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科舉制與長子繼承制

  中外學界對科舉制度多有論說，且褒貶各異。筆者無意對科舉制度進行總體評價，但就西學發展而言，科舉制度的影響應是負面的，它的存在決定性地限制了西學的普及。

  先節錄一段利瑪竇的議論：

  在這裡每個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學領域成名的（指通過科舉考試做官）沒有人會願意費勁去鑽研數學或醫學。結果是幾乎沒有人獻身於研究數學和醫學，除非由於家務或才力平庸的阻撓而不能致力於那些被認為是更高級的研究。鑽研數學和醫學並不受人尊敬，因為它們不象哲學（指儒學）研究那樣受到榮譽的鼓勵……這一點從人們學習道德哲學深感興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這一領域被提升到更高學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實際上已達到了中國人幸福的頂峰。[148]

  這段議論確實切中要害。自從唐代科舉制度定型以來，科場及第便成為一般讀書人進入仕途、盡享榮華、耀祖光宗的唯一途徑。宋真宗的《勸學詩》可謂勸「士」良言：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否能取得功名及社會地位的高低成為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唯一標誌。即使是希望實現自己政治主張的仁人志士，也只有闖過這道關卡才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抱負。普天之下無論是有志於治國平天下的君子，還是窺伺財富的貪婪小人，都可以通過科舉及第而達到相應的目的。在科舉制度的引導下，對沒有功名的人來說，研習西學實在是太「奢侈」了，因而很少有人在這個沒有收穫的領域裡投資。看一下明末西學派們的社會地位便可一目了然。西學大家徐光啟為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李之藻官拜光祿少卿，楊廷筠為京兆尹，王徵任山東僉事，且都取得進士功名。可見，西學派的主力都是功成名就的在朝士大夫，而布衣之士則屬罕見。看來，科舉制度確實是阻塞了社會向西學輸送人才的途徑。

  本章節來源於𝘣𝘢𝘯𝘹𝘪𝘢𝘣𝘢.𝘤𝘰𝘮

  日本江戶時代不設科舉是幸運的，而且作為批判對象的士農工商等級制度和長子繼承制度，反而為蘭學的成長提供了人才資源。

  德川幕府為保持作為其統治基礎的武士階層的穩定性，在規定四民制度的同時，還實行武士階層的長子繼承制，繼承的內容包括武士身份及與其相應的俸祿。幕府通過這種制度，用以防止因武士家產的分割繼承而使武士階層貧弱化，以致於動搖幕府的統治基礎。有些「百姓」甚至工商階層，也實行長子繼承制。在四民等級制度和長子繼承制度下，不僅武士以外的等級被排斥在仕途之外，即使是出生於武士家族，如果不是長子也沒有繼承武士身份及相應俸祿的資格，他們必須自謀生路。[149]

  另一方面，被剝奪繼承權的武士後裔雖然沒有進入仕途或繼承家業的資格，但同時他們也無需為獲取這種資格而耗費精力。在某種程度上說，非長子的武士子弟們的人生選擇是相對自由的，他們無需掌握作為武士所必備的儒學修養和其他技能，因而也擺脫了身份上的束縛。這些被排斥在仕途和家業繼承之外的人們，在人生設計上有更廣闊的選擇餘地，而研習蘭學便成為他們立身出世的路徑之一。據筆者粗略查閱，著名蘭學家中，明確為非長子的有：杉田玄白（三子）、高野長英（三子）、吉田長淑（三子）、小關三英（次子）、稻村三伯（三子）、本多利明（次子）、帆足萬里（三子）、福澤諭吉（三子）等。

  蘭學是從醫學領域開始的。在蘭學家中，不少人依靠他們掌握的西方醫術開設診療所，將蘭學知識轉化為他們的生存手段。此外，幕府設立蘭學研究機構的目的雖然在於壟斷蘭學，但實際上，蘭學家們利用幕府提供的資金可購入大量各類荷蘭書籍，從而擴大了蘭學研究的領域。更重要的是幕府對蘭學的認可，又開通了一條入仕的渠道，客觀上鼓勵了民間研習蘭學的熱情。此外，在全日本200多所藩校中，有77所藩校開設了天文、地理、化學、物理、數學等蘭學課程。[150]藩校所設蘭學課程一方面使更多的日本人能夠學到西方科學，另一方面，由於需要大量蘭學教師，也為蘭學家提供了生活來源，進一步刺激了人們研習蘭學的積極性。「蘭癖大名」對蘭學家的需求也是吸引人們從事蘭學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聚集在渡邊華山周圍的高野長英、小關三英、幡崎鼎等著名蘭學家服務于田原藩可為典型事例。甚至作為幕府通緝犯的高野長英，居然受聘於宇和島藩主伊達宗成，並為鹿兒島藩主島津齊彬翻譯荷蘭書籍。總而言之，學習蘭學是當時前景不錯的選擇，於是民間蘭學教育應運而生。在民間，以江戶、大坂、京都、長崎為光源，形成了輻射日本各地的民間蘭學塾。大批蘭學塾的興起，說明蘭學已被納入社會的教育系統，成為普及蘭學的重要而穩固的社會基礎。正是由於這種良性循環，使蘭學不斷發展，形成了與儒學、國學並駕齊驅的三大學問之一。

  由於嚴格的長子繼承制及四民等級制度關閉了許多人進入最高統治集團的大門，所以蘭學家們才可以安心從事「形而下」的科學研究，使蘭學逐漸成為一種專門職業。蘭學家們特定的社會地位，使他們成為以科學研究為目的的專職科學家，並形成一個較有影響的社會階層。而在中國，科舉制度幾乎將所有知識人盡攝囊中，中國的知識人除非功成名就，是很難下決心加入研究「形而下之技藝末節」的西學行列的。由於科舉制度的存在，決定性地制約了中國社會為西學提供人才的機制，中國最終沒有形成日本那樣規模化的西學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