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本文化特殊論之否定

  1984年，前述的尾高邦雄發表了《日本式經營——神話與現實》一書，從20年前對日本式經營的褒揚，轉變為批判。尾高在前言中解釋說：「當初的論文發表於60年代中期，距今已經過了20年，在此期間日本式經營的神話在不斷被誇大的過程中，普及世界各國，其結果，尤其是在日本國內，造成了某些令人擔憂的事態。」[15]所謂令人擔憂的事態，是指日本經營方式肯定論在日本人當中出現了許多信奉者，其結果使這些人自鳴得意，不再努力摒棄明顯的錯誤，以至失去日本式經營的真諦。結局是，曾經立下汗馬功勞的「日本式經營」的常規體系，將會變成一個毫無意義的空殼。所謂日本式經營，一般包括：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工資制、抑制競爭和重視人和、集體負責制、與權威主義並行的民主的參與制度、重視包括職工私生活在內的福利制度等特徵。對此，尾高列舉了日本式經營的四大缺陷：一、助長了職工的依賴心理並抑制了自由創造的精神；二、妨礙了自由的橫向勞動力市場；三、論資排輩的弊病和中高齡層人浮於事的現象；四、喪失了工作的喜悅和勞動的意義、價值。通過上述批判，高尾發出質問：現今在日本國內也明顯地表現為負面效應的日本式經營，如果原封不動地移植到海外，能期待出現神話嗎？顯而易見，尾高對所謂的「日本楷模論」提出了質疑。

  尾高對日本文化肯定論的反省，是有其深刻背景的。進入80年代，日本人的「海外進軍」明顯加速，貿易黑字急劇膨大，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自1984年前後，圍繞日本的經濟貿易摩擦漸趨深刻，來自歐美的「摧毀日本製品」「敲打日本」的輿論不斷出現。與此同時，對日本文化也進行了「過激」的批判。有人將日本文化肯定論視為「本民族中心主義」的體現，是瀰漫著敵視異文化的國粹主義思維方式的產物。甚至還有人認為：日本文化特殊論不是忠實客觀地描寫日本文化，而是截取特定的日本特徵加以不恰當的強調，有目的製造出來的觀念形態，即它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體系，是一種「神話」。尾高的觀點似乎可稍稍平息一下來自歐美的敵意和怨氣。

  自1989年開始，隨著東西方冷戰結束趨勢的明朗化，日本在國際中的位置發生了變化。如所周知，日美關係進入了戰後以來不曾有過的緊張狀態。就在這前後出現了來自歐美的「日本批判」風潮，認為日本是與「歐美原則」不同質的國家。由於日本人不尊重民主主義、個人主義公平的市場體系等「國際通行的規則」，因而不能以正常的原則與日本競爭，否則，歐美人肯定會失敗。美國在提出封鎖、孤立日本政策的同時，要求日本改變「日本結構」。由於前蘇聯和東歐的變化，使歷史上的「歐美中心主義」再次復活，90年代以來，歐美對日本文化獨自性批判的實質是要求日本遵守歐美的原則，進而試圖重新將日本納入西方文化體系。其實本書所述的日本文化論基本上也是以歐美文化為參照系而展開的。

  如上所述，戰後日本文化論經歷了若干個階段，學者們的研究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觀點，不僅為日本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啟示，而且為宏觀的文化學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養料。但是不能否認，對日本文化的褒貶始終是隨著日本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日本國內外形勢變化而變化的，即大多是試圖用文化研究來說明當時日本社會的狀況。這種以今論古的逆向研究的思維方式，似乎是學者們在論述日本文化時的一個難以逾越的誤區。從日本文化否定論和相對主義文化觀的時期看，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開放型的日本文化論，而日本文化肯定論時期則表現出文化封閉的趨向。然而正如加藤周一指出的：日本文化的純化，必然是重複失敗的歷史。另一方面，歐美在批判日本文化特殊性的同時，又試圖將歐美的原則強加給日本，這又從相反的方向不恰當地強調了歐美文化的合理性。事實上歐美原則並不能代表整個人類文化的普遍性，將來人類文化的發展方向應該是集各民族文化中的優秀部分融合而成的世界性文化。就日本文化的發展而言，今後的課題大概是要在世界性文化和日本文化特殊性之間尋找平衡。

  不可否認，戰後對日本文化評價從否定開始又回到否定的研究歷程，為日本文化和日本學研究積累了大量的學術成果。另一方面，這個研究歷程似乎也為日本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教訓，即從理性的學術研究和文化健康發展的角度看，對日本文化特殊性的片面的、孤立的肯定或否定，大概都是於事無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