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本文化肯定論

  60年代被認為是世界性經濟成長的時代，自1964—1973年的十年間，日本平均年經濟增長率為10. 2%。這與美國的4%、英國的3. 1%、法國的5. 6%、德國的4. 7%相比，可謂遙遙領先[9]。由此日本人完全抹掉了戰敗國的形象，經濟增長、生活富裕、政治的相對安定，促使日本人產生了強烈的文化優越意識。此前雖然通過「比較文明論」的研究，肯定了日本在世界中的位置，而此時的日本文化論，更進一步要求確認，是「日本文化結構的優越性」支撐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自1964—1983年約20年的時間，是對日本文化特殊性肯定的時期，也是日本文化論、日本人論在國際範圍內的盛行時期，或者說是國際「日本學」的形成時期，日本內外出現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日本論。

  1964年日本社會人類學家中根千枝發表了題為《日本式社會構造的發現》的論文[10]，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該論文的主題是要解釋日本人的「集團主義」原理，及其這種原理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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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根認為，日本人的集團及組織原理是「縱式」的，它包含著若干個決定性的要素，即：對「場」的重視；集團的全體參與；縱式組織的人際關係。中根通過對日本社會集團的分析，提出了與等級資格社會論相對的「場」的社會，和與「橫向」的集團組織原理相對的「縱式」社會原理，並以此說明日本社會集團的形態。中根千枝強調「場」是日本社會集團的特色，個人在社會中的身份定位，與資格相比，更重視「場」[11]。即認為，無論在公司，還是在大學裡，個人的資格是第二位的，日本人並不認為自己是客體，而是經常說「我的公司，我們的公司」，並認為自己即是公司的主體，它顯示了日本傳統的「家」的觀念。比如，將與本家族毫無血緣關係的外人作為家族的繼承者，不會帶來任何疑問，就是重視「場」的緣故。通過這種「場」和「集團一體感」生成的社會集團的組織關係（上下級關係等），被稱為「模擬親子」的縱向關係。為了加強集團的凝聚力，重視強化成員之間的一體感，強調集團意識。由此產生了「內」與「外」的意識和維護命運共同體的向心力。其結果形成通過全體成員「全面參與」的形式，即由集團意志決策的慣例。在日本社會裡，這種縱向關係比橫向關係（一些身份相同的人結成的社會組織，比如工會、學術團體等）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日本的跨行業工會與歐美相比，就形同虛設）。中根的結論是：絕不能簡單地將「縱式」的人際關係看作是封建性的，而且恰恰相反，它為日本現代化做出了貢獻。

  中根千枝對「縱式」社會集團並非一味褒揚，也曾指出一體感帶來的弊端，即排外主義和理性的欠缺。但是，中根的理論被日本人進行了極端的理解，認為「縱式社會」理論全面肯定了日本的集團主義，而集團主義又是日本現代化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這種看法成為後來作為渲染「日本式經營」的理論基礎。尾高邦雄《日本的經營》（中央公論社1965年），可視為這種理論的代表。當時的一些美國學者將日本企業中的「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工資制」「溫情福利制」「集團意志決定和集團責任制」等做法，看作是一種「家族」式結構，將其評價為前近代的、封建的、非合理的。而另一方面，又認為正是通過這種非合理的日本式經營和西方的生產技術相結合，產生了驚人的效果。[12]針對美國人的觀點，尾高指出：集團主義是在江戶時代已然形成的傳統，不能用西洋的尺度而將其指斥為「前近代的」「封建的」的因素，並認為日本式的經營傳統在現代社會中具有積極的方面，從而支持日本企業中的集團主義結構。與此同時，尾高還批評說：美國人提出的日本封建關係與西洋生產技術相結合的理論是走過了頭。[13]此後，「日本式經營論」作為「日本文化論」的變型而不斷面世。

  進入7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頂點到來，和其後日本社會穩定發展局面的形成，日本人萌發出經濟大國的意識，認為自己已經跨入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基於這種自我認識，日本文化肯定論的趨向，愈發明顯。其間的代表作有土居健郎的《「矯情」的構造》（弘文堂1971年），木村敏的《人與人之間——精神病理學的日本論》（弘文堂1972年）。這兩部著作與前不同的特徵在於，它們的作者提出了基於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日本社會文化論」。

  土居的著作一經發表，便立即引起世人的矚目，成為一大暢銷書，「矯情」一詞也成為當時的流行語。土居基於長年臨床精神治療的經驗，通過觀察分析日本人的兒童教育方式，看到了其獨特的社會化過程，即日本人出生以後以母子親情為基礎的人際關係。土居認為幼兒對母親的依賴是這種關係的核心，而且日本人成年以後，在家庭內外仍然繼續求取依賴母親那樣的精神上的安定感。即使在社會集團內部，上下關係也是通過模仿母子親情關係而形成的，上下關係在於培養感情，即精神的安定感。土居認為，日本人的心性和人際關係的基礎是「矯情」，它是「被動的愛的需求」，即依賴性。這種「矯情心態」是「幼兒型」的，但是，這種「幼兒型」並非沒有價值，「義理人情都是棲息在矯情之上的」，「矯情心態」作為諸多文化價值的原動力在發揮著作用。土居通過與西洋人的「自立」相比較，指出「矯情」是日本人的心理特徵。雖然土居認為「矯情心態」屬於非邏輯的、閉塞的，但它又是「尊重無差別的平等、是極其寬容」的，對於日本人的社會關係、集團來說它具有積極的、值得肯定的意義。首先「矯情」對於兒童的成長來說是必要的；其次，在日本人的人際關係中「矯情」起到了一種潤滑劑的作用，而且保障了精神生活的健康。

  戰後初期曾對日本人缺乏自立意識進行過批評，即認為它應該屬於日本文化中被否定的因素，而土屋的觀點可以看作是對以前觀點的否定。

  木村敏的《人與人之間》同樣是基於臨床經驗的論著，而且將土居的論點又向前推進了一步。木村是在與西方人的「自我」意識相比較的過程中，論述了日本人的「自我」。根據木村的說法，日本人的「自我」與西洋人的「自我」是不同的，它不是確定的個人主義的「自我」，也不是恆常的固定的主體。西洋人的「自我」雖然也是在人際關係中培養起來的，但結果是重視自己的獨立性、自己的本質，並且保持著恆常的連續性。而日本人的「自我」是在自己與他人之間共同的生活過程中，根據具體情況，變換自己的位置，而不能獨立的存在，即日本人只有在與他人的關係中的自己。「在日本式的思考方式中，自己是誰、對方是誰，這是要由自己和對方的關係來決定的。在考慮個人之前，首先要考慮人際之間的關係」，或者說我是誰、你是誰這樣的問題，絕不是靠個體本身決定的，它是根據「我」與「你」之間，即人與人之間的具體情況，而經常被重新規定的。上述即是木村所說的西洋的「自我」與日本的「自我」的根本區別。木村並沒有專門評價作為「現代化絕對前提」的西洋式的個人主義，但似乎對日本人的「自我」形式作了積極的評價。

  1977年濱口惠俊出版了《「日本方式」的再發現》（日本經濟新聞社1977）一書，似乎更加「旗幟鮮明」。他認為日本人雖然沒有把西洋式的個人主義作為理想，但是這絲毫不妨礙現代化的生活，毋寧說在人際關係越來越加強的社會裡，日本方式被賦予了適合美好生活的前途。濱口認為人們所說的與西洋個人主義相對照的不是集團主義，而應該稱為「間人主義」。所謂「間人主義」是與個人主義、自我中心主義相反的「相互依存主義」「相互信賴主義」。濱口還以各類例證作了細緻的分析，認為本尼迪克、賴肖爾等從「外部」理解日本是膚淺的，指出日本文化不是來自外部的「模板」，而是自發的、積極的日本方式的「獨自性」。按照濱口的說法，日本現代化的成功是依照「日本模式」進行的，因而，不應該以「歐美模式」為標準來評判日本現代化的成敗，從而表現出強烈的「日本文化肯定論」。

  「縱式社會」「矯情心態」「間人主義」等概念，被日本人廣泛深入地用於表現日本文化的「獨自性」和「卓越性」，以至於成為日本人的精神依託，「鼓舞」了這個經濟大國的人們。

  1979年作為村上泰亮、公文俊平、佐藤誠三郎共同研究的《作為文明的家社會》一書，試圖對有關「近代」問題進行社會科學的全方位的把握。該項研究的第一個主題就是「個人主義」和與其相對的「集團主義」問題，提出：「在探索今後發展道路問題時，著眼點不應僅放在歐美型的個人主義文化，而必須考慮其他各種各樣的可能性。」[14]該書還認為，作為產業化必要的價值觀，集團主義似乎比個人主義更具有適應性。日本之所以達成現代化與產業化，是因為日本社會的「家族型組織原則」具有一種柔軟的適應性，尤其是像企業等「中間集團」，為實現現代化發揮了卓有成效的作用，這是貫通全書的主要論點。

  作者們針對在現代化問題上的「西歐中心主義」，明確地提出了包含日本在內的多系統並行發展的主張，並提出，集團主義與現代化不僅不對立，而且將在今後的世界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作者們指出，今後的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新的系統乃至方式，既不是純粹的個人主義，也不是純粹的集團主義，而是某種「複合型」。為達到這種「複合型」，日本社會可能比歐美社會居於更有利的地位。這項共同研究可以看作是日本文化肯定論的理論性概括，即認為日本現代化的實現不是西歐化的過程，而是一種其他的形態。作者對一些問題雖然尚有某些保留，但基本上認為日本是在特有的集團主義社會體系之下達成現代化的，並濃烈地表現出希望日本創造出超越歐美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由此，以前被認為是反民主的、反近代的「日本社會的家族式結構」，被認為是更為適應今後社會發展的社會原理。以該書的出版為界，有關日本文化肯定論的各類論著紛紛出版，因而七八十年代之交，可作為日本文化肯定論的頂峰時期。在這種輿論的影響下，對「日本式經營」的讚美也達到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