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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空海入唐的求法與文學活動(一):福州與長安

2024-10-13 10:36:48 作者: 吳廷璆

  空海隨日本第17次遣唐使入唐,自日本延曆二十三年、唐貞元二十年(804)八月到日本大同元年、唐元和元年(806)八月,前後整整兩年時間。這期間,他和唐朝文人接觸交往情況如何?得到哪些詩文論著作?怎樣得到這些詩文論著作?空海入唐的這些文學活動,是我們需要考察的問題。

  一、空海在福州的文學活動之考察福州,是空海入唐的第一站。

  空海入唐,是決心學習中國文化,海上航行有數不盡的艱難,遇風暴而漂流數月,甚至遇難而死是常有之事。因此不少人藉故躲避逃避。而空海卻是上書自請入唐。804年,他隨第17次遣唐使入唐。據空海《為大使與福州觀察使書》描述,這次是「忘身銜命,冒死入海」,經歷了「暴雨穿帆,戕風折舵」的海上險難[5]。日本使船通常在揚州蘇州一帶泊岸。空海他們一行四船,七月六日從日本肥前國松浦郡田浦出發,第二天就遇上暴風雨,在海上漂泊34個晝夜,始漂至福州。幾個史料記載了當時的情形。《古行狀記》:

  已往日本船每著楊蘇二州,這般風惡,過七百里到衡州,州司禁止,檢括船上,大使藤原朝臣賀能自作手書,呈於州司,州司不應,如此者三。

  《高野大師御廣傳》

  十月三日,新除觀察使兼刺史閻濟美到著,此間大使賀能作手書呈福州觀察使,觀察使披閱兩三度,封檢舟船,追卻徒居之濕砂,輒加冤凌。

  《日本後紀》卷一二:

  時杜寧縣令胡延沂等相迎語云,當州刺史柳冕緣病去任,新除刺史未來,國家太平者,其向州之路山谷險隘,擔行不穩,因回船向州。十月三日到州,新除觀察史兼刺史閻濟美處分旦奏,且放廿三人入京,十一月在日臣等發赴上都。

  都可見其時情狀。福州從未接待過日本使船,他們停泊的長溪縣赤岸鎮又是一個偏遠小鎮。當州刺史柳冕因病去任,新任刺史未到任,到任後,日本大使自作手書,呈於州司,又未能使州司理解。於是空海他們八月十日抵岸,頗費了些周折,直到十月三日才回航福州,十一月三日,始從福州往長安。

  從這些史料看,這時空海所見的,都不是文學人物。《日本後紀》卷一二提到有杜寧縣令胡延沂,其人未見其他史載。當州刺史柳冕是古文家,但因病去任。新除觀察史兼刺史閻濟美,《舊唐書》卷一八五有傳,這是一位有能力的一方鎮使。這時的空海未見有太多精力顧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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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空海在福州的活動也並非與文學完全無關。他呈書閻濟美,得以獲許入京,和閻濟美的交往,可能就多少和文學有點關係。

  日本大使自作手書,三番二次呈於州司,州司不但不應,反而封檢舟船,輒加冤凌。大使不得不延請空海代書。據《御遣告》《高野大師御廣傳》和《古行狀記》等記載,空海為大使作書呈上,不但使主人疑慮頓消,含笑相待,允許開船,而且給足資糧,安排旅館,存問有加,儀式罔極,覽之主客各流淚。何以如此,既因文中謙恭得體的誠懇態度,講明如何經歷海上險難漂泊至此的原因,也因這篇文字的文采。這簡直是一篇美文。試看開篇:「高山澹默,禽獸不告勞而投歸;深水不言,魚龍不憚倦而逐赴。」贊大唐以其聖德歸服四方,對仗何其工穩,比喻何其貼切,文辭何其巧麗!再看中間:「暴雨穿帆,戕風折舵。」「頻蹙猛風,待葬鱉口;攢眉驚汰,占宅鯨腹。隨浪升沉,任風南北。但見天水之碧色,豈視山谷之白霧。」對仗比喻,加上誇飾渲染,海上險難情景躍然紙上。一篇文采斐然的標準駢儷美文,誰能相信竟出自異邦僧人手筆,而又恰恰得遇新任鎮宰。

  新任觀察史兼刺史閻濟美雖非以文學著名,卻也有詩作傳世。《全唐詩》卷二八一存其詩作二首。二詩雖均文質詞素,但《下第獻座主張謂》一詩卻也字工句穩,動了真情,而《天津橋望洛城殘雪》:

  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

  也頗有一些情韻。閻濟美雖未必是善詩者,卻可能是知文者。他懂得欣賞文章,正因為如此,所以空海為大使所作之書一旦呈上,應該馬上得到他的讚賞,因為有鎮宰的讚賞,所以得到優禮相待。空海和閻濟美因入京事的交往,和空海文章的文采有關,可以說,閻濟美是空海入唐的第一個文學知音。

  空海在福州還和一個人有過交往,這個人是馬搃。《性靈集序》:

  和尚昔在唐日,作離合詩,贈土僧惟上,前御史大史泉州別駕馬搃,一時之大才也,因送詩云:「何乃萬里來,可非銜其才。增學助玄機,土人如子稀。」

  這裡所說的空海所作離合詩,見《性靈集》聖范集注引,作《在唐日作離合詩贈土僧惟上》,詩曰:

  磴危人難行,石嶮獸無登。燭暗迷前後,蜀人不得燈。

  馬搃和空海純是以詩相會。論者或以為馬搃贈詩空海和朱千乘等人贈詩一樣,都在京城長安(如《弘法大師年譜》)。此說大可懷疑。朱千乘等人贈詩並非在長安,而是在越州。這一點下面再作分析。這裡要說明的是,馬搃贈詩和朱千乘等人贈詩並不在同時同地。空海作《離合詩》,為什麼只有馬搃一人就空海此詩作詩相送?朱千乘等贈詩都是臨別相送之意,為什麼馬搃贈詩卻只就空海之詩作讚美之意?可信的解釋,是馬搃送詩在前,而朱千乘等人臨別贈詩在後,朱千乘等人在越州臨別贈詩,而馬搃送詩卻應該是在福州。《性靈集序》稱馬搃為「前御史大夫泉州別駕」就是證明。馬搃是受宦官監軍薛盈珍之譖而被貶為泉州別駕的,事見元稹作《薛戎碑》[6],又見兩唐書《馬搃傳》。這裡,「前御史大夫」應該是稱其前職,「泉州別駕」應該是稱其被貶之現職。馬搃後來是入京為恩王傅。據《舊唐書·職官志》,唐制,親王傅為從三品,而上州別駕為從四品下,中州別駕為正五品上。未有已高遷新職而仍稱昔日被貶之舊職者,這未免對人太不敬。馬搃被貶泉州別駕之前,可能曾為御史大夫,唐制,御史大夫為從三品。雖已遭貶而仍稱其遭貶之前的高品之職,這是對人的尊稱。既稱「泉州別駕」,則當在泉州。泉州歸福州中都督府所督(《舊唐書·地理志》)。空海作《離合詩》和馬搃送詩,都應該在福州。

  空海此時是剛入唐境,急於作詩贈人,和文人交往,可以看作空海入唐的初步的文學活動。

  二、空海在長安的文學活動之考察

  京城長安,是空海入唐的第二站。日本延曆二十三年、唐貞元二十年(804)十一月三日從福州出發,十二月二十三日入長安。福州去京七千五百二十里,據《日本後紀》卷一二,空海他們是「星發星宿晨昏兼行」,當沒有多少時間和機會跟沿途文人交往。需要關注的,是空海入京之後。

  空海在長安的主要精力,在尋道求法上。入長安後,次年即日本延曆二十四年、唐貞元二十一年(805)春,本來應該隨遣唐大使告歸日本的。但是,《御遺告》說:「此間大使賀能、大夫達向者歸國。……爰小僧並橘大夫,准敕留學。」《新請來經等目錄表》也說:「仲春十一日,大使等旋歸本朝,唯空海孑然准敕,留住西明寺永忠和尚故院。」就是說,空海是自請留學並得到准敕的。自請留學,目的主要在尋道求法。他這方面的活動太繁多,時間太緊張了。805年二月十日,空海移住西明寺,便開始歷訪諸寺名德。五月上旬,訪青龍寺,首次進謁佛教真言宗第七代教主惠果高僧。六月上旬,受胎藏法灌頂,七月上旬,受金剛界灌頂,八月十日,受傳法阿闍梨位灌頂和遍照金剛的灌頂名。這年十二月十五日惠果圓寂,次年(806)一月,空海參加葬禮,為撰寫惠果碑文。

  這一系列活動之外,他還廢寢忘食地抄寫經書。這一點,他後來在越州作的《與越州節度使求內外經書啟》這樣說:

  今見於長安城中,所寫得經論疏等凡三百餘軸,及大悲胎藏金剛界等大曼荼羅尊容,竭力涸財,趁逐圖畫矣。然而人劣教廣,未拔一毫。衣缽竭盡,不能僱人,忘食寢勞書寫。日車難返,忽迫歸期。心之憂矣,向誰解紛。

  《與本國使請共歸啟》也說:

  忘飡耽讀,假寐書寫,大悲胎藏金剛頂等。已蒙指南,記之文義。兼圖胎藏大曼荼羅一鋪,金剛界九會大曼荼羅一鋪(並七幅丈五尺),並寫新翻譯經二百卷,繕裝完畢。

  前一則材料說在長安「寫得經論疏等凡三百餘軸」,後一則材料說「寫新翻譯經二百卷」,所謂「寫」,就是書寫,抄寫。還有「大悲胎藏金剛界等大曼荼羅尊容」,從後一則材料看,「並七幅丈五尺」,則是「竭力涸財,趁逐圖畫」。因為「衣缽竭盡,不能僱人」,所以抄寫也好,圖畫也好,都只能是空海「忘食寢勞」,「忘飡耽讀,假寐書寫」。要知道,他在長安只有一年時間,那三百餘軸經論疏之文或二百卷新譯經,那麼多大曼荼羅尊像。這一切,占據了空海的時間,不然,他一定會有更多的文學活動。

  不僅如此。據《舊唐書》卷一九九:

  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逸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

  又《新唐書》卷二二〇:

  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學子橘逸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真人來請逸勢等俱還,詔可。

  這裡,《新唐書》所說的「二十餘年」當為「二年余」之誤。《舊唐書》說的「願歸本國」,應當是日本國希望空海他們歸返本國,為國效力。就空海的意願來說,可能想在唐多留學一段時間,但日本朝廷派使臣判官高階真人請求唐朝廷允許空海他們回國,空海只好歸國,所以空海《與越州節度使求內外經書啟》說「忽迫歸期」。至於《與本國使請共歸啟》所說,當是越州之時,求內外經籍都已如願,急於回國建業效力,所以請與本國使共歸。而在長安之時,他確實感到時間緊迫,很希望假以時日,如願完成尋道求法之業。一方面緊張的尋道求法,「忘食寢勞」地「書寫」佛經典籍,圖畫大曼荼羅尊像,一方面「忽迫歸期」。他入唐的另一個意願,文學交流方面的意願,在京城未能圓滿實現。

  即使這樣,空海在京城也進行了一定的文學方面的交流。

  他和青龍寺義操闍梨有詩歌交往。《經國集》卷一〇載有空海所作《留別青龍寺義操闍梨》,詩云:

  同法同門喜遇深,游空白霧忽歸岑。一生一別難再見,非夢思中數數尋。

  這是在京城所作。《性靈集序》又載毗陵子胡伯崇之歌:「說四句演毗尼,凡夫聽者盡歸依。天假吾師多伎術,就中草聖最狂逸,不可得,難再見。」空海在京城從韓方明學書法,當也展示了自己的草聖之才,因此胡伯崇稱讚說:「就中草聖最狂逸。」這也當作於京城。《性靈集序》說空海與馬搃作離合詩。

  其後籍甚滿邦,緇素仰止。詩賦往來,動剩篋笥。遂使絕域寫憂,殊方通心,詞翰俱美,誠與東方君子之風。

  這裡說的「詩賦往來」,可能既指在越州,也指在京城。空海在京城和「緇素」文人可能有過「詩賦往來」。

  編入《文鏡秘府論》的唐人有關詩文論的著作中,有沒有是在京城長安搜尋收集到的?沒有材料說明這一點。他在京城的文學活動,也並不直接與《文鏡秘府論》相關聯,但是,那麼繁忙的活動,「忘食寢勞」的書寫經書,還不忘和文人「詩賦往來」,在他意識深處,在尋道求法之外,還沒有忘記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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