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緊迫的時代

  對中國來說，更不幸的是上述逆轉恰恰發生在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關頭。如果說16、17世紀之交的科學史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還沒有充分顯露出來的話，那麼以後的歷史就完全不同了。「17世紀下半葉，不僅科學史而且整個社會和文明的轉折都變得明顯了，這種變化接踵而來……現代文明正以明顯的方式初見端倪。」[127]在17世紀中葉以來的歐洲，近代科學體系不斷完善，進入發展的高峰期。

  18世紀對中日兩國來說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在這個時期，科學的意義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顯得更加重要，因為在稍後的歷史中它足以使一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隨著這種文明的發展，「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這句話中的文學Liteatur一詞是指科學、藝術、哲學等方面的書面著作——原書注）形成了一種世界文學。」[128]這種「世界文學」促成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惡性膨脹。在這種膨脹的驅使下，西方殖民者以極其野蠻、原始的方式將這種新文明濫用於對其他發展滯後民族的掠奪，全世界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它預示著各古老文明的歷史光彩已成為過去，無論哪個民族，要想使自己不被歷史拋棄，就要正視並積極採用這個新的文明。迎接這次挑戰的成功與否將決定著非西方各民族的近代命運。既然地域性的傳統文明已經難以為繼，那就要看哪個民族，尤其是尚未被殖民地化的民族能搶先把握住這個機會，以接納這種「世界文學」。

  在論及蘭學以前的日本科學時，日本學者認為：「近世以前，在日本文化中科學思想是極其稀薄而貧困的」[129]；就科學史而言，只有可稱為日本最早的地理著作《風土記》和最早的現存醫書《醫心方》，除此之外，至沙勿略抵達日本之前，都是空白[130]；「日本古來幾乎沒有稱得上科學的東西，是蘭學使日本人開始接觸科學。」[131]日本通過近百年的蘭學活動汲取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新成果，蘭學研究不僅使日本人及時地將歐洲科學革命以來的成果大體引入日本，而且還接觸到西方近代理性的人文思想。同時，也了解了世界發展大勢，生成了促使一個民族發展的危機意識，樹立了面對現實的科學對外觀。這一切使日本人省悟到，要繼續健康地生存下去，就必須順應時代的潮流。蘭學成為江戶時代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中介，進而吸納了馬克思所講的「世界文學」，完成了至關緊要的歷史性積累，在科學技術和觀念上為明治維新後全面走向世界奠定了歷史性基礎。

  中國西學恰恰在這個歷史轉折期走向衰落，失去了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機會，以致於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反而出現了倒退。本來在《明史·意大里亞傳》[132]中是承認利瑪竇所述五大洲之說的，雖然認為「其說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信不誣也」。而乾隆年間編修的《清文獻通考》則稱：「至意大里亞人所稱天下有五大洲，蓋沿於戰國鄒衍裨海之說，第敢以中土為五洲之一，又名之曰亞細亞洲。而據其所稱第五洲曰墨瓦蠟泥加洲者，乃以其臣墨瓦蘭輾轉經年忽得海峽，亘千餘里，因首開此區，固名之曰墨瓦蠟泥加洲。夫以千餘里之地，名之為一洲，而以中國數萬里之地為一洲，以矛刺盾，妄謬不攻自破矣……彼所稱五洲之說，語涉誕誑，則諸如此類，亦疑為剿說。」[133]阮元雖然承認湯若望「其術試驗於天」，但卻判定哥白尼的學說是「離經叛道，不可為訓」[134]。此時知識界對西方科學的態度，正如梁啓超所言：「乾嘉學者視同鄒衍談天，目笑存之而已。」[135]

  由於在這關鍵的歷史時期缺乏對近代西洋文化的了解，致使中華民族學習先進文明的熱情急劇冷卻，對外部世界變得孤陋寡聞。乾嘉學派學術成果雖然令人驚嘆，但是，它畢竟被限定在訓詁考證的天地里，放棄了對現實社會的責任感。看來乾嘉學人是無法應付近代西方文明挑戰的。這期間，不但中國科學遠遠落後於西方，而且幾乎與所有西方事物絕緣。中國終於喪失了對外部世界的正確判斷力和反應能力。鴉片戰爭期間雖有林則徐等開明官吏通過積極了解西洋而捍衛中華民族的尊嚴，但終因西學基礎薄弱而歸於失敗。反觀日本，蘭學家們確實走到了時代的前面。他們在西方還沒有以武力入侵遠東的時代，主動、和平、從容地學習西方，為日本積累了近代文化。正如西方學者所說：「當我們談到西方文明在近幾代正在被傳到像日本這樣的東方國家時，是指17世紀後半期以來正在開始改變西方面貌的科學、思想方式以及所有文明工具。」[136]由此，日本在「資產階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滅亡的話……採取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137]的重大歷史關頭，後來居上，遠遠地走到了中國人的前面。而中國「到近代一醒來看時，資本主義的文化已經發展到最後的階段，我們就竭力的追也追不上了」。[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