後生。

  《文筆眼心抄》的筆跡讓人想到在正倉院御藏僧綱狀的真濟的書風，根據這一點，不能不讓人想到真濟。真濟是《性靈集》的編者。這點姑且不說，聽任這些後生的意願，安排起草撰稿的事情，我想對大師來說不是特別麻煩的請求。

  《文鏡秘府論札記續記》：

  《三教指歸序》：「爰有一多親識」，「一多」是不常見的字眼。《眼心序》：「可畏後生，寫之誦之，豈唯立身成名乎。」把這個「可畏後生」的「可畏」和「一多後生」「一多親識」的「一多」調換過來看，其意思便很容易理解。就是說，這個「多」即優秀之意，所謂「一多後生」即「一個優秀的後輩」的意思，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文鏡秘府論校注》：

  一多後生，謂持一多法界說之後輩也。密教於宇宙之真相，即如來自證境界，有一法界與多法界兩說。所謂「一多相容不同門」也。一法界者，謂如來自證無相平等之境界，即本體。多法界者，謂差別妙融之境界，即現象。無畏三藏及一行禪師等主張前說，其根據為《大日經》。弘法大師主張後說，見於其師所著之《吽字義說》。以此，大師文中，喜用一多，其《三教指歸序》云：「爰有一多親識」，亦其證也。

  盧按：《論語·子罕》：「後生可畏。」邢昺疏：「後生，謂年少也。」所謂「後生」指年少之人。空海編撰《文鏡秘府論》之時，身邊的年少之人，應當是他的弟子。空海有十大弟子，實慧、真濟、真雅、泰范、智泉、真如、道雄、圓明、杲鄰、忠延，另外還有好幾個付法弟子。那麼，在這些弟子中間，哪一個或說哪幾個更有可能呢？

  小西甚一《研究篇》（上）以為可能是真濟。他提出兩點：一、「《文筆眼心抄》的筆跡讓人想到在正倉院御藏僧綱狀的真濟的書風。根據這一點，不能不讓人想到真濟。」二、「真濟是《性靈集》的編者」。確有可能是真濟。大同四年（809），真濟就比較早地師事空海，是空海最得意的弟子，空海弘法傳道之時，他一直在空海身邊。除編過《性靈集》外，他自己也有不少著述。他後來也欲步空海之跡入唐求法，因海上遇險而未果。

  但是，也有可能是實慧。之所以想到實慧，有這麼幾點：

  他是十大弟子之首，出生於讚岐國，姓佐伯氏，與空海同國同姓同族，其祖和空海是同系的佐伯氏。空海入唐之際，與實慧住於同寺，這樣推測，空海入唐前，實慧大德可能就與空海有較密切的關係。空海回國弘法創業，實慧一直是得力的助手。弘仁三年（812）十二月，被空海擇為整理高雄山寺寺務的三綱之任[4]。弘仁七年（816），空海奏請在高野山建立真言宗修法道場之時，實慧大德受空海之命赴高野山察看地形，進行草創工作。弘仁十四年（823）嵯峨天皇敕賜東寺作為真言宗根本道場，實慧大德又協助空海經營東寺。據《弘法大師傳》第25章《弟子傳》，承和二年（835）空海圓寂後，實慧為東寺長者，居於統轄全宗的位置，時太上天皇賜予哭空海的詩章，是實慧大德上表致謝。《御遣告》說：「以實慧大德吾滅度之後可為諸弟子依師長者緣起。」這一材料如果可信，則空海實際是把後事託付給實慧，實慧實際是空海繼承人。以最信任的後繼者，勸說空海編撰一部書，應當是順理成章的。

  空海《書劉希夷集獻納表》說：「謹遣弟子僧實惠，謹隨狀奉進。」[5]空海年歲較嵯峨天皇長12歲，可能因為這個原因，空海向嵯峨天皇獻書，總是派其弟子前往。從這條材料看，至少這一次是派實慧前往。其他幾次是不是也是派實慧呢？不排除這種可能。前面我們分析過，向嵯峨所獻之書中，不少是文學和詩文論著作，有些直接就被編入《文鏡秘府論》，比如《書劉希夷集獻納表》說的這一次，向嵯峨天皇奉送的除《劉希夷集》之外，就有王昌齡《詩格》。王昌齡《詩格》是空海很看重的一部著作，被編入《文鏡秘府論》。受派遣向天皇獻書，所獻之書後來又直接編入《文鏡秘府論》，把這些聯繫起來看，不能不讓人想到一些問題。比如，實慧獻書，應當接觸到了與《文鏡秘府論》相關的材料，如王昌齡《詩格》等，在接觸這些材料的過程中，有沒有可能萌生某種想法，爾後勸說空海用這些材料編撰一部書呢？又比如，實慧受命獻書，應當有可能直接見到嵯峨天皇，天皇讀到王昌齡《詩格》一類詩文論著作，有沒有可能萌生某些想法？又有沒有可能和空海派來獻書的大弟子談起這些想法？如果有這種可能，那麼，實慧有沒有可能從嵯峨天皇的想法中受到啟發，或者直接就是轉達嵯峨天皇的旨意，回來後，勸說空海編撰一部書呢？《文鏡秘府論》天卷序所說的：「爰有一多後生，扣閒寂於文囿，撞詞華乎詩圃。」是不是就應驗在這裡呢？

  還值得注意就是「一多」這個詞。「一多後生」怎麼解釋？中澤希男《文鏡秘府論札記續記》以為指一個優秀的後輩，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以為指一多法界說之後輩。「多」字作「優秀」解，不妥。如說一多法界之後輩，則其人甚眾，到底指誰呢？我認為，「一多後生」的「一多」，可能用解《易》大衍義的用語，指變化成卦的少陰之數。《易·繫辭上》「十有八變而成卦」孔穎達疏：「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為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為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或有八也，或有二個四而有一個九，此為兩少一多也。」[6]所謂「一多」，就是「兩少一多」之數的少陰之數。這個數是多少呢？宋程大昌《易原》說：「一多者，謂三大揲之間通奇扐，有四有五而又有八，則十七也，或時有兩個四，一個九，亦十七也，奇扐既為十七，則存而為策者三十二也。」[7]宋方聞一《大易粹言》也說：「世俗所謂兩少一多者，去其十七，則得四八三十有二。」[8]就是說，「兩少一多」為17，大衍之數49，去17，則存32。《易》大衍義的「一多」應當指32這個數，空海「一多後生」的「一多」也當指這個數。那麼，這個數在空海這裡指什麼意思呢？我推想，應當是指勸說空海的這位「後生」當時的年齡。就是說，勸說空海的這位後生當時應當是「兩少一多」之數，即32歲。如果這一推測尚有道理，那麼，更可能是誰呢？我以為在空海弟子之中，真濟也好，其他弟子也好，都更可能是實慧。真濟小空海27歲，生於延曆十九年（800）。《文鏡秘府論》在弘仁十一年（820）之前已經編定，應當還更早一點，即使是弘仁十一年，真濟也才20歲。而實慧比空海小12歲，生於延曆五年（786）。實慧勸說空海編撰《文鏡秘府論》弘仁八年（817年）左右，弘仁八年實慧正好32歲。「一多」這個詞如果可以是指某個數字，如果可以是指32這個數，則既可以印證勸說空海的「一多後生」是實慧，也可以印證《文鏡秘府論》的編撰時間在弘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