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禁教與求師

  在第一階段，中日兩國吸收西方文化的目標是不同的：日本是宗教的，中國是世俗的；日本注重貿易利益，中國憧憬科學價值；日本可稱天主教時代，而中國則是以吸收西方科學為主要對象的西學時代。雖然南蠻文化時代也曾有西方科學知識隨傳教活動被夾帶進日本，但是，就其規模和對當時知識界的影響而言，是無法與當時的中國相比的。如前述德富蘇峰語：「在當時日本的20萬耶穌教信徒中，能夠達到象李之藻翻譯《西學凡》那樣學力的人，一位也沒有。」而且隨著德川幕府嚴酷的禁教政策，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南蠻文化也倍受打擊而冷卻下來。

  在第一階段的中國，西學派士大夫和明末清初歷代皇帝對以耶穌會傳教士為主的傳教活動以及與之俱來的西方科學文化，保持了冷靜的態度。至1720年康熙因「禮儀之爭」而禁止天主教，其間雖發生過南京教案和欽天監歷案，但後來都予以平反。總的說來，傳教士受到了公正的待遇。明末，徐光啟等開明士大夫本著「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法有可采，何論東西」的求知精神，對西方科學技術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並虛心就學於傳教士，成為西學重鎮。徐光啟不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知識，而且通過細心揣摩，身體力行，察覺到西方科學以形式邏輯為指導的定理化方法，以《幾何原本》為代表的演繹邏輯體系。這說明，當時的西學派已經開始在哲學和較為深層的方法論方面，接近西方科學思想的核心。

  請記住𝑏𝑎𝑛𝑥𝑖𝑎𝑏𝑎.𝑐𝑜𝑚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明末清初歷代皇帝，也對傳教士的正常傳教活動採取了開明政策，同時通過傳教士積極地攝取西方科學文化。康熙從實事求是的態度出發，始終將欽天監案限定在科學領域，更沒有華夷之辨的民族偏見。正如阮元所說：「夫歐羅巴極西之小國也，若望小國之陪臣也。而其術誠驗於天，即錄而用之。我國家聖聖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117]康熙對歷案的裁決確實充分顯示了尊重科學的理智態度和泱泱大國應有的風度。在此後的50餘年裡，他對傳教士顯示了寬闊的胸懷，雙方不僅相安無事，而且關係密切。據南懷仁自己記述：「皇帝（康熙）對我表示異乎尋常的好意，確如他自己說的那樣，如同他信賴的密友一般，盼我不離開他的身旁。」[118]康熙甚至把停止迫害山東教徒的諭旨提前給耶穌會士徐日升看。[119]即使在禁教以後，精通天文曆法的傳教士戴進賢雖然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斷的禁教風波，但他本人始終受到朝廷的重用。[120]當然，這時傳入的西方科學技術並非系統的近代科學體系，而且其流傳也還只限於士大夫階層和清代宮廷，但它終究為中國帶來了新的科學知識，防止了盲目自大意識的滋生。

  在這一階段傳教士們帶來的西方文化中，表現為正價值的是科學技術，而他們的宗教觀念大體仍還停留在中世紀的階段。由此，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與西方文化接觸的第一階段，中國做出了正確的判斷和反應。日本禁教前後正是中國吸收西方科學的全盛期，西學派士大夫與傳教士合作譯介了大量的西方書籍，而這些書籍在日本卻被列為禁書。尤其是與羅馬教廷的文化狹隘性相比更充分顯示了康熙的文化寬容。清廷在160年間一直任用傳教士為欽天監監正，體現了名副其實的大國風範，而日本卻沒有這種勇氣和度量。這說明當時中華民族對西方文化的反應能力大大超過了日本。

  令人深思的是，這一時期中國吸收先進外來文化的主體正是作為儒家文化載體的士大夫階層和中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皇帝。一般認為，日本人對外來文化有著與生俱來的興趣，而中國文化則「天生具有抵制外來文化的排異性」。這種先入為主的「定論」，經常影響著學者們在相關研究中的判斷力，以致於形成這樣一種印象，即日本民族是積極攝取外來文化的化身，而中國則是固步自封、頑固抵制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典型。然而，本書的考察，卻提供了一個反證。南蠻文化時代昭示人們，外來文化並非都能順利地在日本生根，它還要適應日本社會本身發展的要求，否則，即使暫時進入日本，最終也難逃厄運。相比之下，經常被人們批判的中國士大夫階層，反而心胸開闊地接納了域外夷狄的「奇技淫巧」。明清時代的西學輸入為人們澄清了一個歷史事實，即當時士大夫階層中的有識之士，非但不像人們不加區別地形容的那樣「冥頑不化」，而且如饑似渴地引入先進的西方科學，而且表現得十分謙虛。甚至高居九五之尊的順治、康熙也將學有所長的傳教士請進宮來作為「宮廷教師」。在這些歷史事實面前，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加區別地指責甚至揶揄我們的先人呢？

  筆者以為，至少不能將此後特定歷史環境中產生的畸形盲目自大意識說成是儒家文化必然的組成部分，這大概又是上述考察的一個意義所在。