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日近代史的宿命

  恩格斯在評價近代歐洲科學革命時說：「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139]他又在論述18世紀歐洲自然科學時精闢地指出：「科學和哲學結合的結果就是唯物主義、啟蒙時代和法國的政治革命。」[140]我們看到，日本知識層自江戶中期以來通過蘭學研究，已經大體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學的新成果，並誘發出山片蟠桃以大宇宙理論為基礎的唯物論和司馬江漢的平等主義社會思想，乃至渡邊華山的社會批判意識及社會變革思想。至幕末，面對列強壓境的險境，主張閉關自守的儒學和盲目攘夷的國學都因其不合時宜而無能為力，歷史證明了這些學問已無法使日本渡過民族危機。唯獨洋學系學者們審時度勢，提出了打開國門學習西方而變革日本社會的激進思想，最終通過明治維新使日本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至此，日本完整地經歷了上述恩格斯描繪的歷史邏輯發展的歷程。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並非只有少數蘭學先覺者勉為呼號，他們的先進思想還通過人數眾多的中間層，即蘭學塾塾生們傳遞給日本社會的最基層。如前所述，至幕末，僅據有案可查的各蘭學塾名簿粗略統計，這些塾生就達9000餘人（附表）。如果再加上幕府其他洋學機構和諸藩校的洋學科培養的學生，在幕末接受過洋學教育的人數至少當在萬人以上。蘭學人才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如前所述，自杉田玄白時代以來，就已經形成了一個普及蘭學的網絡。蘭學通過蘭學家之間跨地區的交流和蘭學教育活動，廣泛地輻射到日本各地，至幕末這種趨勢更趨明顯。

  著名蘭學塾一覽表[141]

  再從洋學成果看，第四章所列舉的譯述者人數及各類譯述書籍數量，在當時歐美以外的國家中，足以令人瞠目，蘭學的發展已經鑄就了一個以蘭學為專門職業的社會群體。由此也可窺見，明治維新初期大規模吸收西方文化的運動，絕非日本民族一時的心血來潮，明治政府「求知識於世界」的口號正是蘭學百餘年積累、發展的自然結果。如果說明治時代是日本近代化的起飛階段，那麼，江戶蘭學就是為其起飛預設的跑道。如果能正視這種因果傳承，那麼對日本近代的「飛躍」就不會覺得神秘莫測了。

  在中國，由於早期西學的先天不足，使得林則徐開創的近代西學的發展十分緩慢。即使在鴉片戰爭中「亡羊」之後，中國人仍不思「補牢」。魏源《海國圖志》的命運，即是明證。魏源於1842年編成《海國圖志》50卷，1852年增至100卷，全書約90萬字，並附地圖75幅。書中介紹了五大州幾十個國家的歷史地理和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尤其是關於戰艦、火器的生產技術。該書還總結了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及海防戰略，提出了著名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戰略思想，斥責了頑固派反對師夷的論調。這是中國人自己編纂的第一部關於世界知識和海防戰略的百科全書，也是醫治當時清廷病痛的一劑良藥。只可惜魏源太少，能夠認識《海國圖志》價值的人，也寥寥可數。在此期間，還有梁廷枏撰《英吉利國記》（1844）和《海國四說》（1846）、徐繼畲著《瀛寰志略》（1848），介紹英美情況，然而，在當時的中國，更是知之者無幾。時至1879年，王韜與日本人談及魏源時仍然慨嘆：「師夷一說，實倡先聲，惜昔日言之而不為，今日為之而猶徒襲皮毛也。」[142]

  然而，該書百卷本出版當年的1852年即傳入日本，且廣遇知音。據統計僅日本開國之初的1854-1856年間出版的《海國圖志》選譯本就達21種[143]。《海國圖志》不僅為幕末洋學注入了新的養分，而且激發了日本一代志士。對於這一現象，似乎只能做出如下解釋，即日本由於具有較為深厚的洋學基礎，因而能立即認識到該書的價值。當時，日本儒學家鹽谷宕陰（1809-1867）在《翻刻海國圖志》序言中曾寫到：「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獨為默深（魏源的字）悲，而更為清主悲。」《海國圖志》在中日兩國的不同命運，再一次證明了中日兩國西洋學基礎差異所帶來的歷史影響。

  

  於是便出現了前述1862年福澤諭吉與唐學塤對談中500∶11的橋段。唐氏所舉數字雖然不盡準確，但兩國在這個領域的巨大差距確實存在。其時，近代西學已由新教傳教士傳入中國，而且傳教士偉烈亞力、傅蘭雅與中國數學家李善蘭、華蘅芳合作開始翻譯西方科學書籍。然而，其翻譯過程仍然是由傳教士口授，中國人筆述的形式。顯而易見，此時的中國西學，與日本江戶時代蘭學家獨立自主地運用西方語言研究西方科學的蘭學，實不可同日而語。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雖然出現了不少與洋人打交道的「通事」，但這些人與他們的日本同行難以相提並論。馮桂芬曾對這些通事做過評價：

  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於所謂通事者，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上海通事甚多，獲利甚厚，遂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廣州寧波人居多，其人不外兩種，一為無業商賈，凡市井中游間跅弛，不齒鄉里，無復轉移執事之路者，以學習通事為逋逃。一為義學生徒，英法兩國設立義學廣招貧苦童稚，與以衣食而教督之市兒村豎，流品甚雜，不特易於湔染洋涇習氣，更出無業商賈之下。此兩種人者，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惟藉洋人勢力，狐假虎威，欺壓平民，蔑視官長，以求其所欲。[144]

  可見，這些通事非「無業商賈」即「市兒村豎」。顯然，這樣的通事是無法為中國近代西學提供有用的西方知識的。針對這種狀況，馮桂芬提出：

  夫通習西語西文……勢所不能少，與其使市井無賴能之，不若使讀書明理之人能之。前總理衙門文，新設同文館……聘西人教習諸國語言文字，與漢教習相輔而行。此舉最為善法，行之既久，能之者必多……然後得西人之要領。[145]

  然而，大學士倭仁仍在反對科舉正途人員入同文館，並反對同文館以洋人為師。魯迅曾不無遺憾地描述了清末一般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態度：「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更加倍地奚落而且排斥的。」[146]當時人們對西方事物的這種鄙夷態度，造成了清末一般文人政客閉目塞聽。

  由上述可知，日本依靠洋學積累起來的西方知識和對世界發展大勢的了解，在伯理叩關民族興衰的緊要關頭順應歷史發展方向，迅速選擇了開國的道路。進而實現了明治維新，終於走上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較早地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厄運。相反，中國在這一歷史時期積累起來的，是對外部世界的麻木和對西方社會發展的無知。而且，這種麻木與無知又延宕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文化是伴隨著武力征服以強制方式進入中國的，這自然要引起中國人民對西方文化的憎惡感。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中國的西化之所以不順利不徹底，其中最特殊的一種原因就是西方文化傳入的時機與方式。西方文化是隨著武力上的勝利以強迫的方式輸入的。這對中國的西化或現代化來說，實在是很大的不幸。因為這樣一方面使得中國驚懼倉惶不知所措，一方面使中國在羞辱之餘，對西方文化產生反感與憎恨；這種不正常的心理一直難以消除。」[147]這種情結使得中國人學習西方先進文明變得愈加困難。

  日本通過百年蘭學階段，對西方文化是在和平的交往中逐漸適應的，因而沒有形成中國人那樣的心理負擔。日本在面臨伯理叩關時雖曾一度混亂，不過那只是暫短的選擇遲疑，隨即便興起了學習西方的浪潮。而對中國來說，西學萎縮以致中斷之後，便針對西方文明形成一座高高的天然堤壩，阻絕了與西方文化的溝通。而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文明的湧入，對中國人來說如同洪峰決口，人們在慌亂中無所措手足，不可避免地造成巨大災難。相比之下，伯理叩關對日本人而言，只能算作一次浪潮來襲。換言之，西方文化是經過延綿百餘年的涓涓細流而滲入日本的，而對中國來說，積蓄了百餘年的巨流是一次傾瀉而下。由此看來，面對西方殖民者的挑戰，中國人之所以反應遲緩，應是歷史之使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鴉片戰爭的屈辱不僅僅是近代中國落後的開始，也是此前無視西方文化的結果。正所謂「事所必至、理有固然」。馮友蘭先生曾追究中國人究竟是「能之而不為」還是「為之而不能」，筆者認為答案應是：西學衰落時期，是「能之而不為」；而到鴉片戰爭失敗以後，在相當一段時間裡則是「為之而不能」了。

  在上述背景下，曾為世界文明增添無數文化碩果的中國，不得不為追趕由自己奠立的文明而付出數倍的艱辛、努力和無以數計的慘痛代價。中國近代西學的發展顯得步履蹣跚，至19世紀末，學習西洋的範圍仍被限定在軍事技術和產業技術領域。作為其結果，甲午戰爭中，清朝艦隊不可謂不強，結果卻是中方慘敗。至此，中國人才終於明白僅效法西洋的皮毛是無補於事的，好不容易才導出了要求更大規模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百日維新。由林則徐創始的近代西學發展到康有為、梁啓超的變法運動，竟然蹣跚了近60年，且又旋即失敗。不得不承認，中國早期西學的先天不足，決定性地延宕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成為近代中國落後的一個關鍵性癥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