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再興與萎縮

  郭沫若曾做過一個假設：「中國文化在明末就已經與西歐文化接觸，假如聽其自然發展下去，三百年間，當然可以發展出一個東西來。」[121]周一良也認為：「耶穌會士東來傳教，同時帶來了當時西方先進的算學、天文、地理等學問和工藝技術。如果這些學問不受阻礙繼續傳播，發揚光大，中國的歷史面貌可能與今天大不相同。」[122]就當時情形而言，中國科學確有進入近代科學階段的可能性。然而，遺憾的是，就在此時，發生了北京朝廷與羅馬教廷之間的「禮儀之爭」。對中國西學而言，此次事件可謂不祥之兆。

  

  就在中國發生「禮儀之爭」之際，日本幕府下令放寬了漢譯西書進口的範圍，而漢譯西書恰恰是蘭學興起的一個重要契機。如前所述，在洋書緩禁之前，已有不少漢譯西書流入日本。緩禁之後，諸如《崇禎曆書》《西洋新法曆書》《歷算全書》《曆象考成》《天經或問》等天文歷算書籍源源流入日本。至《解體新書》出版前夕，仍有漢譯西書輸入。明和八年（1771）唐船輸入書目總計18種，其中包括《天學初函》中的《西學凡》《泰西水法》《幾何原本》《畸人十篇》等。[123]漢譯西書的公開傳布，大大刺激了日本人對西方科學的興趣，為吸收西方文化打開了大門。在《解體新書》出版之前，日本人大多是靠這些漢譯西書了解西方科學的。漢譯西書為西洋科學在日本的普及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例如艾儒略的《職方外紀》便是蘭學家了解西方世界地理學的必備書，《解體新書·凡例》稱「斯書所直譯文字，皆取漢人所譯西洋諸國地名，而合諸和蘭萬國地圖相參勘，集以譯之，旁書倭訓以便讀者也」。[124]由於德川吉宗實行書籍緩禁政策，當年被驅逐的南蠻文化中的南蠻科學重新被請回日本。換言之，中國西學為日本蘭學的發展提供了知識上的儲備。

  在中國，西學反而因康熙的後繼者雍正、乾隆對西方科學缺乏熱情而急劇萎縮。1774年杉田玄白出版了象徵蘭學興盛標誌的《解體新書》。而就在這前一年的1773年，耶穌會被解散，致使中西文化交流也成無水之源。這兩個年份所發生的上述事件是繼1720年之後，為西學衰落和蘭學興起的又一個重要的階段性標誌，甚至可以說最終預示了中日兩國近代的命運。

  歷史進入18世紀90年代。1792年，俄國使節拉克斯曼為要求通商而來到日本。幕府老中松平定信做出了積極的反應，親自指派官吏廣泛搜集洋書，以學習西方之「理」，由此產生了民族危機感。再看1793年發生在中國的事件。英國政府為把中國納入其世界貿易體系，派使團前來北京。7月，英使馬嘎爾尼乘「獅子號」軍艦於大沽登陸，9月在避暑山莊謁見了乾隆皇帝，獻上洋槍和當時英國首號巨艦的模型，之後提出了關於通商的六項要求。對此，乾隆的答覆是：「天朝撫有四海，萬國來朝。爾國王惟當永矢恭順……共享太平之福。」[125]可見，乾隆對英國的外交意圖了無所知，英使遞交的國書被看作是「貢表」，而上述禮物則被稱為「貢品」。在乾隆眼裡，英國是同所有傳統夷狄番邦同等的朝貢國，並沒有察覺到第二輪西歐衝擊已經開始。

  在這次歷史性考驗面前，日中兩國的反應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當然，其結果也是不言自明了。正如郁達夫曾經精闢地指出的那樣：「生於憂患，死於逸樂，這話確是中日兩國一盛一衰的病源脈案。」[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